实达公司经过十年的发展历程，从25万元的资产扩展为16亿的巨额资产，从由16人组成小公司成长为中国电子百强企业。如此迅猛发展之势正是得益于当时“歃血为盟”的盟约，使之全体成员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创千秋大业。
4.同舟共济，所向披靡
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根筷子牢牢抱成团。困难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团结合作，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所向披靡。
享誉全球的丰隆集团就是郭氏四兄弟联手打造的。
1940年，郭芳枫成立了丰隆公司，最初的丰隆公司是由郭氏四兄弟郭芳枫、郭芳来、郭芳玫和郭芳良合作经营的，经营建筑材料、五金、油漆及橡胶园作业器材。在几个兄弟的精心管理下，公司业务逐步扩大，颇有势头。不料一场战争却使他们陷入困境——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经济一片萧条，公司经营的五金建材更无用武之地。战时，五金建材没什么生意可做，但随着战后重建步伐的日益加快，五金建材市场便火了起来。早在目睹战时百业凋残的情景时，郭氏兄弟就已经看出战后五金建材将十分紧俏，甚至会出现货源不足的情形。因而战争一结束，郭氏兄弟就马上廉价购入战争剩余物资，包括废钢铁、弹壳、弃置的废机器，甚至还有军装、旧鞋等。战后新加坡人民生活条件并没有立刻好转，生活物资紧缺，郭氏兄弟收集的某些剩余物资经过再加工后就成了临时的代用品；战后重建建材的需求量暴涨，郭氏兄弟收购的废钢铁便派上了用场，成为钢铁公司竞相买卖的抢手货。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赚得的巨额利润立即使丰隆公司崛起，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财力基础。
如此发展到1948年，丰隆公司扩大规模注册为有限公司，其下已附属有6家大公司，业务扩展到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已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的着名公司。到1962年，郭氏兄弟由实业转向金融业，正式成立了丰隆金融有限公司，连同原来的企业群，形成了庞大的丰隆企业集团。这个集团以金融为枢纽，以企业为后盾，立足新加坡，面向东南亚，业务远涉欧美。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强手如林的东南亚，丰隆金融有限公司已被认为是组织最完善、规模最大的金融公司，以它为核心的丰隆集团在新加坡的总资产额近40亿美元。1980年，郭氏兄弟以2000万新元的资本成立丰隆基金有限公司，每年以这家公司赢利的80％用于慈善事业，以进一步扩大丰隆集团的影响，提高它的社会地位和企业形象。1982年，又创立丰隆投资控股公司，广邀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加入丰隆智囊团，为丰隆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充电。1983年，丰隆金融集团终于登上世界银行业的第二位。
随着世界各国由战时经济转入和平经济建设，郭芳枫断定战争时期人们被长期压抑的物质追求将随之复苏，并必然促进战后重建步伐加快，世界经济不久将以高速走出低谷，届时将涌现出多个经济亮点，而地皮、房产、建材则是高峰期的热点之最。根据这个预测，郭氏兄弟从1947年起就开始关注房地产业和建材业，准确预测出珊顿道和罗敏申路之间的地带将在日后成为新加坡最繁华的中心地段，于是投入巨资，将那一带有发展前途的地盘一块一块廉价买进，建起了面积35万平方米、楼高45层的丰隆大厦，以及一连片新颖的住宅。而丰隆大厦成为战后新加坡最早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丰隆大厦落成之后不久，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加坡的超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郭氏兄弟的超前之举此时开始体现坐地收利之效，之前收购的地皮和新建楼房的价格一年年攀升新高。到20世纪90年代，有的地皮和楼房已是身价百倍，这成为丰隆集团迅速膨胀的一个强力发动机。
而随着建筑业的发展，水泥等建材成为紧缺物资。郭氏兄弟在从事房地产开发时便看到这一问题。于是他在1957年投入巨额资金，联合三井和黑龙洋灰公司创办了大型水泥厂。经过长达5年的建设，水泥厂正式投产。不出所料，1961年他的水泥产品投放市场时，适逢新加坡房地产发展最旺盛的阶段，水泥一下子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紧俏货。郭芳枫再次搭上了建筑业发展的快车，随着源源不断产出的水泥，钞票也流水般滚进丰隆集团的钱柜。
丰隆集团的事业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壮大，是郭氏四兄弟之间几十年来肝胆相照、竭诚合作、同舟共济的结果。有了这一条件，丰隆集团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当机立断，利用诸多有利条件，作出计划更精密、利润最可观的投资决策。将家庭凝聚力转化为企业原动力，这也是绝大多数闽裔侨商比别人更多地成功于天下的原因之一。
5．与人分享，双方赢利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出门谋生、独闯商海，困难可想而知。徽州人外出经商，时常是同族或同地的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彼此有个照应。他们的经商观念是“利益大家分”。
胡雪岩在做“市面”时有一条金律，就是“市面需要众人围”。其意思是指市场的安定、繁荣与发展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与合作的。从现代的角度来解析胡氏这一金律，就是胡雪岩深刻明示了在做市面、做营销的时候，团队的协作精神非常重要。
现代的企业家，更应注重团队精神的作用。团队成员各方之间的强烈归属感与一体感、成员间的相互协作及成员各方之间的尽心尽力和全方位地投入。
一百多年前的胡雪岩就已经意识到团队精神的作用并在实际的商业运作中给予了实施：
其一是体现在他对自己钱庄和其生意的经营上，他对自己的员工团体关爱有加，特别注重大家齐心协力办事。在与其他同行做生意时注重贯彻互惠互利的双赢理念，更注重大伙儿的团结合作，共同发财。因此胡雪岩的“市面”做得越来越红火。
更能体现胡雪岩“市面需要众人围”的经营理念的一个例子是，他在做上海的市面时，不遗余力地介入朝廷与洋人的争端之中，试图在朝廷与洋人之间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让各方握手言和，团结协作，一起把上海的“市面”做好做大。胡雪岩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深知：上海的市面靠他一个人是做不起来的，需要朝廷和洋人各方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才可以如愿。
胡雪岩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胡雪岩要在上海创下除销洋庄之外的更大的事业。他要在上海设立阜康分号，他要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他要在上海开米行，他甚至还想在上海开戏院、茶楼。不过，所有这些生意，都一定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上海必须要保持繁荣的势头。而要保持上海的繁荣，首先必须设法使上海安定。
但实际情形是，上海此时非常不安定。上海不安定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上海有小刀会起事。当时的上海事实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上海县城，一个是外滩的外国人租界，也称“夷场”。尽管外国人曾经接济过小刀会，租界因此并不受战火影响，但小刀会起事以后占领县城，终成掣肘之患。其二，由于洋人接济小刀会，与太平军从事军火交易，惹恼了朝廷，朝廷于是决定对洋人在上海的生意采取限制，颁布了禁止丝茶运往上海的禁令，并且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增加关税。而洋人好像也在与朝廷较劲，关系弄得很僵。
有这两个因素起作用，上海的进一步安定与繁荣自然也就要受到影响。
不过，这时也不是没有能够加以周旋的余地。能够加以调停周旋的关键，在于事实上洋人和朝廷都不想长久僵持下去。对于洋人来说，假如一定要与朝廷僵持，他们在上海的生意就将全面受到影响，比如现在他们急需的丝茶，因为货源断绝，就只能在上海高价购进。而朝廷主要也是恼恨外国人资助小刀会和卖给太平军军火，才发出禁令。从事实利益来说，如果真正断了洋商的生路，朝廷也断了一道财源，起码关税就要少收很多。禁制之举，实在也是万不得已。
正是因为这些情况，促使胡雪岩要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胡雪岩认为，朝廷与洋人的争端，决不会长久搞下去，洋人自然要受损失，但上海市面也要萧条，最终会两败俱伤。他想要做的是，在朝廷和洋人之间从中斡旋，把彼此发生争端的原因拿掉，叫官场相信洋人，也叫洋人相信官场，“这样子才能把上海市面弄热闹起来”，那时开戏院、茶楼也好，买地皮也好，全会无往不利。
就这样，胡雪岩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决定把自己囤积的生丝尽快脱手。这本来是他准备在销庄的过程中用来控制市场、垄断价格的一批丝。他这个时候脱手，就是要向洋人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因为洋人想要在中国做生意，一般来说还比较重视中国商人的态度。另一件事则是去苏州拜见现任苏州学台的何桂清，想搭上官场的路子，在官场找到人来出面调停。在胡雪岩看来，假如有得力的人出来做这件事，平息朝廷和洋人之间的争端，并不是办不到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雪岩实现了其个人的愿望，让朝廷与洋人同时休战，握手言和，一起协作维持上海“市面”的稳定和繁荣。
以上事情之顺畅，归结到一点，是胡雪岩认识到：“大家只有齐心合作，才能真正地稳定市面，才能够共同发财。”假如各方彼此争斗，不团结，于人于己皆无好处。
无论做人还是做生意，都要像胡雪岩这样具有“分享利润”的意识，才能实现合作双赢的结果。双赢实际上也是现代社会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准则。优秀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充分利用这一人性的特点，与他人分享利益，让他人觉得有利可图，这是其事业成功的一个秘诀。
6．合资经营，抱团打拼
在商业竞争中，往往造成了“同行相妒”，一门生意，同行之间由于经营内容的相同，也就意味着要分享同一市场。对同一市场的分享，也就是利益的分享，因此同行间的竞争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为了各自的利益，同行之间又互相忌妒。以至于由嫉妒到倾轧、竞争，成了同行间的常事。在竞争中或者一方取胜，另一方被迫落水；或者两败俱伤，第三者得利；或者一时难分胜负，双方维持现状，酝酿新的一轮竞争。徽商是非常注意同行间的相互合作的。
随着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商业竞争的加剧，往往需要巨额的资金才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在这种形势下，不但小商小贩独力难支，即便是财力雄厚的富商大贾也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合资经商的现象便应运而生了。尤其是传统的遗产均分制度给当时微商扩大经营规模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往往一个商人经过毕生的努力，积累起巨量的资本成为“上贾”，诸子袭业后，均分产业，每人又重新沦为“下贾”。为了克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们便不得不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徽州商人中，兄弟叔侄之间合资经商的现象最为普遍。
早在明朝中叶，徽商中合资经营的现象就已经存在了。弘治年间，歙人程锁就曾“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各持三百缗为合纵，号日正义……长公（程锁）与十人者盟，务负俗攻苦。久之，业轻骚起，十人者皆致不赀”。万历年间，祁门郑氏兄弟叔侄5人，因合赀贩术，亏折本银900余两而特立文约，规定照股均赔。文约称：“奇峰郑元桔、逢曙、逢春、师尹、大前，原三十九年台伙拼买杉木，至饶造捆，往瓜发卖。不期即遇风潮，漂散捆木，又遇行情迟钝，耽误利息，以致蚀本。今托中鸣誓，将原留买木并在瓜木各名下支银逐一查算明白……共计该银九百余。照原合伙议定分股，以做十二股均赔开派。各照单坐还各名下，再无异言。立此清单五纸为照……”文约中还载明，逢崂、大前的投资额分别占全部经营资本的十二股之五和十二股之四，其余3人各占十二股之一。每股摊赔76两余。足见在明代，等额投资与差额投资两种形式的合资经营制都已为徽商所采用。合资人的权利与义务已采取契约的形式规定下来。这表明当时的合资经营制度已经相当发达。
当时的徽州商人已普遍认识到合资经营对于扩大商业利润所带来的好处，“财从伴生”已成了徽商的共识，“合本求利”已成了徽商常用的做法。为达合本求利之目的，在合资经营制下财务管理制度已相当严密，对投资合股者的权利与义务也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入清以后，徽商合资经营的现象更为普遍。在他们所经营的各行各业中几无不有合资经营的事例。如婺源人程金文之父“与亲友合伙业茶”。董桂照“与兄台赀贩木姑苏”。歙县盐商鲍志桐“与仰山从兄合赀营运……十年累巨万”。婺源人汪启逊“与程某共贾获利，清厘市籍，分无求多”。潘启权“尝与戚某贷资合贾”。程国远“尝偕粤人业茶，共亏金八百”。清末九江已成华茶出口的重要商埠，在该埠“业此项绿茶生意者，系徽州婺源人居多……且多属合股而做”。这种“多属合股而做”的现象大概不仅是九江茶叶生意中特有的现象。
比如，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列强把中国当作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南浔辑里湖丝大量外销，受左宗棠的鼓励“近与俄人谈及伊国意在销售湖茶及川丝、大黄等物，如能办通，亦中国一利源也。”胡雪岩在同治年间也开始做起丝生意。然而胡雪岩对丝业是外行，于是他寻求与居于湖丝产地并对生丝颇为内行的庞云缯的合作。两人携手，资金充足，规模庞大，联系广泛，从而在丝业市场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合作是互惠的，胡雪岩的丝生意得到庇云缯的帮助；反过来，他也向庞云缯传授了经营药业的经验。后来，庞氏在南浔开了镇上最大的药店——庞滋德国药店，与设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关系密切。
胡雪岩生意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得自同行同业的真心合作。胡雪岩的每行生意都有极好的合作伙伴，而几乎他的每个合作伙伴，都对他有一个“懂门槛”、够意思的评价。
从中可见，这都是因为同行之间相互合作的结果。总之，只有克服了“同行相妒”的短浅目光，将眼光放远，舍得抛去目前的利益，与同行精诚合作，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
7．人心齐，泰山移
在1995年7月的《福布斯》杂志上，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被评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个人拥有的资产达到129亿美元。然而你可曾知道，盖茨却是与其好友保罗·爱伦合伙创业的。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盖茨与爱伦所开办的合伙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迅速发展，成为了今天富可敌国的大公司。微软公司的发展与壮大过程，是合伙企业从弱小到强盛的艰苦创业过程，是志同道合的合作，是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的创业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