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认为，领导一个大国家，或者领导一个单位，乃至领导地方的政治，要“敬事而信”，这是很难的。认真做事就是“敬事”，一项职务宁可不接受，既然接受了就要认真履行，现在就有许多地方许多人不敬其事。“信”是使下面的人绝对信服，争取下面的“信”。想要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说了的话一定要兑现。如好的将领，身先士卒就是敬事，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别人也会受感动而信赖他，所以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节用指在经济政策方面要提倡节省。节用是为什么呢？不是为我，而是为“爱人”。第三点“使民以时”，用人时应该把握时间。这个“时”很重要。从军事思想方面来讲，包括的内容很多，所以孙子兵法讲时讲势，也有用势之道。用人要知道“时”，比如部下生重病，你不去慰问，反责备他不来上班，这就是不“爱人”，“使民不以时”了。所以“使民以时”是用人要在时间上恰到好处。这样部属都听你指挥，乃至全国老百姓都跟你走。这是道德的修养，也是学问。
领导除了运用各种规章制度约束员工行为以外，还必须具有人情味。一个领导想要赢得员工的尊重和信任，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就必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让员工全心全意工作的领导必然是具有人情味的领导。
领导想要让员工卖力地工作，就必须主动关心员工，让员工感受到来自领导的真心帮助。“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要你能真心地对待员工，员工必然会投桃报李，竭尽全力帮助你完成想要完成的事情。
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光复汉室，六出祁山，最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在感叹诸葛亮的忠诚时，应该去寻找原因。诸葛亮之所以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蜀汉，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报答刘备的恩德。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相助。其后，刘备一直对诸葛亮恭敬有礼，言听计从，使诸葛亮的才华得以发挥。作为回报，诸葛亮帮助刘备打下基业，建立起蜀汉政权。后来，刘备白帝城托孤说的一番话，更是让诸葛亮感激涕零：“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明确指出了他北伐中原的原因：“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一个只懂得用权威压制员工的领导，永远不会得到员工的真心拥戴，员工自然也不会卖力为他工作。成功的领导都不会忘记做感情的投资。只要有爱兵如子的统帅，就会有尽心竭力的士兵效命疆场。“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就是感情投资的结果。依靠强制手段强迫员工做事，永远不会收到最好的效果。
交朋友的时候是真心换真心，与员工相处的时候也应该是真心换真心。领导和员工之间只是称谓和分工的不同，并不存在等级的差距。因此，领导没有必要高高在上，不与员工交流。成功的领导总是能够和员工打成一片，除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之外，还有一层朋友的关系在里面。当领导和员工成为朋友的时候，作为朋友的员工自然会竭尽全力帮助领导完成事业。我国历史上历代的开国皇帝在招揽人才的时候都是在打这张牌。
李是唐初着名的将领，二十四功臣之一，历经三朝，出将入相，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唐太宗李世民对他就采用了温情管理方式。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拜李为兵部尚书，还未赴京上任，薛延陀部又侵扰李思摩部。李获唐廷委任为朔州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千追薛延陀于青山，大败敌师，斩名王一人，俘五万多人。回朝后，李遇暴疾，药方上讲治此病胡须灰可以做药引。唐太宗听说后，自剪胡须，为李和药。
儒家礼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般人都不会轻易损伤，何况九五之尊的天子？李世民亲剪“龙须”为臣子做药引，诚为千古美谈。
现代管理制度越来越严格，然而这与人情味并不矛盾。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执行制度的是领导，在执行的时候，领导完全可以进行人性化管理。作为领导首先要愿意深入基层，与员工多交流。领导和员工之间并没有鸿沟，完全可以在平等的姿态下进行对话。这样做，有利于领导及时了解员工的困难与需求，尽可能地给予员工帮助。其次，在执行各种赏罚规章制度的时候，要分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一棍子打死。比如说，有员工迟到，就算要罚，领导也要首先了解员工迟到的原因，不能一味斥责。最后，领导要了解员工的难处，不要过于苛责。
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不是工作的机器，领导一定要在尊重员工的权利的基础上领导员工。只有这样，才能使领导与员工上下一心，通力协作，取得最好的效果。
推功揽过的领导艺术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论语·雍也》
孔子说：“孟之反不喜欢夸耀自己。败退的时候，他留在最后掩护全军。快进城门的时候，他鞭打着自己的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马跑得不快。’”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鲁国与齐国打仗，鲁军失利。鲁军败退的时候，孟之反在最后掩护。对此，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宣扬他提出的“功不独居，过不推诿”的学说，认为这是人的美德之一。
南怀瑾先生非常推崇孟之反的做法。他认为孟之反的修养非常高，怕引起同事之间的摩擦，不但不自己表功，而且还自谦以免除同事的嫉妒。南怀瑾先生认为《论语》之所以要把这一段编入，乃是借孟之反的不居功，反映出春秋时代人事纷争的可怕。实际上，人事纷争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很坦白地说，在一个地方做事，成绩表现好一点，就会引起各方面的嫉妒、排挤；成绩不好呢，又太窝囊。人实在不大好做。当时鲁国人事上也是这样的情形，孟之反善于立身自处，所以孔子标榜他不矜不伐。同时以另一个观点来看，孟之反更了不起：不但自己不居功，而且免除了同事间无谓的妒忌，以免损及国家。
《菜根谭》中提到：“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推功揽过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人性的弱点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推功揽过。利益的分配不均是造成摩擦的最主要原因，推功揽过则可以让旁人多得利益，自然就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有个幽默故事，说一只黑猫好不容易捉到一只老鼠，把玩了一阵，却把它给放了。黄狗见了，不解地问：“辛辛苦苦抓到的美味，你为何放了它？”黑猫回答说：“你当然不会明白，我是同上司一起被派到这里抓老鼠的。现在，上司连一根老鼠毛都没捞到，我怎么能抢它的风头呢？所以，我把它放掉，让上司来抓它！”
推过揽功是人的本性，然而复杂的社会现实却让我们不得不推功揽过。我们整天要周旋于大大小小的人物之间，若是想要恰如其分地处理好与每一个人的关系，得到众人一致的赞赏，就必须推功揽过。
领导者处在核心的位置，要有协调所有下属，共同致力于发展的能力。然而按照人性推过揽功的弱点来说，一件事成功之后，每一个人都会高估自己所起到的作用，这个时候功劳就不够分，必须有人让出一部分；当一件事办砸之后，每一个人都会尽量推卸自己的责任，这个时候责任就不能全部担起，必须有人出面承担。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那这个团体和组织就不会团结一致，就会影响大局。这个人毫无疑问必须是处在居中位置的领导。因为只有他出面推功揽过，才能确保内部的和谐稳定。如果一个领导总是推过揽功，那么很快内部员工就会因为功劳分配不均，过错责任不明而互相指责，钩心斗角，使自己所率领的团队陷入混乱当中。祸起萧墙永远是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凡是最后成功的人大都是能够推功揽过的人。这样的领导懂得将功劳推给下属，自己承担失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到得胜的利益，因而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
刘备织席贩履出身，最终能够三分天下有其一是因为他推功揽过，责己之咎；曾经声势滔天的袁绍却众叛亲离，为曹操所灭是因为他刚愎自用，推过揽功。
官渡之战刚结束，刘备率数万人进攻许昌，结果被曹操出奇兵打得大败。大军逃至汉江沿岸，刘备对将士们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之地，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将士们一听这话，怨气尽消，更加死心塌地地跟随刘备。
袁绍拥有中原四州，放眼天下，无人可与他抗衡，但是他刚愎自用，结果官渡之战被曹操打败。在官渡之战前，袁绍手下谋士田丰曾经建议袁绍趁曹操与刘备在徐州鏖战之机突袭曹营，但是袁绍不听。等到曹操得胜班师之后，袁绍却要与曹操决战，田丰认为战机已失，并指出此时开战的危险所在，建议应以持久战为上策。袁绍根本不听田丰所言，反而认为田丰是在众人面前败坏自己的名声，竟然把田丰囚禁下狱。后来，果如田丰所料，袁军惨遭大败。于是，返兵途中，恼羞成怒的袁绍便派人拿着他的剑，提前到冀州狱中杀死田丰。
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团队的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再有能力，离开了团队也成就不了大事。即使自己的下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人都想争功，作为领导也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将功劳推给自己的下属。在这样的领导带领之下，团队的凝聚力才会增强。
同样，团队出了问题也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责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别人，或者认为别人出了问题和自己无关，那么这样的团队无疑是缺乏凝聚力的。作为领导应该勇于承担责任，并将这种精神渗透到团队的每一个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