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下属不要吹毛求疵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论语·八佾》
孔子说：“居于执政地位的人，不能宽厚待人，行礼的时候不严肃，参加丧礼时也不悲哀，这种情况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南怀瑾先生认为要求别人过严，别人没这个本事；天下无全才，不必求之太严。如果要求过严，希望别人都是圣人、全才，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而防他们又如防土匪，用他们又随便得像用机器，这是不可以的。切记居上要宽。
为礼要敬，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上级对下级的爱护，也体现在礼上。敬，就是行礼要做到诚恳、真挚，不真诚没有用。天天行个礼很方便，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但中间没有诚意就没有用。同样的，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也要有诚敬之心，假的关怀没有用。
临丧不哀，我们到殡仪馆吊丧，没有一点哀戚之意，毫不相关，何必去呢。但这个丧也是狭义的，广义的是对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也是属于“临丧不哀”的一种情况。
身为管理者最容易犯吹毛求疵的错误。首先管理者总是希望自己的员工能够做到尽善尽美，然而世上的事情不可能会尽善尽美，因而领导者总是能够在一件事情上发现不足；其次，管理者身在高层，总是希望扮演一个上层指导者的角色，这种心理使得管理者总是会对员工的所作所为进行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管理者都能从中找到问题，然后进行一番说教，从而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管理者吹毛求疵，造成的最坏结果就是人心离散，内部不团结，使得组织缺乏凝聚力。
身为领导者应该有领导者的气度。宽宏大量、海纳百川才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气度。领导者的气度首先表现在选用人才上，选用人才要秉持博采众长的原则。人无完人，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缺点，若是我们吹毛求疵，只怕永远也不可能选到适合的人才。因而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发现别人的长处。只要一个人身上的长处能够为我所用，就应该接纳这个人。
楚将子发的帐下有一个其貌不扬、号称“神偷”的人，此人无大才，也一直没有立下任何功劳，但是依然被子发奉为上宾。有一次齐国犯境，子发率兵迎敌。尽管楚军中也不缺乏智谋之士和能征善战的将军，但是在强大的齐军面前，这些都显得毫无用处。结果楚军连败三场，子发无计可施，一筹莫展。
这个时候神偷主动请缨，前往齐军大营。趁着天黑，他潜入齐军中军大帐，将齐军主帅的帷帐偷了回来。第二天，子发派使者将帷帐送还给齐军主帅，并对他说：“我们出去打柴的士兵捡到您的帷帐，特地赶来奉还。”当天晚上，神偷又去了齐军大帐，这一回，他把齐军主帅的枕头偷了回来，第二天再由子发派人送回。第三天晚上，神偷又把齐军主帅头上的簪子偷了来。齐军主帅大惊，对幕僚们说：“如果再不撤退，恐怕子发要派人来取我的人头了。”于是，齐军拔营退去。
领导者不吹毛求疵，就可以组建一个精英团队。在对这个团队进行管理的时候，同样也要注意不能吹毛求疵。只因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因此他们在做事的时候总是会受到自身缺点的影响，不可能将每一件事都做到完美。领导者遇到这样的情况要学会包容，只要事情完成了，里面存在的一些小瑕疵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若是每次都斤斤计较，别人辛辛苦苦完成的事情到了领导者的嘴里就只剩下不好的地方，这样会打击到员工的积极性。领导者在数落员工缺点的同时，等于把员工的优点也抹杀了。
雍正年间非常受重用的李卫就是雍正皇帝慧眼识英才提拔起来的。李卫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靠捐资入仕，成为兵部员外郎。李卫这种不是科举出身的官员是不大受重用的。但是李卫却有着当时官场上很多人没有的优点，他敢作敢为，不畏权贵，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正直官员。李卫上任的时候，是康熙末年，官场中百蔽丛生。他一到任立刻进行整顿，毫不留情地弹劾了那些不法官吏，即使是皇亲国戚，李卫也不留情面。雍正皇帝看中了李卫的这一点，因而登基之后，立刻重用他。
然而李卫身上一样有很多缺点，他生性骄纵，粗鲁无礼，尖酸刻薄，又有点贪财，因而经常接受别人的馈赠。李卫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搞得并不好，上下左右的人都对他不满，经常有人会向皇帝告他的状。然而雍正皇帝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并没有求全责备，他曾经这样说：“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如膜外之风耳。除此他无足称。”
人们总是习惯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且对别人的缺点无法容忍，领导者尤其如此。只因领导者处在权力的核心，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服从自己，所以在管理上总是希望通过抓住缺点的办法以压制员工，让他们对自己俯首帖耳。只因领导者总是以自我的标准来要求员工，因而员工身上就变得净是缺点，领导者以这个标准发现缺点之后，立刻就会摆出领导者的架子，教训员工。说到底，领导者之所以会吹毛求疵就是因为领导者认为自己的身份地位是超出员工的，所以做不到居上而宽。因此，身为领导者一定要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员工，这样就会发现员工身上的优点，从而改变吹毛求疵的做法。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论语·颜渊》
子张问怎样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和辨别是非疑惑的能力。孔子说：“以忠信为主，使自己的思想合于义，这就是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了。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下去，厌恶起来就恨不得他立刻死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
南怀瑾先生认为人们很容易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错误，男女之间也有这种情形，在爱他的时候，他骂你都觉得对，还说打是亲骂是爱，感到非常舒服。当不爱的时候，他对你好，你反而觉得厌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领导人尤其容易犯这个错误。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人类最愚蠢的错误，也是人们的通病。每个人都有好恶、爱恨的情感，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自然是希望他好好的，会为了让这个人好而不惜牺牲自己；然而当我们憎恶起一个人来的时候，就恨不得他立刻就死去。这是人的两种极端的感情。对于这两种感情，若是不能很好地把握，很有可能会惹来大乱子。
领导人更是如此。领导人的手中有权力，这个权力决定他有能力掌控别人，因此他的爱恨情感会更加强烈。对待他喜欢的人，他会动用他的一切权力去保护这个人。汉惠帝刘盈为了使弟弟赵王如意免遭吕后毒手，和他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刻也不分离就是最好的例子。然而，一旦领导人憎恨起一个人来，这种情感会在权力的支配下来得更加强烈，他会运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不喜欢的人除之而后快。
万历皇帝十岁登基，在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后，掌印太监孟冲被司礼监太监冯保取代，首辅高拱被张居正取代。由此在万历皇帝的身边形成了三个核心的权力人物，那就是太后李氏、掌印太监冯保和首辅大臣张居正。
万历皇帝年幼，对权力没有什么概念，更何况在太后李氏的严厉教导之下，万历也没有太多的自由。整个朝政基本上都把持在张居正的手中，张居正由此得以推行“万历新政”。在太后李氏的信任和支持下，在掌印太监冯保的帮助下，张居正的仕途生涯风生水起。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也是非常尊敬的。万历皇帝年幼，不通政事，张居正掌理朝政正好让万历有时间玩耍。张居正对万历皇帝忠心耿耿，万历也是看在眼里，因此他一直对张居正非常感激，一直称他为元辅。有一次张居正腹痛，万历皇帝还亲自做了一碗辣面给他。
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一直维持了十年，这是张居正最风光的时候。随着万历皇帝逐渐长大，他对权力有了渴望。然而在张居正等三人的压制之下，万历皇帝根本就没有掌权的机会，太后李氏甚至对万历皇帝说过，三十岁之前不能掌理朝政。长期受到压抑的万历皇帝开始对权臣张居正产生了怨恨。但是在三人的制约下，万历皇帝只能是隐忍不发，但怨恨在压抑之下只能变得更加强烈。
张居正死后两年，彻底将朝政揽过来的万历皇帝开始对张居正进行清算。由于张居正在改革的时候得罪了很多亲贵，因此，弹劾张居正的折子很多，万历皇帝以此为由头，对死后的张居正进行了清算。万历皇帝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张居正家被抄，他的长子自杀于狱中。
权力是推动这两种极端的感情更加极端化的东西，因而在领导者的身上，这两种感情演绎得更加可怕。历代君主帝王都不免会犯这样的错误。权倾一时的大臣，最终大都难免悲惨的下场。身为领导者必须避免这种情绪化的行为，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一个人该用还是该弃，不能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爱憎，必须秉持客观的原则进行考察。是人才，无论自己怎样不喜欢，该用的还是要用；不是人才，无论自己多喜欢，都要舍弃。那些亡国之君，历来都是因为宠幸佞臣而导致国破家亡。因此，领导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学会克己修身，克制自己强烈的爱憎观念，以公平的心态对待每一个人，将私人的感情从工作中剥离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学会中和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论语·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