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时，杰伊·库克成了战时政府的主要顾问之一。他坚信，只要拥有政府贷款的独家“特许权”，他就能够大赚一笔。库克的收费也确实比那些对他妒恨交加的老银行家要更低。此外，到1863年时，他花巨资建立了一个分布广泛的组织，这个组织有2500名副代理人或“民兵”②。这些人帮助库克在发行5亿美元的“5-20”债券时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无线电时代来临之前，杰伊·库克的名言——“国家债务，就是国家恩赐”——就响遍了整个美国。在法币发行以及硬币暂停兑现之后，美元对黄金的价格就从60%急速下降到了40%。因此，有资金的公众就急着将纸币借给战时政府。库克的佣金是0·5%，他以每天200万美元的速度售出了大量的债券，因此他的佣金也就涨到了一年300万美元，尽管这不包括繁重的推广费用。库克还帮助这些债券在市场中维持原价，使其不会贬值。现在，在黄金市场和华尔街的股票交易所，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库克的影响力。在这些地方，库克随心所欲地控制或打击着投机商。带着惊人的速度和不屈的乐观主义，库克扩展着他的事业，其他的银行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的代理商也无处不在。在他前进的路上，库克跨越了那些老牌金融家的思维圈。与过去那种将政府债券分配给几个半私有的放债人相比，库克在国家财政管理中带来了一种新技术—— 一种大规模分销的形式。而且就像众人皆知的彗星一样，库克从一片黯淡中崛起，他已经掌控了美国的财政。很快，“跟杰伊·库克一样富有”这句话，就成了一句熟悉的民间谚语。
一个依靠着一位杰出的爱国银行家，将所有事务都向这位银行家开放，每天都能在议事厅里看见这位银行家的政府，也就再也不能抵抗他的进一步侵蚀。华盛顿的国会必须将各种特权交给这位在4年里募集了将近30亿美元来支持前线军队的先生，因为士兵和市民们都依赖他。在国会和媒体中，库克都有着“雇佣的朋友”——因为他知道怎样笼络人心。因此，在库克要求将麦克莱伦(Mclellan)①解职时，人们必须听从他的意见。即便作为竞争对手的银行家抗议库克操控了媒体，但库克的成就又使得他对这些批评免疫。这位被称作“内战的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②”的金融家，对查斯财长提供着谨慎的财政帮助，也直接帮助了布莱恩（James G·Blaine）③。库克正稳固地扩展着他的实力，成了在后方支援战线的一位重要人物。
处在恐慌中的库克的合伙人，计划秘密地携带他们的资金逃走。但是，库克凭借着巨大的权力，稳步地发动查斯财长为国家银行立法。这项立法将帮助统一混乱的货币以及各州货币征税，以便进一步释放资金。正如某些参议员宣称的那样，库克银行的销售人员因为财政部的恩赐而变得富裕，他们也鼓励查斯去参选总统。而且在未来，库克将会与一群战争实业家和金融家合作，为了重新开始硬币兑付，为了政府完全赎回它的全部贬值债务而作出巨大努力。因此，那些在战争时期经济狂乱中进行绿币投资的人，可能会重新得到黄金的支付。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之后，库克正琢磨着在费城之外建立价值百万美元的“奥岗兹”（Ogontz）宫殿计划。它是这个新世界还从未见过的豪宅。通过将他的双手伸进政府深不可测的珍宝箱中，库克渴望能拥有更大的工程，能统治新的帝国。
第三节
奥博豪茨提到，好几年中，“人们能够感觉到库克在股票交易所和媒体中强大的控制之手”。而且，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市场已经变成了投机的地狱。在纽约，伴随着南部各州主张金本位主义者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卖空美元”，黄金的价格已经涨到了原价的150%。 正如库克这位政府中最爱国的银行家在对这些卖空者兴师问罪时所注意到的那样，“没有人会比他们的钱包更真心地爱他们的国家”。就像媒体不断重复的那样，他们所需要的，如果不是黄金，就是“股份，股份，股份”。
对于这一点，不管是克拉罗多（Colorado）的矿业公司，还是那些聚集的人群（既有专业人员，也有外行；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都是一样的。有时，交易所的门窗都会被门外的人们挤爆。纽约证交所的“黄金屋”里也有着同样的投机狂热。黄金交易商每天都涌现在一个叮咚的喷泉旁，这个喷泉上有一个健壮、镀金的丘比特雕像。在这群人中，既有年迈的德鲁和范德比尔特，也有一些后起之秀，他们都在市场的危险旋涡中勇敢搏击着。这些人里，有鬼鬼祟祟、小个子的杰伊·古尔德，他蓄着卷曲的黑色胡子，有着一双锐利的深色眼睛和一个鹰钩鼻；有摩根这位个子高高、感觉迟钝的银行家之子；还有身材魁梧的吉姆·菲斯克，他越过战线从南方走私棉花，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除了那些普通的事件，我们这些在华尔街的人还能够利用战争来投机，”丹尼尔·德鲁说道，“浑水才能摸鱼。”
投机行为无处不在。在克利夫兰，年轻的商人洛克菲勒因为供应品价格的上涨而日渐富裕。在内战期间，他的年收入增长到了1·7万美元。在芝加哥，菲利普·艾莫尔已经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经营屠宰生意。艾莫尔向联军以及海外市场提供腌猪肉和分割牛肉。在费城，屠夫皮特·韦德纳（Peter Widener）也从事着军需品的生意。甚至老范德比尔特头脑迟钝的儿子威廉·范德比尔特都从他斯塔顿岛的农场里，卖干草给驻扎在附近的骑兵。而托马斯·梅隆法官的长子，这位匹兹堡银行家，正在恳请他的父亲，要些钱去进行投机。当人们在小麦生意中赚到了几百万美元时，他从威斯康星向父亲报告说：“他们正继续变得更富有，而且不在乎什么时候战争会结束。”
第四节
在纽约的学徒生涯结束之后，通过父亲的介入，摩根来到了乔治·皮博迪银行驻纽约的代理处。与更年长、更受人爱戴的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一样，朱尼厄斯·摩根（Junius Morgan）①也是一个在商业上极为正直的人。这意味着他很“保守”，在追逐最丰厚利润的机会时，他不会相信那些忠实的合作伙伴；这也意味着高度的谨慎，他在签订合同时几乎是无比的小心 。因此，他留给客户和存款人的“好印象”可能会长达几年。
因为这种保守主义和纯粹的美誉，乔治·皮博迪银行十分着名。而摩根家族将会从这棵老树中成长起来。在1857年的恐慌中，当时贬值的债券被美国那些沮丧的投资人抛进了市场，皮博迪和老摩根以低价自由买进了这些债券。然后，当市场回暖的时候，他们将这些债券以高价卖出。“因为上演了这样的奇迹，一个诚实的人能够将白纸变成黄金”，以这种方式他们获得了诸如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 ）②等政治家的赞美。
也是因为同样的“保守”，作为国际银行家，皮博迪和老摩根在内战中忙于引导美国资本的流动，这种流动导致大量资本跟随他们二人一起去了伦敦。在《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中，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就攻击他们说：
在我们为了国家存亡而战斗时，他们没有给我们信心，也没有给予我们帮助。 在将大量资金带到欧洲，打击我们政府债务的信心这件事上，他们称得上独一无二。他们毁掉了国债的价格，削弱了我国人民的金融信心，没有人比他们在这种操作中赚到的钱更多。
但是，这种奇怪的指控当然是出自对银行家角色定位的无知。正如托马斯·梅隆法官所说的那样，这种指控混淆了这些银行家和投身于葛底斯堡（Gettysburg）或荒野之战(The Wilderness)战役中那些人之间的区别。当然，更理智、更为广大民众接受的是，在内战结束几年后，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在一次公共宴会上对老摩根作出的表扬。他说：“在旧世界的神龛中，你们清白地为美国的荣誉而支撑着。尽管你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筹划，但是一个万能、英明的上帝正指引着你们去多做那些为人民谋利的事情。”
尽管像他父亲一样正直，但是，在安静迟钝的外表下，摩根的内心已经有了更强烈的去追寻公共利益的欲望。1861年时，很多人正在急着去争取战争合同。而在那之前，似乎冥冥中有天意指引着摩根去从事战时军需品投机——因为就像几年前成袋的咖啡被迫切需要一样，摩根认为卡宾枪也将成为急需品。
一个叫西蒙·斯蒂文斯的人通过另外一位名叫伊士特曼的商人找到了摩根。斯蒂文斯有5000支霍尔卡宾枪（Hall carbine）的买卖特权，他希望摩根能给他一笔贷款，这样他就能在将这些卡宾枪卖给政府时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他事先已通过电报，准备将这些卡宾枪卖给率领西部联军驻扎在圣路易斯(St·Louis)①附近的弗里蒙特将军（General Fremont）。斯蒂文斯在这个与海关官员进行灰色交易的行当里浸淫了颇久，他可能没有泄露出他需要摩根借给他17486美元的资金，以便从华盛顿政府那里购买卡宾枪的消息。但是，西部的华盛顿政府军同样急需卡宾枪。造成这种矛盾状况的原因就是那些有问题的卡宾枪被查出可能会崩掉士兵的大拇指。然后，华盛顿的军需官就将这些有问题的卡宾枪以每支3·5美元的价格卖出了。正如一个国会委员会发现的一样，“政府当天卖出了17486美元的军火，而在前一天却同意以109912美元的价格向斯蒂文斯购买了这批同样的军火”。在弗里蒙特将军部队的枪支托运请求到达之后，年轻的摩根就对这一情形了如指掌。摩根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不是之前的那个放贷数，而是要价58175美元。这笔钱也正好就是部队已经预付托运价格的一半。
摩根只贷出了17486美元，却声明要得到全部的109912美元。他的这个声明让国会明白他在这件事里的角色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放债人。在接下来的调查中，1863年3月3日，一个政府合同委员会在一片“抢劫，诈骗，勒索”的呼声中要求他公开披露这笔交易中的条款，虽然这没有打破摩根顽固的沉默。国会议员们不能确信这位阴郁的高个子年轻人的行为“有益于人民”，而且认为应该要训诫他一顿。对摩根和他的同伙，国会议员们的报告是这样说的：
他不能被看作一个良好的市民，不能享有人们对他的主张进行合理考虑的权利。他并没有提供一个等价物，却声称对一笔财富拥有所有权。通过这种行为，他想要放大这个每天都在增长，即将要加诸到我们国家未来工业上的巨大负担……当爱国者的鲜血正在染红南部平原时，当他们的尸体正在尘土中腐朽时，比带枪的叛徒更恶劣的是那些假装对国旗忠诚，却又从国家的不幸中获利和自肥的人。
此后，摩根就不敢再越雷池一步，而是重新将自己的角色严格定义为一位放债人。当他想要赚更多的钱时，他就开始频繁进入黄金市场——这种操作方式在当时很时髦。摩根卖空美元，也就是说，以看涨的价格买进黄金期权。因为当时北方联军的前途看起来相当黯淡，因此，卖空美元在当时是相当安全的操作，能够带来利润。北方军队战败的消息使得金价开始上涨。在这些投机中，摩根通常是和一个名叫爱德华·凯彻姆（Edward Ketchum）的机灵年轻人一起合作。凯彻姆是着名的银行家莫里斯·凯彻姆（Morris Ketchum）的儿子。在1863年，当时饱受烦扰的商人们需要黄金来满足他们对现金的需求。有一次，摩根和凯彻姆囤积了大量的黄金现货供应，并且将这笔价值115万美元的黄金运往伦敦，这使得金价从130美元涨到了171美元。这种大胆的投机行为使得官员们十分不满。奉行强硬对外政策的纽约联合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要求建造一些绞刑架来吊死这些黄金投机商。但是，纽约“黄金屋”的关闭只是创造出了一个“黑市”，金价上涨到了285美元。而唯一能降低黄金对美元价格的事情，就是格兰特将军（General Grant）在1865年取得的胜利。当北方联军攻占了里士满（Richmond）后，金价开始回归到了正常的价格。但是，这时摩根的朋友凯彻姆还深陷在交易中。为了拯救自己，凯彻姆挪用了他父亲银行的资金和债券，也挪用了部分属于摩根的资金。然而，凯彻姆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被送进了监狱，还被打上了“这个时代的最大违约者”的标签。
②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召之即来的民兵。
①美国将军，在美国内战第一年（1861年）整编军队，成绩卓着，被誉为“小拿破仑”。
②罗伯特·莫里斯（1734-1806年），美国革命领袖之一，参与起草《独立宣言》。
③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1830-1893年），美国政治家。在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坛受共和党支配期间，布莱恩是共和党的领导人物之一。他曾出任美国第28任、第31任国务卿。
①J·P·摩根之父。
②美国政治家，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国务卿。
①密苏里州东部大城市，位于密西西比河中游河畔，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