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861年4月12日的黎明，从查尔斯顿（Charleston）①开始的连环炮击声敲响了新美利坚联盟民众的警钟。共和国内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致命冲突已经不可避免，“无法抑制的冲突”已经箭在弦上。当南方联盟占领了萨姆特（Sumter）时，北方联盟从恍惚以及屏息的等待中开始集结。一个从未将自己看作一个联邦的民族，最后因为危险而联合在了一起。北方联盟带着不亚于南方联盟的愤怒，开始击溃这些南方的叛军。这些叛军已经统治了美国长达几代人的时间，并且螳臂当车地顽固阻拦着国家工业发展的道路。
在军队里，这些新兵，这些1861年的年轻人，开始向布尔溪②（Bull Run）进军，并且在那里与敌军交战了3个月。南北双方的士兵都没有军事英雄的传统或天分，这个民族之前只是带着惊人的冷漠参加过3场小规模的战争。正如对封建贵族或者教廷王子们的统治一无所知那样，美国这个拓荒民主国家对军事领袖的统治也一无所知。尽管他们有着无畏死亡的勇气，但是这个民族的年轻人都不是所谓的战士，这个民族也没有什么战争领袖，这些军事将领必须从战争中出现。因此，在西方的历史中，这场冲突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最为棘手、最为血腥和规模空前的冲突。
对于这场较量，如果说南方联盟对它的力量没有一个准确的估计，那么北方联盟同样不了解它的力量、财富和命运。在双方阵营中，没什么人能够看到在这些雷鸣般的战争之后即将到来的伟大变革。而能够了解或感知到内战到底为何开始的人就更少了。
那个充满军事荣耀与愚蠢的时代值得我们去关注，但那不是本书要关注的。我们要注意到一点，这次巨大的流血冲突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第二次美国革命的开始。这一点，历史的潮流已经自我表述出来了。比起那些夸张的战斗，第二次美国革命，也就是“工业革命”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1865年，在阿波马托克斯①（Appomattox）之后，人们普遍认为，旧秩序终结了。
“他们就好像是公元前1000年刚刚从直布罗陀海峡的帆船上登陆的提尔人交易者一样。”亨利·亚当斯如此描述了他的家人从国外使馆返回美国的归国之旅，“登上这个世界的海岸时，他们就像是陌生人，因为这个世界在过去10年中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文字都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但是，未来事物秩序的征兆，所有的新情况、新力量都在杰斐逊②（Jefferson）时代活跃地存在着，与之并存的是前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封建时期的机制与环境。这个改变的过程——从旧生产方式走向大规模工业，走向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走向一个中央化的国家经济的过程——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尽管这个过程很缓慢，但是也并非感觉不到。当内战的深渊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它只是一个在上一代人面前一直存在的“滞后状况”的呈现。英国通过废除《谷物法》（Corn Laws）和平地完成了国家经济转型；美国则是通过战争、通过终结已经相对自由的贸易来神圣化美国的工业革命。
当然，这些都只是回顾往事。但是除了向布尔溪进军的年轻人之外，1861年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对历史的本能感觉被证明是准确无误的。他们并不喜欢战争这条荣耀之路，并且很快从战场溜走，转到了他们自己的生意上。他们也十分好战、无情，但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体去冒险。他们之间的斗争没有军事规则，没有人们公认的荣誉准则，也没有那些人们熟知的战略和武器——他们是经济生活中新奇的、唯利是图的商业战士。美国内战的战利品以及胜利的荣耀并不属于那些士兵或政治家，而是属于1861年的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很快将会成为在战争背景下“隐匿移动的巨大利益”的象征。因此，这些年轻人，才是历史的主角，而不是那些军官或士兵。
第二节
1840年前后，几乎所有将要成为美国未来主宰的显赫人物都已经出生。他们出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向前可以轻易地回顾芳醇的过去，向后又可以很轻易地看到未来的多事之秋。他们的父母还能够回忆起并不安定却非常简单轻松的杰斐逊时代，当时小猪们还可以无忧无虑地在华盛顿国会山的阶梯上四处游荡。而且，这离杰克逊（Jackson）①将“银行家从庙宇中赶走”才刚刚过去几年时间。
当然，早期的共和国并不是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太平盛世。但是，此时的组织和商品经济还很纯朴，共和国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国家广袤的土地上，人们还只是为了“生计”而非“金钱”去工作。商业时代的人类，很显然与他们的后继者，也就是后几代人不同，他们“不会倒立行走或四肢爬行”，他们是“自然人”，而且他们自己体内有着“对所有事物的评价标准”。那时手工业分布广泛，新英格兰的农场之间散布着一些小商店、小工厂。早期的时候，在美国的很多地方，手工工人就如过去一样，他们喜爱自己的工作，而且很大程度上害怕所得的薪水比自己应得的要多。那时商品流通的速度也很缓慢。心灵手巧的北方人和他的妻子一起织衣服、打家具、做陶器。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在现在看来颇为古香古色，但在当时却是真正的经济生活方式。因为人们是通过马车、牛车和船来小范围运输商品和货币的，所以他们的机会很有限，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也不会很大。因此，尽管在财富和权力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平等，但是比起别的国家，这里还是有着更多的个人平等。而且，对于那些富豪来说，财富主要是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这一点，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弗吉尼亚都是一样的。在新英格兰以及沿海其他地方，船运贸易是大量财富的来源。但是，在一开始，船运贸易的交易节奏也是缓慢而温和的。
在这样悠闲舒适的日子里，政治与修辞学的艺术开始欣欣向荣。在华盛顿尚未完工的总统府中，杰斐逊、麦迪逊（Madison）①、加勒廷(Gallatin)②和马歇尔(Marshall)③等这个圈子里的人，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当众演讲。很多文献资料都对这些人的谈话以及理念的魅力有所叙述。这些政治家是当代的“罗马人”。至少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的地位高人一等。带着强烈的激情，他们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城镇里的大众，那些来自苏格兰和德国的最底层移民，支撑着自由共和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拿破仑时代的欧洲，甚至在英国人那里，都习惯性地受到了鄙视。这些人自豪地抛弃了封建制度以及贵族制度的沉重负担，每一个“用斧头和锄头劳动的”劳动者都把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当作绅士。当君主政体的贵族和当时夸张的军事冒险消耗着欧洲的繁荣时，北美大陆的政府却只是拥有简单的法庭和警察。这些来自弗吉尼亚的政治家们，个子高大，穿着随意，能言善辩。他们认为，要想给人民带来幸福和繁荣，就必须要有一个明智节俭的政府。这个政府应该防止人们互相伤害，这个政府应该让人们自由地监管他们对勤勉和进步的追求，而不应该从劳动者口中夺走他们所赚到的面包。这就是好政府的全部定义。而且，这就是我们保持幸福的方法。
因此，在这样宽松的政治体制下，社会将完全由“利益”，而不是过时的传统或独裁者的口味来管理。在这样宜人的环境中，美国人带着一种革命热情投身到他们的工作中去。尽管杰斐逊曾经只是希望“我们国家的农业产量”能够进一步增长，而不是工业产能的进一步增长，因为工业的增长会导致“对阿姆斯特丹、汉堡以及伦敦城的模仿”。但很明显，最终的结果完全不同，是完全始料未及的。在拓荒、民主、骚乱的放任主义社会中，是贸易与工业的质量而不是“农业产量”，以一种最具掠夺性的形式繁荣了起来。这就是诸如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④那些访问美国的外国人第一眼就看到的现象之一。
美国人以及新近抵达美国的移民，很快就生活在了未来之中。这个未来充满了巨大的兴奋。这里有着坚硬的山脉，山脉中蕴含着盐、铁、铅、铜、银、金；这里的玉米地正在阳光中起伏，沙沙作响。“无尽的财富，无法想象的财富与能源的储备”——这些东西都是经常来访此地的文学讽刺家们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来到美国的穷人看到了金山。那些四处游走的北方商人，那些“设计者”、拓荒者和移民只记得他们的祖先在几百年前是如何的饥寒交迫，对于未来，他们有着无限的憧憬。对他们来说，每一种能够更快致富的方法，每一种能够节约劳动力、减少生产成本、带来或放大愉悦感的机器，都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努力。因此，美国民族性格中的两个分支——政治自由以及理想主义，支持着“唯利是图且实用的”唯物主义。这个唯物主义不问理想、艺术与科学，只追求最终的实用和利润。
当我们探寻这种民族性格的来源时，我们不能忘记，最开始来美国的定居者是英格兰的新教徒。这些归正会（Reformed Church）①教徒的个人意识已经从天主教、英国国教的准则和传统中解放了出来。在面对新的危险和机会时，他们的个人意识也能够更自由、灵活地调整过来。有一段时间，在这些新英格兰人中，在广泛分散的苏格兰、爱尔兰人中，加尔文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广泛地分布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中。尽管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加尔文本人发明了高利贷，但是比起天主教会，加尔文已经更直率地认识到了高利贷的存在。而且正如R·H·托尼（R·H·Tawney）②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一书中所解释的一样，加尔文通过他的教导，解放了欧洲崛起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根据加尔文主义对道德价值的说法，真正的基督教徒 “必须像是对待宗教一样，高度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意”。通过加尔文主义对社会行为的清醒认识，这些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平民发现了他们的“灵魂”。他们看到了所有的职业“只对品格”开放，而不是只对那些出身高贵的人开放。这些人开始形成了一股自律的社会力量。因此，正如在母国的相似社会环境中一样，这些新英格兰人注意到了商业技巧与自律的结合。当时的很多谚语都显示了，“在归正会教徒中，他们的热情越高，他们从事贸易与工业的倾向就越大，因为无所事事是一种不法行为”。其他人则赞赏虔诚与诡计的结合，以便来充分利用这两个世界：“商人很谦恭，但是都是骗子……” 正如托尼所总结的那样，我们在清教徒中感觉到，意愿是有条理、有纪律的，并且有勇气去追求极限；而且，如果清教徒的个人生活很简朴，那么他就能感受到最深层的自由；他会完全反对当局，甚至是教会的官员来管理自己；最终，他的个人意识成为自己最终的管理者。
对于归正会教徒（以及犹太人）来说，金钱很久以前就是获得权力的唯一方法。我们发现，查理二世（Charles II ）①时期的早期经济学家就曾经说过：“没有人比商人和实业家更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的商业就依赖着这些人的双手。
那时，第一批殖民者沉浸在发达的“中产阶级美德”中。他们严格禁止奢侈的法律和家庭习惯，似乎总会导致勤奋的工作、无趣的自制，并且最终在贵格会（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教徒的过度节俭和“神圣经济”中达到顶点。
在那些通过追求清教徒式的经济美德而赢得胜利的人之中，最着名的就是清教徒之子、善于自由思考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美国早期阶段的民族性格中，富兰克林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富兰克林是笛福（Daniel Defoe）②作品《非常熟练的英国商人》（The Compleat English Tradesman）中的聪明店员，对他来说，“贸易不是一场人们都戴着假面具并且装腔作势地开玩笑的舞会，而是一种由审慎和简朴来支持的朴素可见的真实生活场景”。富兰克林，而不是华盛顿，才是后几代人的偶像。确实，富兰克林对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来说都是一位模范人物。在富兰克林时代，他拥有最多的读者，19世纪初，他的《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和《富兰克林自传》（Autobiography）等着作就以多种语言出版，并在全世界流传，发行量达到了几百万册。在他身上，已经形成了与封建精神相反的东西，我们可能会称之为“资产阶级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经济长期发展和宗教自由产生的结果，他是新时代的“理性经济人”。富兰克林的美德和节俭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最强大的理由相信，这些东西是公共的，是属于全人类的。此外，富兰克林早已名扬海内外，不管是在私下里还是在公众场合，他几乎是一位完人……
是富兰克林，这位新中产阶级的哲学家，火炉以及避雷针的发明者，谴责我们在睡眠上浪费了太多时间。是富兰克林讲出了那句不朽的名句：“时间就是金钱。”富兰克林终其一生都崇拜着“神圣经济”，他这样写道：
如果你渴望财富，那么通往财富之路与通往市场之路一样简单。财富主要依靠两个词，即勤勉和节俭。也就是说，不要浪费时间或金钱，而是要充分利用它们；没有勤勉和节俭，你将一事无成；有了它们，你就会无所不能。尽可能地通过诚实去获得并且保存所得，如此你肯定会变得富裕。如果上帝在管理这个世界，人们都应该恳求上帝来为他们诚实的劳动而祷告；如果没有上帝的保佑，就让其他的东西来决定吧。
①美国内战打响第一枪的地方。
②美国内战第一场战役所在地。
①美国弗吉尼亚州中南部一城镇，位于林奇伯格东部。1865年4月9日南部联盟将军罗伯特·爱德华·李在此地向北方联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投降，美国内战就此结束。
②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3任总统，任期1801-1809年，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也是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影响力者之一。
①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任期1829-1837年。
①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任期1809-1817年。
②亚伯拉罕·阿方斯·艾伯特·加勒廷（1761-1849），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外交家、政治家，曾任美国第四任财政部长，任期1801-1814年。
③约翰·马歇尔（1755-1835），美国政治家、法学家，曾任美国第四任首席大法官，任期1801-1835年。
④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1805-1859），19世纪法国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政治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①北美洲最古老的新教教会之一。
②R·H·托尼（1880-1962），英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教育家。
①查理二世（1630-1685），斯图亚特王朝的苏格兰及英格兰国王。
②笛福（1660-1731），英国作家，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被誉为“小说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