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对手们拥有了修建“大西洋-太平洋铁路”的旧联邦特许权。而亨廷顿此时已经与古尔德合作，古尔德也同样被入侵者惊吓到了。亨廷顿运用聪明的方法得到了一家控股公司，而这家公司在所谓的大西洋-太平洋公司拥有股份。很快，他们就控制了对手的特许权。这个“加利福尼亚四人帮”的全部利益都集中在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现在这个公司垄断了穿过加利福尼亚的每一条铁路。他们唯一存在的对手还远在北方。在那里，维拉德完成了从北太平洋到普吉特湾的线路修建工作。
当他们享受着对陆地的完全垄断时，太平洋同盟从来都不能免于来自海洋的竞争威胁。因此，为了通过他们自己的线路将其运输业务延长到远东，以及“击倒”太平洋邮轮公司，亨廷顿在1873年后购买了蒸汽船，成立了东西方蒸汽船公司（Occidental & Oriental Steamship Co·）。但是，其他铁路公司的领袖们对亨廷顿占领海洋运输贸易十分怨恨。在这个领域中一直存在着战争的危险，直到代表太平洋同盟的亨廷顿与代表太平洋邮轮公司的古尔德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太平洋游轮公司同意将巴拿马作为它经营已久的跨太平洋航线的终点站，并且只将旧金山作为一个停靠港。这个协议在1880年之前达成。由于这个协议，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以及亨廷顿的铁路公司都将向太平洋游轮公司支付高达几百万美元的年度赎金。这个协议的结果是，铁路公司消除了来自轮船运输的竞争，并且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价格穿越大陆运输货物。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斯图尔特·达格特（Stuart Daggett）总结道，“南太平洋铁路公司通过与竞争线路达成协议或收购它们，来改变水路竞争的激烈程度，并且获得了不同的成功。” 在他们的领地中，那些能够接触到竞争铁路以及轮船公司的社区——尽管这些社区为数很少——还是相当富裕的。但是，剩下的社区就完全有赖于这个加利福尼亚四人帮的慈悲了。最晚到1885年时，这个四人帮将每吨货物运输一英里收取的费用是2·04美分，而且他们随心所欲地提高或降低个别项目的收费。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优待或者阻碍某些城镇。同样，他们会给予某些公司折扣，例如标准石油公司的分销处，或他们自己的科罗拉多落基山煤铁公司（Rocky Mountain Coal & Iron Company of Colorado）。经过长期研究之后，在对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极为节制的历史记录中，达格特推断，由于完全垄断，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长短途运费总是要比东部更高。因此，达格特认为，这个州的发展、资源、商品和服务的流通都被延迟了。
旧金山和其他太平洋城市中痛苦的居民们一而再地想要冲破压制着他们的经济束缚。有一次，一群五金商人估算，将一船钉子从纽约穿过大西洋运到安特卫普，然后在那里卸货，重新装上一艘英国货船，再穿过好望角到加利福尼亚的雷东多（Redondo），这样的方式反而比使用“章鱼”（代指铁路贩子）的直线铁路线路更加便宜。但是，这是一种极端的方法，这一运送路线几乎相当于穿越了整个地球的表面，而且要花上一年的时间。不管拓荒者转向哪里，他们都发现自己被亨廷顿、古尔德、维拉德以及希尔包围着。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加利福尼亚人尝试了一次新的突袭，他们从旧金山穿过莫哈维沙漠，沿着圣华金河谷修建一条新铁路，然后与“外面”的铁路连接。当地的爱国者们进行了慷慨的股票认购。当然，在他们中间也有亨廷顿和斯坦福的朋友，特别是富裕的西部制糖商人斯普里克尔斯（Spreckels）。当这条铁路完成时，在奇怪的谈判之后，他们只能屈服。因为另外一个巨大的铁路垄断机构——以加利福尼亚为终点站的圣达菲铁路公司正在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人们完美地合谋。
不但在经济上已经被包围了，太平洋海岸的人们也被一种手段高明的政治独裁统治着。亨廷顿买下了报纸，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会“控制或烧掉”它们。一大群政治食客徘徊在南太平铁路公司萨克拉门托的办公室附近。1890年，亨廷顿曾经在一次报纸采访中感伤地抱怨道：
沿着这栋建筑看过去，我可以看见前面的房间里站满了一些想要学习或从政治中得到一些东西的人……为什么他们要来这呢？这里没有他们的地方，但是不能责备他们。有暗示认为，政治工作是在第四大街和唐森大街(Townsend Streets)完成的，而他们只是听从了这个暗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一个人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巡警的话，他就会认为，他必须首先来到第四大街和唐森大街，以便获得许可。
小的政治求职者天真地前往那些铁路公司的总部，并简单地相信其实州议会就在那里。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多辩论和宣传手册中，某些对他们的处境并没有那么顺从的拓荒者公开地描写着加利福尼亚的“章鱼”所奉行的控制形式。一直到1895年为止，除非得到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许可，否则加利福尼亚没有一位州长能够得到提名。旧金山的警察委员会委员、海港警察以及旧金山两个联邦法庭的法官都要经由利兰·斯坦福的提议才能得到任命。而有时候，这个区域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就直接来自这个铁路集团。1887年，斯坦福自己作为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前往华盛顿。
当加利福尼亚州按照当时出现的惯例在1881年建立了一个三人铁路委员会时，斯坦福和亨廷顿使得委员会至少有两位成员是由他们自己指定的。在这个由三个人组成的委员会中，独立的那位——斯通曼（Stoneman）宣称，当选举委员时，“据理解，他代表了大众的利益，另外一位科恩（S· J· Cone）代表了企业，第三位就是个业余的人”。与这个业余的人一起，斯通曼认为他拥有多数，代表了民众的利益。“但是不久，那个业余的人就被收买了，不能算数了”。
使用着他们在整个太平洋沿岸各州拥有的巨大权力，太平洋同盟的蒸汽船、铁路公司，它的煤矿、铁矿，它所拥有的巨大土地，以及它的政治家共同组成了一个“帝国”。他们对所有这些东西都拥有着绝对的统治权。1884年，已经在东部完成了切萨皮克-俄亥俄铁路（Chesapeake & Ohio Railroad）的亨廷顿提议，从旧金山到纽波特纽斯(Newport News)的整个南太平洋体系应该“合并”，尽管这么做实际上并不明智。亨廷顿向一位朋友夸口道，从横滨到纽约他可以一直在他自己的线路上旅行。1890年之后，亨廷顿与古尔德、卡内基，与标准石油公司这些东部的强大工业集团之间就已经确立了稳固的联盟。亨廷顿从卡内基那里购买钢铁，标准石油公司的石油则都被亨廷顿以优惠的运费向西运输。
这个“四人帮”之间一直都没有什么纠纷，除了在这个同盟接近终结的时候。这个“四人帮”带着一种不可超越的狡猾稳固地管理着他们的事业。他们时不时所遭遇的、来自不同地方的反对，以及那些想要了解他们秘密或勒索他们的外部人员的强行索求，这一切只会使他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紧密。这是我们在当时其他大工业团体中一再看到的效果。他们的追随者也充满了强烈的团队精神。而且，其中的一位——在19世纪70年代成了次级合伙人的大卫·科尔顿将军(General David Colton)，被委托从事极度机密的工作，他在1878年给亨廷顿的信中写道：
我学到了一件事情。在我们五个人之外，我们不可能会有真正的朋友。我们不能信任我们之外的任何人，因此我们必须都得是品德良好，团结一致，并且要保证我们自己决策。
如此巨大的事业同样也会担负巨大的考验和风险。这个同盟经常会出现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而且，亨廷顿经常为了现金，去围攻纽约的德国银行家。但是，年复一年，大西部的几百万人口必须向控制了他们土地价格，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对他们的粮食提高运费的这个“四人帮”支付过路费。这个同盟系统的债务最终都全部偿还了。较早去世的霍普金斯和克罗克给他们的继承人留下了大约2000万美元的遗产。斯坦福捐出了3000万美元，建立斯坦福大学，以纪念他的儿子。而据估计，亨廷顿的资产大约有5000万～9000万美元。亨廷顿和斯坦福在加利福尼亚拥有巨大的葡萄园，面积为10万英亩；而且在东部，他们还按照自己的喜好建造了巨大的宫殿。亨廷顿的家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和五十七街之间，是一片巨大的、令人忧郁的建筑群。这片建筑群也成了美国新贵族时代一个哥特式的纪念碑。亨廷顿的产业极多，当他在1900年去世时，只有标准石油家族（通过雄心勃勃的哈里曼）拥有资源从他的遗孀那里买下这些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