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我在网上结识了一个人，他长得有点像过去那位朋友。春节我没有回家，他便开车到我家里，要求和我发生性行为。我让他用安全套，他说不习惯用，用了要阳痿，我便没有坚持……他走了后曾打电话问我好不好，有没有特别的感觉，我说没有，一个多月后，他又来了，我们再次发生了性行为……4个月后我的身上发作了带状疱疹，现在查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我怀疑是他让我感染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职业和年龄，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
我问小方：“根据你的了解，北京同性恋多吗？”
“北京同志网注册的用户就有36万，还有很多是没有注册的。许多同性恋者在酒吧里活动，几个有名的大浴池，招牌是洗澡，其实是群交的场所。外面唱歌、洗澡，里面是卧房和一些黑黑的、供特殊用途的房子。这些地方只有性和金钱，没有感情。”
“听说还有‘小弟’——也就是男妓，是吗？”
“是的。这些‘小弟’多半家里贫穷，找不到工作就干上了这一行，他们有的人还惊喜地认为，想不到干这一行挣钱这么容易。我曾经在一家浴池里看见一个小男孩儿，长得特帅，他一出现，人们的眼睛便跟着他转，他到哪儿人们便跟到哪儿……后来他脱了裤子趴在床上，手里握着一瓶矿泉水喝，男人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跟他发生性行为。我好奇地站在那里看，短短半个多小时中，竟有七八个人上去……这种情况是十分可怕的，一整夜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被感染艾滋病！”
“你还在上班吗？”
“没有了。”
“靠什么生活呢？”
“前两年挣了钱后买了套房子，现在就靠房租生活……”依然是充满苦涩的微笑。
他才仅仅29岁啊，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在这家医院里，我还听到了另一位感染者小文（化名）的故事。
小文个子高大，长相并不英俊，讲话时语调缓慢，有些木讷和腼腆。他皮肤红润，并不像个病人，后来我才知道，在医院的关心下，他坚持服用抗病毒药，病情已经稳定。
我一直不知道应不应该把小文叫作“同性恋者”，他或者只应该被称为男男性接触者。
小文有一个不幸的童年，12岁时姐姐的第一个男朋友就强迫和他发生了性行为；父母亲离异后各自组织了新的家庭，但后母和后父对他都不好，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后来他参了军，但复员后景况仍然没有什么改善，工作没有着落，结交的女朋友也“吹”了。亲父临死时给他留下了两万元，但这宝贵的“遗产”又被合伙做生意的人骗走了。
他在“同志”们活动的浴池里和一位河南人有了性关系，以后发现感染了梅毒，2005年长期发烧并出现皮疹，去医院治疗时，查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
母亲和姐姐知道他的病情后只有痛哭，后父不愿意接纳他，他本来和弟弟住在一起，但弟弟也轰他走……走投无路的他曾跳河自尽，但是又被人救起……经过疾控中心和有关部门多次做工作后，如今弟弟已经包容了他，后父对他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嘱咐他“好好活着” ，星期天经常让他回家吃饭了，母亲更常常鼓励他：“你要争取多活几年，这是家里的幸福！”经济上并不宽裕的母亲还经常给他送来蔬菜和水果。
他现在是民间组织“红丝带之家”的志愿者，义务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报酬是可以提供免费午餐。他还在社区里学习电脑知识，并且已经取得了技能证书；他又在学习英语、企业管理知识并且研究青少年问题，写出了论文《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对策》……他曾想报考公务员，但听说当公务员要检测HIV便只好作罢。
他说：“昨晚我又做恶梦了，梦见艾滋恶魔来抓我走，惊醒时一身冷汗，喝了水，吃了母亲给的丹参丸才好了一点。”
采访结束时我送了他100元钱，我知道这“杯水车薪”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我在担心，这个年轻人真能“好好地活着”吗？
在另一所著名医院——总书记胡锦涛曾经视察过的地方，这里的志愿者们组织了“爱心家园”，我结识了在“爱心家园”里搞“同伴教育”的阿刚（化名），他的遭遇使我同情，而他的行为却让我感动和尊敬。
48岁的阿刚高而瘦，原先是首钢的工人，已经结婚，有妻子和孩子。和小文一样，他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生下才两个月就来到了养父母的家里，养母对他一直不好，他是在一个缺乏亲情、缺乏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虽然是个男孩子，但从小就学会了买菜、洗衣、做饭，甚至还会织毛衣。
早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就惊讶而恐惧地发现，自己对男孩子们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知道，对于“同性恋”，许多人会视为“怪物”，父母、单位、社会都是不能接受的，由于怕被人歧视，他仔细地掩盖着自己的性取向，和大家一样，结婚生子，20多年的生活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过去了。
但厄运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45岁时夫妻两人竟双双下岗。为了维持生计，曾学习过穴位按摩的他，受聘于一所同性恋活动的浴室。当时浴室里仅仅只有他一位按摩师，老板便让他带了几个二十一二岁的徒弟，他们也都是同性恋者。在这个场所里，他的性取向不会受到歧视反而受到欢迎了，感情的闸门终于打开，当时浴室生意很好，客流量很大，有的客人便要求和他发生性行为，他也曾有过同性的“朋友”……
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仅仅过了4个多月，问题发生了。2004年3月他开始长期发低烧，后来又由低烧变成高烧，烧到40度，还伴有腹泻，医院用遍了一切特效药都没有好转，最后，医院为他进行了艾滋病毒检测……
阿刚永远都记得那一天，他躺在病床上，突然五六个人走进了病房，人们向他介绍，有区主任和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一个工作人员轻声对他说：“你感染艾滋病了！”
阿刚说：“当时一听到这句话，我就蒙了！没有了生命，没有了自尊，太无助了！怎么办？他们把我转到了佑安医院，我整整哭了三天……我的CD4细胞降到只有6，生命垂危，但佑安医院两个年轻大夫尽心尽力地把我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回来……我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妻子，不敢告诉养父母，后来妻子告诉他们了，出院后大年初一我去拜年，养母根本不准我进门，她板着脸对我说：‘从今以后你不要来了，我们断绝关系！’……那时我住在陶然亭那边，好多次都想从桥上翻下去了此残生……真的不想活了！”
是佑安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再次挽救了他。出院后，在他们的指导下，他开始进行“鸡尾酒疗法”，服用抗病毒药，稳定了病情；以后护士长又建议他去“爱心家园”的画室里练习绘画。在画室里他接触了许多病友，大家互相关心、互相交流，让他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苦出身的阿刚，从小就聪明而能干，蜡染、手工、画画、服装设计样样都有一套，他曾经创作了一幅画，美丽的花枝上站着一只活泼的小鸟，标题是“独闻花香”，这幅画以500元的价格被人买走……他重新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于是终于迈过了生与死的那道坎儿。
以后，阿刚又参加了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学习班、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艾滋病人基本医疗服务培训班等，得到了证书，还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参加了电视片《生活启示》的拍摄，逐渐从自己的不幸中间超越出来，解脱出来，变成了“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对病人们进行“同伴教育”。他和妻子每月的全部收入只有1000元，儿子还没有找到工作，要靠他们养活，但是，信仰佛教的他，在贤妻的支持下，每天出入于艾滋病人的病房，省吃俭用地尽可能给病人们送去温暖和关怀。面对绝望的、想自杀的病人，他会反复揭开自己的伤疤，用自身的体会安慰他们；一位女病人因脑部感染，绝望中跳楼自杀，他为她擦身换衣，送她最后一程；一位来自河南的农民并发感染了肺结核，他一连帮助和安慰了3个月，经常用自己的钱为他购买水果，并且花上三四个小时，为他烧桂圆、银耳、白合、莲子、冰糖汤，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这个病人在夜里死亡，他一直为自己不在跟前、没有见上最后一面感到内疚……在采访时，桌上摆着一盘新鲜的、红红的苹果，他说，这是给一个新入院的病人准备的，今天我还为他炖了鸡汤，明天准备熬银耳汤……
采访结束时，我问阿刚有什么需要呼吁的，他说：“佑安医院的医生护士对我们都很好，科主任徐莲芝医生开了中药后自己先喝，没有副作用后才给病人，天凉了，还嘱咐大家要多穿点衣服，对人很亲切，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护士们也常陪病人聊天、谈笑……她们也不容易，感到的压力不次于我们，年纪轻轻就老给我们这些人打交道，一句话、一个微笑我们知足了！但是有些媒体过去对艾滋病人的报道有误导，造成对感染者的歧视，希望他们能真正到感染者中来，倾听我们的心声，减少歧视，真正帮助感染者，给我们一些空间。我们并不反党、反社会，不要挤兑我们，让我们走入极端。另外，病人的同伴教育很重要，一些病人心里的想法和委屈，对家人、医生和护士不愿说的话，常常愿意跟我说，我是他们的‘哥哥’。但现在搞同伴教育的人还太少，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帮助我……”
阿刚的行为让我肃然起敬了，临走时我掏出100元钱，请他代我买点营养品送给病人，他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天真而炫耀地对护士长说：“这是让我给病人买营养品的！”
采访扎记
对同性恋人群开展“人口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监测”，已列入《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但由于社会歧视和性政治方面的偏见，我们对同性恋这个群体仍然一直缺乏研究，男同性恋在我国到底有多少，至今没有可靠的数据。
20世纪初，国外的专家们对男同性恋开始进行研究，估计这个人群约占人口的3％。我国社会学研究者从1989年开始关注艾滋病人群，90年代以后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陈彦方、张北川等陆续进行了研究和调查，据李银河报告，我国人口的3％至4％即3900万至5200万人为同性恋；张北川教授估计，其人数约占男性总人口的10％至15％，其中双性恋者占2％至5％，2001年近两千万。大约半数的男性“同志”与女性有过性关系，而由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70％以上与女性结婚，许多人婚后除与妻子保持性生活外，还隐秘地与同性保持着性交往。
2005年中国官方首次向外公布了中国同性恋人群数量：500万至1000万人。而有的专家估计，这个地下人群的数目可能在5000万人左右。2006年初传来消息，同性恋人群的感染率已达1.35％。
据张北川研究，2001年北京以外地入京为主的男同性恋中，艾滋病毒感染率约3.1％，其中的已婚者达6.9％，40岁以下的男同性恋者中，感染率高达12.1％。2003年据有关部门调查，北京、广州、沈阳等大城市男同性恋感染率都在1％以上。2006年据重庆有关组织筛查，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已经远远超过1％，而且这些感染者中除一人35岁外，其他都是20多岁的青年，最年轻的只有21岁，他们中既有性工作者，也有已婚白领。
而男性性工作者（俗称“小弟”）更是男同性恋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并不都是同性恋者，往往是迫于谋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往往受到“同志” 的歧视。他们在卖性的同时，也向同性或异性买性，多个性伙伴、多种性交方式混杂，更增加了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危险。张北川估计，男性性工作者全国达38万左右，有1000万这样巨大的买方市场，再加上还有一批花钱买春的女性，造成的问题确实不能忽视。
据北京地坛医院的医务人员介绍，有位“小弟”仅仅是因为挣钱卖性，他认为“在这里挣钱太容易了”，一次就可以挣到500元，他根本不知道应该用安全套，结果仅仅发生了3次性行为就感染了艾滋病。
据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与四川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调查，男性性工作者中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28岁，高中及中专水平的占50.7％，大专以上的占31.9％。这些人一般昼伏夜出，主要活动在酒吧、迪厅等娱乐场所，除为一般的男性或女性服务外，他们的雇主中还有暗娼。这些人安全套使用率很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女“嫖客”根本不愿用安全套，认为既然花了钱就要享受“真正的”性快乐，根本不顾是否会感染艾滋病。
由于多数男同性恋者把性行为单纯当作一种取乐的行为，作为“一夜情”，因此常常认为，使用安全套会破坏融洽的关系，因此在男同性恋中推广安全套，比在女性性工作者中困难得多，虽然很多人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总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防艾知识全知道，上床还是不戴套”，认为自己不可能被感染。
有人认为，对同性恋的宽容态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正确对待同性恋现象是防止艾滋病蔓延的重要一环。随着社会的进步，近年来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新动向。如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政府通过了允许同性结婚的新法案，比利时国会通过法案允许同性配偶领养孩子，2006年复活节100多对同性恋配偶与他们抚养的孩子一起参加了白宫的滚彩蛋家庭活动等等。
2006年3月两会召开前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社会学者李银河，第三次向全国政协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虽然有人认为，同性婚姻的思想过于超前，她的努力再次受挫，但是她说：“应当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直到通过为止。”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相当多的“同志”已经认识到目前艾滋病蔓延的严峻形势，并且认识到艾滋病是可防可治的，自2003年起，全国各地突然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大批同志志愿者组织，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大连等20多个城市上千名志愿者组成了重庆彩虹、上海同心、江苏同天、陕西健康、辽宁方舟、成都关爱等组织，志愿者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投身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第一线。他们是“同志”的一份子，了解“同志”、了解社区，容易和“同志”沟通，他们走进酒吧、浴室、公园乃至“同志”的家里，开展各种咨询和干预，现身说法，推广安全套使用。在同性恋群体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志愿者有公务员、大学生、研究生、医生、职员和民工。目前，在全国各主要省会城市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各地还开通了热线电话，并定期举办活动。
以成都同志关爱小组为例，自2002年6月成立以来，联系的人群已上万，在男性性工作者中，已经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干预工作，还对一部分人进行了艾滋病毒检测。如今这个组织不但和国际艾滋病联盟建立了合作关系，受邀参加了四川省“2006—2010年艾滋病防治规划”制订的研讨，而且曾应邀在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主办了“政策开发研讨班”、在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上做了“与艾滋病作斗争，成都同志在行动”的专题发言，并连续为非洲代表团进行了培训……取得了良好的影响和实际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