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以来，我一直在关注和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先后考察和采访了三江源和长江上游地区以及黄河流域，并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与《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完成这两部作品后，2006年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读到了一些关于全球及我国艾滋病流行状况的介绍。
原来，自1981年在美国的男性同性恋病人中发现艾滋病（AIDS）以来（估计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已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流行），短短20多年中，这种可怕的疾病便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全球150多个国家，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瘟疫”，在联合国“十大公共卫生问题”中排名第一。这种被医学界称为“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的疾病，从感染病毒到发展为艾滋病，潜伏期从几个月到几年，一般是8至10年，最长的达19年以上，在潜伏期内便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据专家们研究，艾滋病毒（HIV）进入人体后，一方面直接侵犯大脑、神经、心脏、肺部、肠道、肝肾、五官等各种器官，一方面大量复制病毒，一个艾滋病毒在人体内每天竟可以复制10亿个以上，使大量免疫细胞死亡，免疫功能极度衰竭，各种疾病趁虚而入，反复感染，发生各种并发症，病死率极高。
截至2006年，全球的感染者已经超过了6000万，死亡人数超过了两千万，仅2005年新感染的人数便达490万之众，也就是说，平均每天都有1万多人被感染。2006年11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称，2006年全球共有290万人死于艾滋病，每隔8秒钟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毒。而且，至今人类也没有找到预防或彻底治愈这种疾病的办法。
国外一些医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全球艾滋病在21世纪还会如山火一样继续蔓延，随着它的蔓延，一个社会应有的结构层次将被摧毁，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青年人群，进而波及到妇女儿童。社会生产力将被破坏，在艾滋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还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他们进而断言：“没有哪个洲、没有哪个民族也没有哪个经济收入不同或教育背景不同的人群可以仅凭侥幸而避免这一全球性疾病的危害。”
目前非洲是全球感染情况最严重的地区，约占全球感染人数的三分之二，已是非洲成人的第一位死因，“艾滋孤儿”占全球的80％，撒哈拉沙漠以南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了种族绝灭。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指出：“贫穷、艾滋病等都是非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亚洲国家发现艾滋病较晚，但目前却是艾滋病发展最快的地区。1984年在泰国首先发现，以后在缅甸、印度、中国陆续出现，2002年亚洲的感染者达700万，2005年印度的感染者已达510万，仅次于南非，排名全球第二。由于亚洲人口占世界一半以上，因此，艾滋病在亚洲的迅速传播，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更大的威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已居亚洲第二，全球第十四位，而且我国的艾滋病“问题”有着独特的社会基础，它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高速度推进潜入并逐渐蔓延的，如今已成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潜在危机。
我国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在1985年6月发现的，病人是一个美籍阿根廷人，有同性恋史，到中国旅游后发病到北京协和医院急诊，抢救无效，当天死亡，经检查，证实是艾滋病患者。同年，我国又发现4例血友病患者因输入美国一家公司的血液制品——第Ⅷ因子而感染了艾滋病毒。
我国发现的第二例病人是福建省赴美国打工的人员，回原籍住院42天死亡，这是我国诊断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到1988年是国外病例传入期，每年都不到10例，以沿海地区为主。1989年到1993年是扩散期，以云南的吸毒感染者为主，1989年在云南某地区的吸毒者中一次便成批地发现了146例感染者，这个时期疫情已经扩大到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性病患者、暗娼、同性恋者、归国人员中都发现了一些感染者。1994年以后进入第三个阶段——快速增长期，流行地区继续扩大，已遍布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感染人数急剧上升。在我国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有偿供血者（也就是卖血人群，俗称“吃血饭”的）中发现了大量感染者，西南、西北地区仍以注射吸毒者为主，性传播的比例也在增加，母婴传播开始出现。
据卫生部发表的报告称，截至2005年底，全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约65万人（54万～76万人），其中艾滋病人约7.5万，因艾滋病死亡的约2.5万人，2005年新发生艾滋病病毒感染约7万人。疫情仍呈上升趋势（据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领域的首席专家邵一鸣称，从1994年到2003年我国的疫情一直是以每年增长40％以上的速度飚升）。报告还指出，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具有五大特点，即范围广，地区差异大；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传播途径并存，吸毒和性传播是新发感染的主要途径；艾滋病人死亡情况严重；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存在着艾滋病疫情进一步蔓延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艾滋病疫情底数难以准确摸清本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我国则显得更加突出。控制得好的国家，可以进行比较全面的检测，多数传染源政府能够掌握，报告的数字和实际的数字之间可能只有20％左右的差距，而我国由于政策碰撞、社会歧视和监测、检测手段缺乏等因素，目前重点人群和高危人群的底数还难以摸清，大量感染者并没有“浮出水面”真正为有关部门所掌握，因此目前的数字是不完整的、不确切的，不少专家甚至认为，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能明确定位的病毒携带者仅有5％，其他95％的病毒携带者隐没在健康人群中”，艾滋病疫情的扩散还是一条“看不见的暗河”。
于是国外有人称，中国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题组曾发表了以《中国艾滋病：危险的泰坦尼克号》为标题的调查报告，有的人甚至估计，如果中国政府不尽快加大艾滋病防治力度，那么到2010年可能会有一千多万人感染艾滋病，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国内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如果感染者上千万，社会经济的损失可以达到两万多亿元，我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劳动力会大量丧失，平均期望寿命会急剧下降，国民经济会连续出现负增长，“不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无法实现，而且改革开放几十年辛辛苦苦获得的光辉成就将毁于一旦”，“中华民族将再一次面临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最严重挑战”。
当然，目前按感染率计算，我国仍处于低度流行地区，但仔细算一算，如果防治不力，感染者每年递增30％而不是40％，那么从2005年到2015年，10年后艾滋病毒感染者也会达到上千万人。
“非典”以后，中国政府已经大大增加了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的投入，国家主席胡锦涛指示要“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国务院把这项工作提到了“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的高度，总理温家宝批示“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主管卫生工作的副总理吴仪指出：“防治工作正处在关键时期。”
于是我对这条“看不见的暗河”产生了强烈兴趣。
从2006年5月起，我开始对艾滋病流行情况进行系统的考察和采访，到达了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云南、新疆、广西、河南、四川、安徽、北京的40多个市、县、区、乡，向众多工作人员、专家学者以及几百位艾滋病毒感染者（包括病人和高危人群）进行了采访和座谈。在采访和考察中，获得了绝大多数地方卫生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支持（当然也有碰钉子、对方不支持的时候）。
有人说：“艾滋病是上帝对人类最残酷的惩罚！” 但我总记住了圣经上的另一句话：“惟自强不息者终能获救。”在构思和写作这部报告文学的时候，我的内心沉重而惶惑，经常被关于艾滋病的恶梦惊醒，在这里，我愿忠实地写下考察和采访中的所见所闻，并大声疾呼：“让我们共同努力，尽快关上这潘多拉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