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卖血当作“第三产业”，“要想奔小康，快去卖血浆”成为时尚，河南省卫生厅厅长上任伊始便鼓吹农民“卖血致富”，甚至喊出了“把血卖到国外去”的口号，亲自带领农民跨国到美国卖血，一场依靠卖血脱贫致富的“大跃进”迅速展开……这一切不是天方夜谭和“黑色幽默”，而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中原大地上活生生的现实。
卖血，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生活困难的极端体现，而通过卖血让几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更是世界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是公共卫生史上的灾难性事件，有人称之为“国难”并不过分。
卖血浆并感染艾滋病，让河南声名远播，其实，贫苦农民出卖血液并感染艾滋病的远远不只河南一个省，邻近的河北、山西、陕西、安徽、山东自不必说，就是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乃至遥远的广东、广西甚至青海也被波及。艾滋病不是一种单纯的疾病，它和社会问题总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考察艾滋病，我想，首先应该考察它流行的原因和传播途径。于是，我来到了四川省因卖血造成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公民镇，这个小镇因为艾滋病，几乎与河南省上蔡县的文楼村齐名。
公民镇位于四川省资中县，这是川中一个并不富裕的地方，农民们收入很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便有一些贫苦农民到河南卖血。1995年6月四川省有关部门在公民镇的卖血者中发现了几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把资料转给资中县后，全县震动，如临大敌。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高度保密”，“内紧外松”，并对感染的原因着手调查。
以后，连续几年，几乎每一年都发现因卖血新增加的感染者，1997年更成批地发现。
原来，贫穷的公民镇过去就是卖血的“老窝子”，当地的血站常常用汽车载着老百姓呼啸而去，当时的规定是全血每3个月抽一次，血浆每个月抽一次。极端贫困的农民，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长期的“失血”后不但身体虚弱，而且抵抗力降低，逐渐染上了乙肝、丙肝等疾病，有的甚至出现了败血症，血站检查后认为血液不合格，便再也不要他们的血液了。失去了卖血这笔“可观的”收入，养家糊口乃至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成了问题，于是听说在河南卖血既不经过检查，也不限定次数后，公民镇的农民便纷纷前往河南。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河南血浆经济兴起，血浆产生的暴利，让血站如雨后春笋，官办的血站已近300家，未登记的“地下血站”更不计其数。“献血光荣，救死扶伤” 的标语随处可见，血站反复宣传“采血好处多，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还不会得高血压” ……正是在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蒙蔽下，贫苦农民组成了卖血大军，像赶集一样成群结队地去卖血，全村不分男女，从十几岁的少年到60多岁的老人都去。于是，这些以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地下血站便造成了艾滋病毒的大传播。
血站采集血浆，与一般的“献血”、“输血”不同。血浆被卖给生物制品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人血丙种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物。这些药物是一些重病患者的救命药，目前基本上还没有替代品。
我去到公民镇那天正是一个赶场天，狭窄的、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街道两边摆满了各种农产品，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赶场的人。但吸引我目光的却是，镇口悬挂着的几幅红底白字的巨幅标语：“预防艾滋病，你我都参加”；“对艾滋病感染者多一份理解和关怀，少一份歧视和冷漠”……
我采访了几位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农民，他们都以令人尊敬的平静和坦率，娓娓地向我介绍了自己和村里那些悲惨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而且他们并不介意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第一个向我介绍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情况的是48岁的农民李孝春。他身体瘦削，但由于近年来一直在服用抗病毒方面的药品，因此双颊上还有红晕，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蜡黄色。他五官轮廓分明，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极善言辞，是当地的“名人”：
由于家里太穷，早在1972年我才15岁时就在公民镇卖过血，当时100毫升只给10元钱，以后我在四川许多县都卖过血，内江、资阳、资中、简阳、威远……都是成群成片卖血的地方。90年代初我去了河南焦作市，一检查，发现肝脏有问题，不能献血了，1995年我便带着小女儿去了南阳，路费是三个人凑的。
南阳是私人血站，没有固定的场所，献血时不检查。记得那时已经是11月了，很冷，血站设在一间很脏的小房子里，为了尽量节约，我和娃娃不敢住旅馆，吃饭找最便宜的，晚上就睡在阴冷的地上。那个冬天，为了多挣点钱，我一连献了两个月的血，22次，血很便宜，每次800毫升50元钱，一共挣了1100元。
当时河南搞的是“单采血浆”，采到我们的血后用离心机分离，把分离开的血清吸出来，再把剩下的红细胞加上盐水调和后重新返输给我们。分浆器材也就是个大玻璃罐吧，7元钱一套，本来应该是一人一套，但为了节约成本，私人血站的老板们不但针头和胶皮管子反复使用，而且把所有献血人的血液都放在一个大罐里，几十个人的血清也混在一起，于是只要一个人得了病，大家都跑不脱。
卖了两个月血后，有一天发现湖北来的一个卖血汉子突然在南阳死了。他死后根本没有人管，也没有通知他的家人，尸体扔在阴沟里，拿谷草一盖便算完事……一看这情况，我吓坏了，赶快把女儿交给哥哥，让他们先回四川。我自己身上只留了10元钱，找到当地的警察，说明情况后买了张站台票上火车，在车上坐了39个小时，硬是坚持了一天半没有吃一口饭才回到家乡。
1996年我开始发病了，发烧、拉肚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得，夏收时连谷子都挑不起。打针吃药都不见效。疾病让我花光了卖血挣来的所有积蓄，大女儿考上了中专，小女儿正上小学四年级，但由于交不起学费，都辍学了。
后来，我的侄女婿李本才去广东打工，献血时发现已经感染了艾滋病。1997年9月他约我一起到省上的防疫站再做一次检查，我去了……结果出来了，我们俩都感染艾滋病了！
当时我们农村人还根本不懂得啥叫“艾滋病”，有人把它叫作“爱死病”，说这是一种怪病、脏病，只有干了坏事的人才会得，得上后只有等死，还会传染人。一说起“爱死病”，人人都害怕。
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我一下子蒙了，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为啥会染上这种可怕的怪病呢？我实在想不通。我从来没有嫖过，也没输过血，这病从哪里来的呢？当然，现在我已经明白了，艾滋病毒就是从那些共用的大玻璃罐里来的。
防疫站给了我130元钱，在成都待了4天后我才回家，不敢告诉家里人我到底害了啥病，只是天天一个人喝闷酒。爱人着急地追问我，我也不说。有一天我喝醉了，终于向她说出了真相，她伤心地大哭一场，从此再也不让我下地干活……后来，邻居、朋友都晓得了，没有人再和我们来往，在路上远远地看见我就绕开走。递烟给他们，他们不抽，只说“戒了，戒了”。种的粮食和菜蔬，没人敢买。想理个发，刚一踏进理发店，老板就说：“不好意思，今天我有事，收摊了！”去吃碗面吧，给钱时老板不敢接钱，只叫“就放在桌上”；放下碗转过背，老板就把碗摔了。走进茶馆，还没坐下，喝茶的人一下子走光了……当时那个日子真比和尚还孤独，全家人受到我的连累，都没人理他们了！
1998年内江电视台来了个记者采访，摄了像，呼吁重视艾滋病防治。公民镇一曝光，更不得了，省防疫站来检查，一下子查出78个感染者——现在这些感染者绝大部分已经发病死亡了。当时还没有什么抗病毒药，只是让我们服恩威集团免费提供的中药“乾坤宁”，每3个月到成都领一次药，车费由防疫站报销。服了乾坤宁后，我的身体好了一些。
仔细算一算，我们全家共有7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成了“艾滋病之家”。2002年50多岁的大哥因为出现了带状疱疹等并发症，拖了半年，最后死在成都的医院里。在他住院期间，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经过记者呼吁后，社会上的好心人捐助了3万8千多元，但是最后仍然没有留住他的性命……
防疫站曾告诉我一些关于防止艾滋病毒传播的知识，大哥的去世和好心人的捐助，让我想了很多很多。我终于认识到得病后遮遮掩掩并不是最好的办法，面对艾滋病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给全世界做个榜样，我不怕别人知道我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我要让大家明白，艾滋病是可怕的，但艾滋病毒感染者并不可怕，不要歧视我们，只要懂得艾滋病毒的传播渠道，这种病是可以预防的。同时，我也要宣传，感染者们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报复社会，而要互相帮助，勇敢地面对生活。
2002年以前，资中县有的干部对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够关心，他们说：“干我们啥事？我们没钱！”一些感染者听了后很反感，甚至嚷着要炸政府。2002年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在资中县启动后，搞起了关怀治疗，国家和省上的专家都来到公民镇，不但解决了一部分药物，给了我们每个月130元的生活费，更重要的是消灭了歧视。省委书记、省长、濮存昕都来过我们这里，建了“公民家园”，搞了许多宣传，专家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们在街头、在院坝里、在田边地头向老百姓讲解，什么是艾滋病，如何预防，反复强调不要歧视要关爱，还对乡村医生和干部们进行了多次培训，我和李本才等人也曾被派到北京学习。
如今我也算是一个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志愿者”吧，我常常去探望感染者们，大女儿16岁、小女儿14岁就去广州打工了，她们每个月给我寄回来200元钱，我就用这些钱帮助一些感染者，还给两对感染者做媒，让他们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对每一个发病后快要死亡的人，我都进行过帮助。
我多次参加过培训，也到全国许多地方开过会，讲过课。我觉得公民镇的感染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总是注意着不要把疾病再传播给别人。前些日子李彬和妻子魏婷出了车祸，警察来救助时，李彬便主动说：“警察，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您要小心一点，不要碰到我的血！” 有一位病人临死时要求捐献自己的遗体提供研究，希望为防治艾滋病做出最后的贡献。针对艾滋病的传播渠道，我们还给政府提了许多建议。比如卖淫问题，小小一个公民镇也有几十个“小姐”，我想和老板们协商，带这些“小姐”去检查，并且推广安全套，如果发现有人感染了，可以及早预防。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自编自演排练出了许多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文艺节目，除了在镇上演出，还多次到成都、宜宾等地，话剧《相互关爱，共享生命》曾经两次到北京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公民镇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的人绝大部分已经死亡，今年又死了两个。近几年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感染者，主要是由于吸毒和性传播。前些日子我们曾接到过某市一位女教师的电话，她是大学生，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因为酒后一次偶然的出轨，竟感染了艾滋病毒，她不敢告诉丈夫，心里非常痛苦，只想悄悄地自杀。从网上看到我们的手机号码后，便主动和我们联系。知道她的情况后，我和魏婷等四个人马上动身去到她所在的那个城市，用自己和其他感染者的亲身经历反复劝慰她、开导她，鼓励她敢于面对现实，不要自暴自弃，以后又接她到公民镇来散心，终于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
我们是卖血感染，现在还有不少输血感染的，我知道川北一个城市就发生了几十例输血感染的事故，这些人有的离婚，有的自杀，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全国各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都不敢曝光，但我们公民镇的感染者主动曝光了。现在，公民镇已经没有歧视感染者的现象，我们又可以和别人一起打牌、喝茶了。
自从发现我感染了艾滋病毒后，已经11年了，最近我常常觉得疲乏、累……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多活几年，能够为感染者再多做一点好事……
在镇上的医疗点里，我遇见了几个正在拿药的感染者，自2002年以后，资中县已经在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村里全部建立了医疗点。这几个感染者都只有30多岁，都是去河南卖血被感染的，他们简单地向我介绍了情况，谈得比较详细的是卿舟维，这是一个外貌非常老实的农民，面庞带着不健康的土黄色，他急促地对我说：“我在搞运输，今天逢场，生意比较好，跟你谈了后我还得赶紧去拉两趟。”他说：
我是95年感染上艾滋病毒的，是在河南南阳卖血，去了五六天，只献了4次，一看情况不对就走了。为啥说情况不对？原来，血站设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到处是灰尘，没有消毒，没有检测，我们睡的地方是建筑队搭的跳板；许多人共用一个血浆分离器，回输时堵住了，就拿很脏的铁丝或者扫帚签签戳一下；我的血液本来是AB型，但他们差点把型号挂错……我一看这地方太“歪”，就走了。
1997年我去吉林省延吉打工，又去血站献血，但检查后血站通知我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并且叫我下午到当地派出所去。下午，派出所的车来了，把我拉去问了情况后，叫我先回去，等他们研究后去拿路费回家。我把情况告诉了一起打工的老乡，大家怕派出所把我关起来，都叫我赶快跑。老乡们凑了300多块钱送给我作路费，我马上赶车跑了。
我们打工的工地就在铁路旁边，在火车上我心里默默地向老乡们告别，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望着火车、望着我招手，心里真是说不出有多难过……
回家后，我怕碰到熟人，根本不敢走大路，专拣那些林盘里的小路走……父亲和我抱头痛哭，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后来村里人知道后，小娃娃们不敢吃我买的糖，大人们不准我在河坝里洗衣服，也不准我到磨房去磨面，村长的老妈堵住门骂我，要赶我出村……当时我真想死了算了！我没有别的要求，最大的希望只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一个月能“打一次牙祭”（吃点油荤）就行了。
我找过县上，也到过省上复查，后来便开始服乾坤宁。中英项目开展后，搞了“鸡尾酒疗法”，我服了抗病毒药后效果不错。我曾和李孝春他们一起到北京、宜宾等地演出，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现在我只希望专家们早日攻克艾滋病这个世界性难题，也要求自己处处注意，绝不能把疾病再传染给别人。
我仍然在尽自己的力量劳动，用农用三轮车拉货，每个月可以挣几百块钱。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中英项目结束后，我们的药费咋办？如果没人管，就成了大问题……
采访的最后一个对象是李本才，这也是当地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媒体曾经多次报道过。他正在忙于办厂，中午才开着花两万多元买的一辆二手“桑塔纳”满头大汗地赶回来。他38岁，高而瘦，虽然精神状态很好，但过于消瘦的身材和并不健康的肤色，仍然可以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病人。他的谈话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