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三个失去父母亲的孩子坐在一起，问起了他们学习和生活的情况，特别嘱咐16岁的女孩儿：“爸爸妈妈走了，弟弟们只有依靠你了，你要学会像妈妈一样关心和照顾两个弟弟，帮助他们好好读书，把房子打扫干净。” 临走时我拿出150元钱送给他们，让她赶快给两个弟弟买双过冬的鞋子和御寒的衣服。我还答应，以后继续和他们联系，春节时再寄一些钱给他们（2007年春节前我又寄去了200元钱）。听了我的话后，女孩子缺乏生气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并且用简单的“是”和“对”回答我的嘱咐……
从“儿童之家”出来，我们又踩着满地的泥泞去到另一户艾滋孤儿的家。比那三个孩子幸运一些，这家只失去了母亲。
孩子们并没有在家，四处透风的“房屋”前蹲着他们的父亲陆××，43岁，听说过去是个“能人”，曾经走南闯北挣了不少钱。他卖血5年，单采血浆让他感染了艾滋病毒，正值壮年的他已经变得十分消瘦，伛着背，脸上有一种极不正常的黑黄色，完全失去劳动力没法干活了。妻子曾和他一起卖血，五年前已经病故，当时这里还没有开展对艾滋病的大规模防治，因此不知道她是不是感染者，但去世时她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肉疙瘩，现在回想起来无疑是艾滋病发作的症状了。
他们家有两间破烂的土砖房，严格说来根本不能算作房屋。门是两块歪斜的朽木，有几条比拳头还宽的缝隙；房顶是秫秸盖的，许多地方已经开了“天窗”，近几天常下雨，墙上满是斑斑驳驳的水迹，有个墙角已经坍塌，房里拉了几张大大的塑料布，都是接挡雨水用的。70多岁的老母亲和儿子住在一起，她住的土屋根本就没有门，而利辛冬天的最低气温一般是零下十几度，有时甚至降到零下20多度。
这样的“住房”连健康人都无法栖身，何况病人和老人？这情景让我流泪了。
房里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家具”的东西，只有几张旧床，上面胡乱地堆放着肮脏的被褥和衣服。村支书告诉我，由于陆××过去是个“能人”，因此现在还能剩下几张床和几件衣服，而别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比他更困难。但陆××说，由于没法出去打工，全家只靠政府每月给的50元补助和5亩地生产的两千来斤麦子过活，如今粮食已经吃光了，还拖欠了亲友们1万多元，他叹息着：“这日子该怎么熬啊！”
我问起了他的孩子，他说，女儿现在16岁，小学没上完就辍学去打工；儿子18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也出外打工去了，但出去只有几天就要求回家，根本没挣上钱。
我问他：“孩子感染艾滋病毒没有呢？”
他叹了一口气，神色变得更加苦涩，摇摇头说：“我不敢让他们去检测，也不知道到底感染了没有……”
我摸出100元钱递给他，并且说：“你无论如何要让孩子们赶快去进行艾滋病毒检测，要面对这个现实，如果没有感染，大家都放心；如果感染了，可以及早治疗。”他点头答应了，但会不会真地去检测，真地敢于面对可能发生的不幸呢？我也替他感到恐惧和担心……
在广西的横县，我认识了另一位艾滋孤儿小沈（化名）。和利辛一样，横县也是贫困的人口大县和农业大县，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已经被国家列入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这里盛产雪白而馨香的茉莉花，有一个富于诗意的名字：“茉莉之乡”，茉莉花多用作薰制茶叶了。这里的艾滋病流行不是由于卖血，而是由于注射吸毒共用针具。
小沈的母亲吸毒后感染了艾滋病毒，父亲离家出走了，后来母亲又犯了法被捕判刑，于是小沈成为没人管的孤儿，现在跟年已七旬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两位老人都没有收入，小沈靠的是每月政府给的100元“低保”。我本想到小沈的家里去，但当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们告诉我，这里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还比较严重，小沈母亲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疾控中心一直保密，陌生人去拜访她们，很容易引起邻居们的好奇和怀疑，对这个女孩儿不利。于是，他们打电话通知了小沈，让她和外婆一起来到了办公室。
小沈只有12岁，身材高挑、五官清秀，眼睛很大，穿着白夹克和蓝牛仔裤，是个干净、漂亮的小女孩儿。刚进办公室时她显得很局促甚至有些恐惧，双手紧握着，努力隐藏着自己的情感，我谨慎地注意着自己的言辞，生怕再次伤害了她，交谈好一阵后，她终于放松下来，露出了天真而可爱的笑容。
我问她：“你在上学？上几年级？”
“上小学六年级。”
“老师和同学对你怎么样，好不好？”
“老师和同学对我还好，同学知道我妈吸毒后都假装不知道。”说到这里小女孩儿露出了可爱的笑容，我也松了一口气，看来她在学校没有受到歧视。
“多久没有看到过爸爸妈妈了？”
这时外婆插了嘴：“孩子3岁时爸爸就走了，妈去劳改已经有四五年，不知道判了多久，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怎样了，听说在南宁女监，想去看看她，没有钱就没去……”说到这里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南宁离横县只有100多公里，用不了多少路费，但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说来也难以承受了。
“想不想妈妈？”我小心翼翼地问小女孩儿。
“想，好想去看看她！”小女孩儿也像外婆一样地叹了一口气。
“小学毕业后还上初中吗？”
“想读书，可就怕读不上去……”原来，对艾滋孤儿，按照国家政策，初中可以免费，但高中时得交一点费用……
这时外婆又插了嘴：“她不想读书了，想去找工作哩，我不同意！”
我吃了一惊：“12岁就去打工？”
小女孩儿望望我，低头解释道：“可以去工作，一个晚上可以挣二三十元哩。外公外婆老了，家里实在太困难了！”
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12岁的孩子，她的同龄人都在快乐地学习、玩耍，在父母亲的怀里撒娇，而她却已经感到了生活的艰难和无奈，已经想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挑起生活的重担……但是漂亮的她能够去干什么工作呢？在我采访走过的许多地方，一些小女孩儿十三四岁甚至更早就开始卖淫啊！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了。
我拿出100元钱送给她，并且说：“你现在还没有挣钱的能力，千万不要去找工作，还是应该好好学习，只要你想上学，我一定帮助你！”
当地疾控中心艾滋科科长——一个热情、干练的年轻女人也告诉她，只要能考上大学，大家都会帮助她。
我暗暗祝福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儿幸福吉祥！
采访扎记
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于艾滋病的18岁以下的儿童称为“艾滋病致孤儿童”，有人又称之为“艾滋孤儿”。目前全世界已经出现了大量艾滋孤儿，而且今后会出现得更多，预计到2010年全球的艾滋孤儿将达到2500万人。面对这样庞大的艾滋孤儿队伍，有人称之为是“前所未有的危机”。我国的艾滋孤儿到底有多少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有的专家估计艾滋病患者与艾滋孤儿的比例大概是1∶1.5或1∶2，甚至更多一些。他们多居住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面对生存和发展两大难题，如果得不到切实的、长远的关怀和帮助，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可能会走上仇视社会乃至违法犯罪的道路，后果十分严重。
1997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儿童和艾滋病”；2001年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又指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造成的孤儿需要特别援助。”在第十五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发布了一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20多个相关机构共同完成的重要文件：《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关怀框架》；2006年初，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全球合作者论坛上又发出呼吁，希望国际社会加强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保护力度。
但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艾滋孤儿的关怀和帮助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数量仍然一直弄不清楚（我国也有这种情况），于是艾滋病造成的孤儿数目也很难确定；其次，全球各地区、各地区内部对艾滋病的社会服务能力严重不平衡，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把对艾滋孤儿的救助提上议事日程；第三，有的地区已经把艾滋孤儿集中供养起来，但管理人员的能力又极不适应；第四，对艾滋孤儿关怀普遍缺乏全面性和持续性，并特别缺乏心理关怀。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2005年对来自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7个省的教育行政官员、教师、校医校护进行调查，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真正能够善待、关爱和帮助艾滋病毒感染者和他们的孩子。
一些专家2003年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项目地区6至14岁的艾滋孤儿进行了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孩子感到生活不好甚至很不好；86％的孩子都把痛苦埋在心里，不知道向谁述说、怎么述说；55％的孩子在父母去世后，情绪和心理有了巨大变化……
从实地考察中我深深地感觉到，父母生病或死亡后，他们无辜的孩子常常会笼罩着艾滋病带来的巨大阴影，坠入痛苦的深渊。孩子们生活窘迫，营养不良，无法继续上学，缺乏亲人的关爱，受到歧视和孤立，于是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不但身体患上了多种疾病，而且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巨大的压力常常使孩子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有的自闭、忧郁、焦虑、恐惧、厌学、仇恨社会，有的甚至因绝望而自杀。一些十三四岁的男孩子被迫到建筑工地上去当“小工”，担泥巴、筛沙子，还常常挨打；一些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被一些流氓盯上，有人甚至把她们骗到外地卖淫……
我国民政部鼓励和提倡对艾滋孤儿分散抚养，但分散抚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机制却严重滞后，实行起来有许多困难。
目前，我国已经有一些民间组织和志愿者采取各种办法对艾滋孤儿们进行救助。
一位年轻人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后，善良而勇敢的他没有消极悲观、怨天尤人，而是决心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收养并帮助艾滋孤儿。挚爱的女友没有因为他患了病便抛弃他，反而和他一起拿出全部积蓄办起了“艾滋病孤儿院”。他们不仅让孩子们有饭吃、有衣穿，而且让他们人格健康、心理正常并且有知识，孩子们都进了学校，如今有的孩子已经是高中生。
黑龙江大学的一位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了解到河南艾滋病村艾滋孤儿的悲惨境遇后夜不能寐，竟毅然办了休学一年的手续，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河南一所为艾滋儿童办的小学任教。学校条件非常简陋，办公室就设在当地的清真寺里，四面透风；没有床，晚上就睡在水泥地上；他和其他志愿者每月的生活费只有60元，这还是一些爱心人士捐助的。除了教学，他深入到艾滋病人的家里搞调查，从自己非常有限的生活费里挤出一点钱为艾滋孤儿们买御寒的棉衣和学习必须的书本、字典。在河南的商丘调查地下血站的时候，当地的“血头”把他们视作眼中钉，竟雇佣了一伙艾滋病毒感染者疯狂地殴打他们，衣服被撕坏，眼镜被打碎，嘴里满是鲜血……
研究生李丹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艾滋村”的报道后，便亲自前去进行调查。在河南柘城县小小的双庙村他发现自1997年以来，已经有近200个村民因卖血感染命赴黄泉，艾滋遗孤上百；而且还有700多村民被划进了“黑名单”，估计三五年内将陆续死亡，孤儿的数量将增加到近千名，于是他常常从梦中惊醒，满脸是泪，最后终于放弃了自己苦读7年的太阳物理专业，在河南商丘的一座寺院里创办了“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成为20名艾滋孤儿的校长。但这个学校被当地政府部门以“无任何合法办学手续”为名，勒令关闭，存在了不到5个月……
这样的志愿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而且我们还有太多太多观念上、体制上、政策上、法律上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内部刊物《携手》上，我看见了一段关于艾滋孤儿的故事，题目是《风雪二月天》：
二月天，不该有的雪越下越大，一时间，眼前的世界粉装玉砌，平时蹦跳的三轮车碾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发出声响，慢慢地从县城往村里出发了，路上行人稀少，苍茫一片。
不多时，为了多赚一元钱的三轮司机停车了，上来一位看上去很漂亮的小女孩，大眼睛的睫毛上还带着雪花，衣服单薄却干净，脚上的单鞋和这冰冷的天气相比显得极不协调。
寒风啸啸，白雪茫茫，旷野的马路上出现的小女孩令人惊讶，谁家的孩子还没有回家？难道是走失了？难道是无家可归？此时，联想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冻死在圣诞夜的大街上，而眼前的小女孩欢蹦乱跳的，手里抓住的也不是火柴，是馒头，4个冰冷的馒头，并且脸上挂着只属于她自己的天真烂漫笑容。
攀谈中，“去哪里？”“回家。”“哪个村的？”“宁庄。”“和谁一家？”“我自己。”（因为宁庄是我们的关注点，所以我很想了解）“你爸爸叫啥呢？”“我没有爸爸。”“妈妈呢？”“我没有妈妈。”“你爸爸妈妈哪去了？”“死了。”“你跟谁生活？”“我大伯。”“大伯叫啥名字？”“死了。”
妈妈死了，爸爸死了，跟大爷（大伯）大爷也死了，孩子是一家之主。
谈话继续着：“还上学吗？”“没钱，早不上了。”“手里的馒头是买的吧？从哪里来的钱呢？”“没有吃的就出去打工，哥哥已经出去了，但没有找到活，也回不来，困在那几天了，我今儿就是卖豆子给他寄路费了。”
面对陌生人的“盘问”，女孩依然微笑着回答。
此时，我和同行的北京朋友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情，眼睛模糊了，也许是融化的雪花吧。
一个本应该在娘怀里撒娇卖乖的年龄，为了外出打工没有挣到钱的哥哥能够回家，卖粮食给哥哥邮寄路费，虽然她给我们说她已经16岁了，但我肯定，在邮局，即使她把脚尖立起来，也不会有柜台高。
钱给哥哥邮去了，风雪中她自己打算徒步回家，在我们发现她的地方，距离邮局起码有3公里，而她居住的村庄还要走6公里才能到家。
雪还在下，女孩手里的馒头捏的更紧了，脖子也使劲地想装到衣服的领子里，但衣服太小，顾着脖子顾不了腰，努力，显然是徒劳的，她使劲地把胳膊和腿缩成一团避寒。
……“你还想上学吗？”“我都几年不上了，再上也赶不上，我出去打工去，下力气我也不怕，哥哥该娶老婆了，要花好多钱，我去给哥哥挣钱去，不上学了。”
这难道不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读了这个故事我们能说什么呢？
艾滋孤儿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我们只能说：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