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传播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艾滋病毒传播最主要的途径，特别以共用针具注射毒品的方式进行传播所占比例最高，在很多地方占感染者总数的60％左右。云南、新疆、广西、广东、四川等地的一些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因共用针具而感染的更常占70％甚至90％。
毒品危害，一直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涉及200多个国家，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经济、教育、文化问题。据调查，全世界80％的吸毒者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80％的吸毒者有刑事犯罪行为，80％的女吸毒者卖淫。而我国由于正处于世界上两大毒品主产区“金三角”和“金新月”的夹击之中，形势便更为严峻。
早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罂粟便从英属印度、缅甸等地传入我国云南西部，以后又扩大到其他地方，大小凉山罂花盛开，毒流横溢。民国时期，在军阀的鼓励和操纵下，西康省曾是罂粟的主产区；云南生产的“云土”和“夷方土”倍受赞誉，远销全国。解放时，我国西南许多地方罂粟花满山遍野，一望无际；瘾民身体孱弱，骨瘦如柴。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严厉措施坚决禁毒，到1953年底基本消除了鸦片等毒品的危害，周恩来总理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成为无毒国。
但是近20多年毒品不但卷土重来，而且愈演愈烈。
“金三角”指的是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处以及泰北、老北和缅北的广大地区。是印度次大陆、印度支那和中国内地的连接点，亚洲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这里山高谷深，属亚热带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20世纪80年代后期，缅甸北部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急剧变化，出现了大量地方割据势力，这些地方武装纷纷以毒养军，以军护毒，公开鼓励民众种植罂粟，并生产海洛因等精制毒品。一些毒枭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便纷纷借道我国内地，然后通过香港，转销美国。我国西南地区有长达4000多公里的国境线，许多地方和“金三角”既无界河也无关卡，山川相连，土地接壤，老百姓有的跨境居住，有的亲戚往来，想堵住毒品实在很难。在借道过程中，毒品一路传播和蔓延，云南的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地首当其冲，我国已经消失多年的吸毒和贩毒现象死灰复燃，许多人特别青少年遭受罂粟魔鬼之花的控制后，无力自拔。
随着境外毒品的大量流入，艾滋病也传入我国，德宏州最先受害，以后便是大理州、兴义州、凉山州、六盘水及毕节等地区，云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至今仍居全国首位。
“金新月”毗邻我国新疆的边境，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界地带，形状像一弯新月。这个“新月沃地”曾培育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小麦，如今它却是全球“最危险的地方”。由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努力，近年来金三角的鸦片种植量已经减少，而金新月却在持续上升。毒品在阿富汗被称作“绿色金子”，2001年阿富汗鸦片的产量只占全世界的11.6％，金三角占77.5％，而目前，全世界92％的海洛因都产自阿富汗。在阿巴边境大山中的塔利班武装控制着“魔鬼之花”种植区，他们从毒品中获得美元和黄金，购买武器，招募士兵。
据有关方面估计，我国目前吸毒人员共有600万左右，也有人认为，实际上远远不只此数，由于害怕公安部门的“处理”，许多吸毒者是不敢暴露的。据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和澳大利亚国家毒品理事会最近发布的报告，中国已经成为非法毒品流入亚太地区的一个最重要的走私通道，吸毒者可能多达1200万。境内外的毒贩都急于打开新疆乃至中国的“阿富汗烟”市场，并且正通过新疆开辟新的通道，把来自金新月的毒品走私到国际市场上。
随着毒品的大量流入，艾滋病和其他一些恶性疾病也传入我国，1989年我国第一次发现成批的（146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就是在云南边境地区的吸毒人群中。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到2000年5年间，我国注射吸毒感染率增长了500倍！
2006年6月我到了四川吸毒问题最严重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这里紧邻云南，是金三角毒品进入中国内地的通道之一。据当地有关方面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起，毒品便进入凉山，目前吸毒已经渗透到各种行业，特别昭觉、西昌、布拖三县市吸毒人员最多。吸毒人群最初采用口吸，以后随着毒瘾的增大，为了节约毒资并且寻找“快感”便改为静脉注射。一群群吸毒人员常常聚集在一起，互相共用针具，正是这种行为，让许多人感染了艾滋病，凉山全州的感染者约占全四川全省的二分之一，17个县市都发现了被感染的人。有关方面不能也不敢对艾滋病流行情况进行一次普查，但只是已经掌握的数字也十分惊人。
凉山州山清水秀，山是绿的，田野是绿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雨后山上总是飘浮着、笼罩着白色的云雾，极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从西昌到布拖、昭觉，随处可见“人在画中行”的景色。彝族是一个漂亮的民族，高高的鼻梁，五官轮廓分明，男性多高大威猛，女性多苗条高挑，能歌善舞，热情豪爽，吃饭时总是要向客人献歌劝酒，很多是自己即兴创作的词曲，劝客人喝了一杯又一杯，不醉不休。
虽然山好景好，但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仍然落后，仍然贫困。生态建设的飞播林里到处可以看见刀耕火种留下的“天窗”，文化水平低、交通不便、信息滞后，现代产业极少，工业、农业都缺乏优势。
布拖县是彝族“火把节”的故乡，县艾滋病防治科科长张色尔忧郁地、坦率而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张色尔是一个英俊、高大的彝族小伙子，汉族同事们称赞他能力强，责任心也强。他虽然只有32岁，但近两年浓密的黑发中竟悄悄地出现了许多白发。他苦笑着对我说：“这是为艾滋病变白的……”
“搞艾滋病防治，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件事呢？”
“是第一个艾滋病人的死亡！他名叫阿根××，我的朋友，一个聪明快乐的小伙子，由于正直能干，担任了村上的民兵连长和乡上的治安员。农忙时他在家里劳动，农闲时到云南、成都做生意，赚钱后盖起了砖房，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富裕户。但是后来几个朋友开始笑话他了，‘你家有牛有羊有房子，但是有样东西没得，有样东西你没尝过，算不得真正会享受的人……’一次、两次、三次，在‘朋友’的煽动和唆使下，阿根好奇地开始接触海洛因了，从口吸发展到静脉注射……慢慢地他像变了一个人，脸上没有一点红色，目光呆滞，眼泡浮肿，神色萎靡，不劳动，也不做生意。为了购买毒品，他把家里的猪、牛、羊都卖了，甚至卖去了老婆自己编织的、结婚时穿的百褶裙。后来由于共用针具，阿根感染上了艾滋病。他没听说过这种病，也不相信自己会感染，我曾经多次帮助他，也给他送过药，但是绝望的阿根最后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在一次过量注射毒品后，他永远地倒在了一条污秽的沟渠边，当时仅仅35岁。扔下了65岁的老父亲、年轻的妻子和3个孩子，10岁、8岁和5岁。参加葬礼时，我去到他的家里，虽然我见惯了乡亲们贫穷的景象，但他的家仍然让我震惊，当时他家惟一的用具只有一口铁锅！要是房子有人买，他可能把房子也卖掉了！望着白发苍苍的老人和一群无助的孤儿，我的心情很沉重，他们是我的同胞兄弟啊，我必须帮助他们！这是我的责任，也是社会和政府的责任！当然，我也感到压力很大。”
“为什么凉山地区毒品如此泛滥？”
“这和历史、和风俗都有关系。风俗上，彝族让儿子从几岁起就开始吸烟，而且不准戒，认为戒了就‘断了烟火’，于是许多人从小养成了吸烟的习惯。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些原因：一个是解放前凉山种鸦片烟，地主、土司也吸鸦片烟，解放后禁了烟，大家戒了，改革开放后，海洛因从国外传入凉山，一些人认为鸦片可以戒掉，海洛因也可以戒，不认识海洛因的毒害，由于好奇，想尝试一下；二是互相攀比，海洛因贵，认为抽得起就有‘面子’，甚至在婚礼上都给客人发一小包海洛因，觉得这样会显得自己很体面；三是由于凉山是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千年，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并没有跟上这变化，奴隶社会地位高的头人、土司、奴隶主才能吸毒，奴隶们只能感到羡慕，现在翻身了，而且口袋里居然有几个钱了，于是一些人便认为吸毒便是‘地位显赫’的象征；四是由于政府和舆论对毒品的危害宣传不到位，每年只是‘六. 二六’禁毒日那天集中搞一下，平时缺乏经常性的宣传教育，政府对贩毒打击不力，甚至出现了以‘罚’代‘法’的情况，一些贩毒数量很大的人按法律本应执行死刑，但只要交了几十万元罚款，便可以改判，他们走出监狱后便重操旧业……至于吸毒和艾滋病的关系，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你说感到压力很大，原因是什么呢？”
“压力大的原因最主要是我们彝族文化素质普遍低，许多人没有要学习、要改变命运的勇气和决心。农村里许多孩子不上学，大人让他们玩儿或带弟妹，能小学毕业或上了初中一二年级已经算是了不起的‘高学历’，因此最大的阻力来自落后的观念和习惯势力。由于艾滋病在潜伏期没有明显的症状，直到现在许多人还只怕麻风病而不怕艾滋病。我常常想，我们这个民族会不会被艾滋病毁灭？”说到这里，张色尔的表情变得激动而凝重，“除此之外，我们婚前性行为普遍，保守的性观念和开放的性行为并存，有几十个性伴侣的人不在少数，在农村更是如此，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特殊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准谈‘性’，有时为了一句话、一个没有注意的动作会造成上吊自杀的惨剧，但不谈不等于不‘做’。现在性传播已经上升，特别农村的青少年，十三四岁就有性行为，吸毒的女人还卖淫，一支烟就能搞定……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冬天一些小孩连裤子都没有，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非常恼火。经济发展上不去，观念也落后，我们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低保还没有办法落实，要是中英合作项目结束了，我更担心，以后哪个给感染者们发抗病毒药呢？”
关于抗病毒药，张色尔的担心倒可以解除了，按政策，抗病毒药是国家免费提供的。
有人说，“习惯就是文化”，“我们这个民族会不会被艾滋病毁灭？”这句话在凉山我听到许多彝族干部说起过，他们忧心忡忡，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据当地领导介绍，为了弄清艾滋病流行情况，他们曾对两个乡的5100多普通人群（并不是吸毒人群，其中包括老人和孩子）进行了筛查，结果竟发现了283例艾滋病毒感染者，超过了5％的感染率，这位领导说：“按这个比例测算，14万人口的布拖县究竟有多少感染者呢？真是可怕的现实！”
超过5％的感染率，在全世界也属于高流行地区，这个数字曾让整个凉山州震惊。
在布拖县，我听到了更多关于吸毒者的故事。
据说布拖县最早吸毒的都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本是彝族的精英，但海洛因却毁了他们。毒贩把当地一位县委书记的儿子拉下了水，让他染上了毒瘾并且已经死亡。有个村几乎全村吸毒，感染艾滋病毒后，小伙子差不多全部死光，只留下了寡妇，村支书的儿子也死了，最后绝望的村支书点燃了炸药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60岁的村医生阿根俄日——一个高而瘦的老人，穿着褴褛的黑色布衣，背着疾控中心为吸毒者提供的清洁针具，向我叙述了自己家里发生的悲剧：
“我有5个儿子，两个吸毒，都染上了艾滋病。我们这里穷，年收入只有两三百元，过年过节难得穿件新衣，平时吃不起肉，奔丧时别人给的坨坨肉都悄悄揣到身上，带回家拿给娃娃吃。改革开放后我的两个儿子在外面做生意，赚了些钱，在村里第一个修起了砖房，后来他们吸上海洛因又染上了艾滋病，家里东西卖光了，老大上吊自杀了，那时他才30来岁，3个孙子成了孤儿。另一个儿子虽没自杀，也很困难……
“现在我开始给村民们宣传拒绝毒品，并且搞针具交换，给吸毒的人提供清洁的针具，现在他们基本不共用针具了。我们还请毕摩（彝族社会中专门从事宗教仪式活动的神职人员，毕摩文化对彝族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历史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作者注）来进行教育，一发现有人带来毒品，毕摩就用打死鸡、狗等传统办法警告他们。”
昭觉和布拖的情况很相像，都十分贫困，地里的庄稼多半是玉米、洋芋，由于无霜期短，产量并不高。这里自称为“畜牧大县”、“马铃薯大县”和“服饰大县”，女人们披着长长的“察尔瓦”，行走间十分飘逸。上世纪80年代以后毒品开始进入昭觉，泛滥最严重的时期是1985到1995年。据当地卫生部门介绍，吸毒人群中，艾滋病毒的感染率达到了80％左右，2000年对4个乡15岁至49岁的村民进行了一次普查，艾滋病毒的感染率超过了5％，而由于缺乏资金，2006年6月我到这里考察时，仅有一个竹核乡开展了中英合作的艾滋病防治项目。
竹核乡离县城只有13公里，是昭觉的一个坝区，这里气候温和，良田万顷，还有云蒸雾腾的温泉，是当地著名的旅游区。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这个坝区曾经大量种植鸦片，男人中不少人有吸食鸦片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当地许多年轻人以打工为名，外流到昆明、成都、攀枝花等地，染上毒瘾后便开始贩毒。首先在亲朋好友中“传吸”，和布拖县一样，一时之间当地也把吸食海洛因当作一种“排场”，在婚丧嫁娶、公共场所大家散发毒品，甚至用它来调解家支纠纷。面对海洛因的进入，最初家长们也不怎么反对，因为不了解这种毒品的严重后果，当海洛因泛滥成灾时，他们已经无法控制局面，因此至今许多老人都后悔不迭。
竹核乡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最小的仅仅两岁，最大的37岁。
我去到了双目失明的勒伍××家，这个年轻的彝族女人曾对吸毒进行了坚决而惨烈的抗争。
勒伍××的家是一间30平方米大小的砖房，双目失明的她抱着快两岁的小儿子瞪着什么也看不见的双眼靠墙坐在地上喂奶。这个33岁的女人头发乌黑带着天然的卷曲，五官端正，鼻梁边有几颗淡淡的雀斑，听到我们的问候后便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细小的白牙，当地人都说她过去原是个美人。为什么会双目失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