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政治”思想指导下，国际政治几百年来并未实现真正的和平。正如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特肯尼思·沃尔兹所指出的：在现实的世界中，所有国家都处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所在。而这种反应又使前者确信，它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沃尔兹所描述的这种情形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与苏联都声称对方在威胁着自己的安全，因而大力发展“防御”力量，而在现代军事科技的条件下，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这就导致双方互相之间的担忧，从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搞军备竞赛，最后达到双方所掌握的武器的破坏力可以将整个世界毁灭的登峰造极程度。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对付所谓“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大力发展“防御性”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结果使得那些国家更加害怕美国这个“霸权主义”国家，进而更加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带威慑力的武器，使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更大。如果各国都用“权力政治”理论来指导自己外交行为，那么世界永无宁日，而且终有一天要毁灭在人类自己所创造的武器之下。
人类要想在21世纪彻底免除战争之苦，实现永久的和平，必须要有新的思维方式。新加坡外交家许通美提出了“务实的理想主义”概念，认为各国领导人和政治家都应“将本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结合”，都做“现实主义背景下的理想主义者”。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国际行为主体的现今世界，政治家不考虑国家利益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但是当今世界又处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共同利益越来越突出，政治家不考虑人类共同利益也是不行的。这种“务实的理想主义”思想的产生，本身就表明了维护世界和平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理想和目标，也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所关注的问题。
与许通美的“务实的理想主义”对未来世界和平前景持乐观态度相似，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西班牙外交家费德里科·马约尔则提出了“和平文化”将取代“战争文化”的观点。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发展起来了“战争文化”，即世界组成若干军事集团，进行军备竞赛，一些大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准备应付战争；冷战的结束则为从“战争文化”走向“和平文化”提供了机遇。可以说，这种“和平文化”的发展，不仅将使各国深受其益，而且也将使人类彻底免除核毁灭的灾难。
美国虽为惟一超级大国，但毕竟是世界的一员，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对美国政治和外交不会没有影响。冷战后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历任总统都更多地谈论国内问题，而“不愿意更多地谈论对外政策问题”。这种倾向在历次总统和国会选举中表现的尤为明显。1992、1996和2000年大选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候选人在竞选纲领中都将国内政策放在主要的位置上，“避而不谈对外政策，生怕被美国人民视为不关心民众‘真正’的疾苦”，而克林顿总统自从1992年“入主白宫之后，就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解决国内问题上去了”。这也反映了谋发展、求和平这一世界潮流。与对外政策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地位下降相适应，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地位与冷战期间相比也大为降低。尽管推进民主也是美国外交的一大支柱，但毕竟是排在第三位的，而且与冷战期间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尖锐对抗无法相比。
（二）全球化
全球化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是把“双刃剑”。它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淡化意识形态外交的作用。
第一，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联，美国很难有效地推行对其意识形态对手的外交战略。比如对华政策，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一直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冷战后的对华政策始终有遏制、渗透、西化的一面。然而，全球化使美国的意图很难实现。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市场对任何国家都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也不例外。“事实上，从80年代到现在，美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直在提高，出口也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促使美国人更加重视国际贸易”。美国对外贸易额在50年代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7%左右，到了90年代则占18%左右。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共同利益增多，从而增强美国与中国交往、接触的动力。将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表明对美国来说，经济利益远高于人权利益、意识形态利益。美国的接触政策，客观上使中国受益，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这又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利益相背离。基辛格就曾批评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过于强调人权问题。他认为：“过去美国在海地、索马里的经验，以及今天关于科索沃问题的经验都足以警示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灌注在外交政策上，将很容易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全球化促使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的安全形势复杂化，这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大国进行合作的动力。首先，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为了寻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十分关注世界局势的稳定。而维持世界局势的稳定并不是美国一家所能为的，它必须与相关大国进行合作。比如核扩散问题，美国把它看成是威胁国际局势稳定的最严重的因素，而在这个问题上，它就必须同其他核大国进行合作。其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其数量、规模和实力不断膨胀，越来越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超越了国界，最终产品很难说是哪一个国家制造的。泰国《曼谷邮报》的文章认为，目前全世界有将近2/3的“自由贸易”不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而是作为大约200家跨国公司内部或者它们之间的交易进行的。管理跨国公司已成为超国界的行为，需要相关国家的合作；电子商务使得未来的国际贸易网络化、无边界化，在立法和管理上更需要国际合作。最后，由于全球化的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导致国际经济领域出现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和危机，特别是国际金融风险的扩大。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事例，它给各国经济发展和稳定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克服这些不稳定因素和危机，不是某一个国家所能为的，必须由有关国家共同参与，通力合作。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就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以扼止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说：“在一个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真正安全，必须是保障综合国力的改善与对外开放的结合，是自身发展和外部发展的结合；归根到底，安全离不开参与和合作，离不开与这个新时代的基本特点的吻合。”德国前外长克劳德·金克尔说得更为精辟：“在全球化时代里不再有世外桃园。”“21世纪的世界将取决于大国和地区联合。”
第三，全球化使得美国企业界更加重视企业自身的利益，从而更少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要求跨国公司的领导人必须一心一意地追求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能出现的利益。虽然美资公司的美方投资和管理人员并不缺乏爱国精神和反共意识，但是他们在投资的时候只能以最大的利润为目标，把企业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没有足够的迫使企业主服从国家利益的机制和手段。如果美资公司承担了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特殊责任，那么它们的竞争力就会被削弱。所以，在美国同外国的政治争端中，当美国的政策不符合这些大公司的利益时，这些大公司常常不支持美国的政策。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当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将中国的人权问题与经贸问题挂钩，威胁要用对华最惠国待遇作为武器制裁中国时，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如波音、通用汽车、摩托罗拉都表示强烈反对。众所周知，大公司、财团是美国经济的核心，用第一届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的话说就是：“这些核心公司宏伟的总部大厦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神殿，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和信心。”因此，大公司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利益以及它们对各国的态度必然会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行政部门最终能与中国达成“世贸协议”、国会最终能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议案，大公司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第四，全球化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有利于不同意识形态相互间的渗透和交叉。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原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概念，如市场经济、法治国家，都被吸收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这表明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一些具体内容上是有交叉的，可以互相渗透。随着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作为政治文化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性会进一步加强。而全球化会大大促进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融合，从而有利于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和交叉。一方面，全球化推动各国经济的发展，促使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上升，进而促动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方面，从而较少关注文明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冷战期间美苏搞意识形态对抗，结果是一亡一伤，而较少关注意识形态的日本和西德则成了冷战的真正赢家。托马斯·凯若瑟斯就曾批评克林顿政府过于关注在国外推进民主，好像推进民主会给美国带来一系列利益，认为这种政策是与“眼下日益增长的严酷现实相冲突的”。另一方面，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得人们对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有了更深入、客观的了解，从而减少了寻求对抗的盲目性，也使广大群众更不易受政客们的带有偏见的蛊惑。
第五，全球化使美国的安全威胁更加多样化，从而减弱了美国寻求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美国在很长时间内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担心由敌国入侵而造成的安全威胁，它所担心的是其他形式的安全威胁，如苏联的核打击。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扩大了，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活动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重要因素，而那些“无赖国家”的存在，使这种威胁更难以对付。此外，武器走私、毒品泛滥、环境破坏、非法移民、传染性疾病等同美国国内安全密切相关的事情也都被列入美国的国家安全议程。据美国芝加哥外交委员会1998年第一季度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制止国际毒品交易”、“制止大规模非法移民”、和“保护全球环境”等与传统国家安全概念不相关的内容已经被排在相当优先的地位。在列出的美国外交17项目标中，政治精英排列的头四项目标是：阻止核武器扩散；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做斗争；保卫盟国安全；制止国际毒品流入美国。而一般美国公众排列的头四项目标是：阻止核武器扩散；禁止毒品流入美国；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与国际恐怖活动做斗争。2000年上半年的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把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乙型和丙型肝炎、下呼吸器官感染、腹泻和麻疹这七种传染病列为威胁美国安全的重要因素。中情局的官员称：“这些疾病将危及国内外美国公民的生命，对美国在海外部署的武装部队构成威胁，使美国具有重大利益的关键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上述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并难以解决。比如核扩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核技术扩散的途径越来越多，速度日益加快，更加难以监控。再比如传染病，正如康涅狄格州的众议员萨姆·盖登森所说的：“我们不能在美国四周围上栅栏，希望能把疾病挡在边界之外。”这些安全问题的存在无疑会制约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也会制约美国民主外交的实施。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美国战略家的心目中，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威胁只占居相当次要的位置。
前面提到的21世纪委员会的报告在提出全球化为美国推行民主外交创造了条件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时代，“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将比以往更分散，更难以预料，而且更难以抑制。威慑力量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毫无作用。”针对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前景，报告认为：“未来25年的世界肯定会对我们已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如何保护美国的利益和促进美国价值观的观点构成挑战。”可以肯定地说，报告所提到的“更分散、更难以预料、更难以抑制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共产主义，“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构成挑战的世界”主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三）多极化
尽管冷战后美国的霸权战略得以推进，世界格局“单极化”趋势得到加强，但是多极化仍是个大趋势，大多数美国战略家也都承认这一点。1999年出版的为美国外交出谋划策的《“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一书就指出：“美国不能将谋求霸权确定为对外政策的目标，因为推行霸权主义并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亨廷顿在《孤独的超级大国》一文指出：“现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但那并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他进而提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格局是“单极加多极”，即一个超级大国与多个主要力量并存。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单极与多极的较量中，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已成为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大国的政策取向。就如美国尼克松中心国家安全计划主任彼得·罗德曼所指出的：“美国人非常得意的单极阶段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庆贺。世界其他多数大国，甚至包括美国的友邦，都把抗衡美国势力作为对外政策的主题。实际上，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趋势。”
多极化从两个方面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产生影响：一方面是多极化使美国的竞争对手增多，促使美国弱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是多极化促使意识形态多元化，进而冲淡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