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欧俄中日“四强”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只是其中之一。根据美国的战略方针，美国要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因此美国对“四强”都要防范，当然作为美国非盟国的俄罗斯和中国是首先要防范的对象。虽然美国战略家们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在20-30年内成为美国一超地位的挑战者，但是就目前来看，惟一拥有实力摧毁美国的国家还是俄罗斯。从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可以看出，挤压俄罗斯是目前美国地缘战略的重点。美国加紧扩大在中亚地区和蒙古的影响，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但更多地是在抢占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布置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主要目标也是俄罗斯，正因为这样，俄罗斯的反映更为强烈。俄总统普京于2000年6月克林顿访俄后不久就表示，如果美国作出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将意味着核大国关系中的战略稳定的瓦解，1972年苏美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崩溃，”“俄罗斯将被迫考虑不仅退出削减进攻性武器方面的条约，还将退出关于中程导弹的条约。”美国在东亚地区搞有日本特别是台湾参加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不可否认有对付中国的一面，但是也有对付俄罗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因素。欧盟和日本虽为美国的盟友，但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是很深的，经济上的磨擦和政治上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仍很尖锐。美国搞导弹防御计划也有挟持西欧和日本，将它们捆在美国的军车上、限制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意图。正因为这样，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就遭到西欧国家的反对。尤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2000年7月举行的冲绳八国首脑会议上，西欧国家和加拿大竟然支持俄罗斯，谴责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会上通过的文件说，必须维护1972年美苏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所有条款。
“多强”与“一超”并存这种局面使美国不可能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全力以赴地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不能将主要力量用于对抗共产主义。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曾在1990年7月概括了冷战后国际环境变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他说：“当你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在莫斯科掌权时，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被分成两部分。任何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人都是在反对我们。”现在这种简单的两军对垒状况已不复存在。“多年来第一次你不得不真正考虑你的利益是什么。”两极格局容易形成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局面，而多极格局则会使意识形态对抗大为缓解。
多极化为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创造了条件。某种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是与这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即它所赖以发育成长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密切相关的。在两极格局下，与两个超极大国的影响力相伴随，它们所分别信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被凸显出来。而在多极格局下，随着国际事务中主要角色的增多，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增多。虽然俄罗斯从总体上说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欧盟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但是俄、日、欧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还是与美国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体现在文明的差异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将俄罗斯和日本划在了西方文明圈之外；另一方面更主要地体现在民族主义因素上。
任何意识形态都根植于一定的民族文化，与一定的民族特性密切相关，融入了一定的民族主义因素。其实在整个20世纪，除了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外，还有一种意识形态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民族主义。只不过由于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尖锐对立，使人们较少关注民族主义的地位与作用。1960年发表的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就已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并列，称其为第三大意识形态。事实也是这样。冷战期间，在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尖锐对抗的同时，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蓬勃兴起，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既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模式，也没有像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根据本民族的实际情况，走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冷战的结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东欧国家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膨胀的结果。
冷战后，所谓自由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斗争历史的终结，为民族主义进一步勃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民族主义是阻碍自由民主主义向世界传播的重要因素。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已经促使俄罗斯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日本的民族主义则助长了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就是与美国同享一种文明的欧洲，也正逐渐发展起来一种新型的“欧洲民族主义”。至于像印度这样即将跨进“多强”行列的国家，民族主义色彩更加强烈。民族主义力量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会冲淡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对立。美国学者富勒认为，在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结束后，接下来的意识形态对抗将发生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能挑战西方的“下一个意识形态”很可能是代表一个与西方价值观和制度相对立的混合体的东西；而这个混合体的组成部分主要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
总之，可以断言，能主导世界事务的“极”越多，意识形态就越趋于多元化，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矛盾的地位就会相应下降。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
首先是外交政策。如第一章所述，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客观上促使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外交。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上过于强调意识形态，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的疑虑和反弹。中国是目前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直接影响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外交上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的观点。”70年代初，针对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中国政府同美国这个意识形态对手缓和了关系，并与之搞反苏“一条线”。然而，直到80年代以前，中国外交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对苏政策是在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旗号下展开的，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暂时被摆在次要地位。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其特点是强调独立自主，不结盟，突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重申反对霸权主义的时候，提出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和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并进一步靠拢第三世界。到这时，中国外交才真正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走出来，意识形态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大为减弱。冷战结束后，遏制中国的“新冷战”始终没有打起来，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一贯主张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加强对话和交往。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已经使中国深受其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顺利推进，与有一个良好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分不开的，而这种良好的外交环境又来源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长期的事业，邓小平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那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也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只要中国坚持和平外交，不强调意识形态差异和对抗，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动力和借口。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政策也会影响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的时候，美国自然会感到社会主义是与自由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是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而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市场之后，美国则感到它自己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有互惠互利之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走上不归之路，这有助于减弱美国对中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
结束语：意识形态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方针
针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作为目前惟一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应该怎样对待，这是学术界及思想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问题。笔者根据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发展规律及趋势，从中国的现实利益和国情出发，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这虽然不是本书论题的内容，但很有现实意义，故作为结束语呈现给读者。
一、对冷战思维既要保持警觉又不可反应过度
中国正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长期的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事业，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根本途径，因此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中国外交工作的任务就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国周边局势的稳定以及世界和平是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为此就必须与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是中国外交对象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体系中来，西方发达国家是首要的开放对象，而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美国又是重中之重。此外，美国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外交政策取向对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再者，虽然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但是美国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所以，搞好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外交大棋盘的关键环节。而要搞好与美国的关系，就必须很好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动因，了解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基本取向。
美国是个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与美国有着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意识形态既是美国的外交理念，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影响美国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等基本国家利益的判定。此外，意识形态还充当着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手段，是它争取本国公众和盟友支持的旗号，是联结它与盟友关系的纽带，是打压对手，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反共主义”在美国有着深厚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只要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反共主义”就会存在。冷战后，虽然在美国政要和战略家的心目中，共产主义已经“大失败”，不再对美国的根本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但是以共产主义为敌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反共主义”的阴魂不散，并以各种间接的形式，如民主外交、人权外交，表现出来，贯穿在美国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中。中国是现存的惟一社会主义大国，必然成为美国“反共主义”外交进攻的主要对象。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着渗透、西化、分化的因素。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否则，我们就会犯“右”的错误，就会在美国西化战略的进攻下丧失警觉，放松防范，就会吃大亏。
但是，美国又是个奉行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国家，维护基本国家利益是其外交的基本动因。意识形态虽然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不是基本的部分，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这些基本国家利益比较起来居于次要的地位，当意识形态利益与基本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必然要让位于后者。所以对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也不可估计过重，更不能搞得草木皆兵，好像美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搞“和平演变”，甚至产生恐美心理，不敢与美国接触、发展关系，更甚至产生仇美心理，与美国针锋相对，搞成“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美国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以“冷战思维”对“冷战思维”。如果这样，我们就会犯“左”的错误，就会失去许多与美国发展、改善关系的机会，这不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不利于维护稳定的周边环境和世界和平，因此也就不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甚至还不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并存将是个长期的现象，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将长期存在下去。就目前来讲，由于美国仍处于惟一的“一超”地位，安全环境与经济形势比较好，美国比较强调意识形态外交。但是从长远趋势来讲，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深化，随着全球化与多极化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影响的不断扩大，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作用会趋于弱化。不认识到这一点，也是错误的，这会影响我国长期对美战略乃至整个外交战略的制定和调整。
二、顺应时代潮流高举和平旗帜
美国“反共主义”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直接影响着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发展趋向。国家关系是互动的。当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中强调意识形态，特别是所宣传、信奉的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反美”倾向时，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反弹，相应强化意识形态外交。苏联外交以及中国50-60年代外交的经验教训就表明了这一点。就拿中国来说，中美之间长达20多年的对抗，究其原因，固然有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的一面，但中国一直将美国作为意识形态上的主要敌人，也是一方面的因素。你要摧毁、消灭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美国是决不会无动于衷、任你去摧毁的，即使这种摧毁、消灭只是口头上的。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树立、信奉、宣传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呢？邓小平所说的那种“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的意识形态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主张暴力革命，认为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二是主张输出革命，即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支持、参与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引起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慌和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