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高考生一旦成为哈佛大学的学生，便会得到一份安排缜密的学习计划、锻炼表格和校内政治文化活动安排。哈佛的学生要首先弄清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什么是选修课，什么是必修课，然后再根据个人特点确定整个学习期的学习计划。起跑线已经划定，落后的人会吃尽苦头。你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沿着别人铺的铁轨跑，而是以“不是你自己选择的速度飞速地奔跑”——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如今在一个跨国公司当经理的彼得这样说道，“否则的话，你会被甩出去”。
在美国，有近700个系和高等学府是专门培养能在财政混乱和经济下滑的条件下作出最佳决策的管理人才的，哈佛大学被认为是其中最有声望的，而且是最先进的——当然是依照美国人的标准。哈佛大学开设经济、财政、工业和金融管理基础理论，以及组织销售、公文处理、会计核算和许多其他课程。这里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使用计算机网络、个人微机和经济教学方法的能力。
在哈佛，业务演练是一种得到大力推广的教学模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按“公司”分组，然后在这些“公司”之间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公司”的运行方式完全是依照现实交易中的准则的，校方通过这种教学方式来确定，谁能胜任什么工作，谁适合担任什么职务。要知道老板都想使自己的钱掌握在那些能使它不断增值的人手中。在这里，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那种最终能把他们塑造成商业武士的本领。
在哈佛大学的课堂讨论会上，主要是分析商业实践中的具体事例，各种特殊案例，研究各种决策方案，其目的在于培养未来的商业大亨们具有处变不惊的本领。
哈佛还十分重视研究国外的商业经验和培养学生掌握各种外国语，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培养出真正的现代管理人才和商业间谍。
哈佛大学的学习、训练和作息安排得非常紧张，使学生没有时间去消遣和从事个人爱好。在残酷的竞争条件下，昔日的成功再也不是吹嘘的资本，落后无异于死亡。紧张的节奏从入学的第一天一直持续到学习的最后一天。学习期间，学生们的所有能力都被摸得一清二楚。比如文化水平、科学头脑、组织才能、政治潜力和商业才干等。但在所有这些能力中，最受推崇的是商业领域中的组织天赋。
各种各样的学监从一年级起就在密切地观察每位学生，最大的联合公司，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埃克森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洛克菲勒公司”等也都派人去研究学生的业务素质和个人素质。三年级开始后，各大公司就安排那些他们打算录用的学生的活动。最有才赋的学生往往是由公司出钱派往国外去实习，在那里他们要熟悉世界各大研究中心和生产基地的情况，熟悉公司设有的子公司，像日本或西欧国家那样的未来工作环境。通常在这样的观光之后，不久前还以“嬉皮士”外表而自命不凡的大学生们就穿上了在上等厂家订做的最时髦的花呢制服，这些服装和旅行一样，均由各大公司支付款项。除此之外，被选中的学生可以在豪华的饭店使用公司的账户或信用卡，也就是把用餐费用记在公司的账上。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散发着散文诗般的温馨，可这一切对公司来说是值得的，因为“智力是利润的源泉”。此外，这种关怀也不会不引起未来经理对公司的感激之情，而且能把他们吸引到公司里来。这种方法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感到，他们进入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新家庭，受到这个家庭的珍视和关怀，而这些公司对他们的惟一要求就是保持对商业的忠诚，并为此而顽强地工作。
哈佛大学是哺育美国社会精英的学府，在这所高等商业学府中，传播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念，至于文化、人性、嗜好和情感，则居于次要位置，其中最后一点几乎荡然无存。未来的经理们应当成为分析研究专家，他们既无所畏惧，又残酷无情。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首先要创造的是金钱和功名，为了这些理想，往往需要牺牲掉普通人所具有和珍视的一切，即：爱情、妻子、儿女、手足之情，以及心中的“自我”。
商业是残酷无情的，它要求人付出一切。竞争系统选择了商人，迫使他们变得残酷无情，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绝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培养未来的精英们去拼搏，他们在拼搏中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展示自己的才能，这包括智慧、机敏、大度、贪婪、斯文、狡诈、禁欲主义和无异于自戕的残酷。毫不奇怪，哈佛这些商业缪斯的子弟彼此都相当残忍，因为如果有谁经受不住长年残酷无情、疲惫不堪的竞争，他就不得不从跑道上退下来，即使他已接近终点，也是一样。要想坚持到底确实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在没有百万富翁的家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被哈佛大学刷掉，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全部希望的毁灭和终生的不幸。这就像是已感到自己榜上有名，并品尝到权力的甜头，体验了痛苦和成为富翁的幸福……可突然间，又从未来佼佼者的行列中落入失败者的圈子里，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呢！的确，“痛苦属于被战胜者！”
此话一点不假。对于那些顺利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人来说，光辉的前程即刻展现在面前，根据经理服务等级、公司规模、业务发展的状况、个人的工作成就等，经理们的收入很快发生变化。如在年销售额20多亿美元的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可达40万美元，大型跨国公司的经理年收入可达100多万美元。而哈佛大学教授的年收入为5万美元，国会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的年收入为6万~8万美元，可见差别之大。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优秀的管理人才是供不应求的，这就是为什么围绕着名私立学校的毕业生和才华横溢的大学应考生进行的激烈争夺战愈演愈烈，为什么那么多聪明灵慧的大学生挤破了头拼了命也要进哈佛大学！
美国的捐献文化
杨帆编译
美国人的捐献几乎是天文数字，每年捐献的钱，相当于丹麦、挪威、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一年的生产总值。美国人的捐献像是在进行一场冠军赛，20世纪80年代，商业大亨郎埃圳捐了300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有线新闻网总裁特纳一鸣惊人，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他总共才有30亿美元资产，捐出1／3，这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慈善心。在20世纪结束前，美国捐款冠军是微软总裁盖茨，他曾一次捐了20亿美元，更新了美国所有中学图书馆的电脑。
多数捐款来自普通人
初看到这些捐献报道时，人们以为美国的亿万美元捐款都是出自这些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错了。据统计，美国一年千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在特纳宣布捐出10亿美元之后不久，83岁的遗孀斯考特走进旧金山市区她经常看病的医生办公室，递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给这个医生主持的“学生基金”。斯考特是个黑人，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等不过851美元，这1000美元是她省吃俭用四年的积蓄。
1997年12月，经营洗衣店的麦卡提夫人把一生劳作积攒的15万美元捐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建立了“黑人学生基金”。在这之前一个月，新泽西州的居民包叶尔中了“六合彩”，金额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过婚的72岁老人，平时总是准时到教会，但这次她迟到了，教友以为她中了头奖，不会再来教会。但弥撒开始20分钟后她蹒跚地走进教堂，解释说她的旧汽车半路抛锚，要送去车行修理。随后她宣布把“六合彩”的奖金一半捐给教会，一半捐给当地救火志愿队和救急队。她连辆新车都没买。
几个星期前，纽约曼哈顿的一位厨师中了“六合彩”，金额创了纪录，达1亿美元。这位厨师表示，他会把相当部分捐给他家附近的三所中学。当时他和妻子住在曼哈顿上区的公寓，月租是587美元。这钱在曼哈顿只能租到极简陋的公寓，可见他们并不富有。
《时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到中了“六合彩”怎样花这笔钱时，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分金额捐给慈善事业。
打破国界的捐赠
更多的捐款，既不是来自大富翁，也不是来自“六合彩”中奖者，而是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帕瑞德默小姐每个月给一个环保组织捐5美元，已持续了25年，她说：“捐献是我和世界的联络渠道。”碰上灾难性事件，美国人捐款更是踊跃。几年前，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大楼被炸，加州硅谷26岁的金融分析师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53847.8美元，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也捐出相同数额。全公司几乎人人捐款，金额达到10多万美元，全国各地捐款、捐物和要求献血电话之多，使当地赈济机构应接不暇。“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于游说捐款者把钱捐到其他项目上。像特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一样，美国人并不是都把钱捐给自己国家，而是捐给了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饥民，索马里的灾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还有中国的洪水，中国台湾的地震……都是美国人捐赠的对象。以1996年为例，那一年美国人平均每户捐出了1017美元，相当于每户捐出了全年收入的2.1％。
遗产捐给社会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献和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美国人捐献，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应该交给社会，实现大社会、小政府，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名校，每年的预算都达几千万美元，绝大部分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分来自该校毕业的学生。
东方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但美国人则不同。1986年居住波士顿的81岁的纽伯格去世时立下遗嘱，把全部560万美元的财产捐给美国政府。
这位犹太老人当年为逃避纳粹来到美国，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三个成年子女。虽然对于年度预算高达5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来说，500万美元只够政府维持运作两分钟，但纽伯格在遗嘱中说：“我感激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1994年，89岁的着名出版家唐纳·米勒死后留下高达9000万美元的财产。在他的遗嘱中，除了留给妻子100万之外，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对三个成年子女则未留分文。他说：“我已培养了他们，他们目前的境遇都不错。”
正是这种无私的捐献精神，不仅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模式成为可能，而且支撑起让世人羡慕的精神文明。
贡献时间：另一种捐献
美国人不仅捐献金钱，更捐献时间。义工早已是美国一个普遍现象。例如，1993年的“国际海岸清洁日”，全美有22万义工在几千里海岸线和河边清扫掉2400吨垃圾。1996年纽约“清洁日”，有7000名义工在全市300个公园和公共设施清理垃圾。
1993年的冬天，旧金山北部小镇帕塔鲁马的一名12岁女孩失踪，小镇民众自发地成立了“寻找中心”，参加寻找的义工多达1500多人。要知道，小镇全部居民才4.6万人，义工中绝大部分不是家庭主妇，有的是餐馆老板，把餐馆暂时停业；有公司职员，提前休了积攒的假期；还有工人请了事假。他们印制了300万份“寻人启事”，分发到全美各地的公共场所；建立电脑网站，通过全国联网查询；几百人一组，在附近山里寻找。
1995年7月初，来美国康涅狄格州麦迪逊镇参加“残障人运动会”的尼泊尔运动员马利溺水失踪。当地上千名居民手拉手组成人墙，在海岸边水里进行过滤式筛找。
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尼泊尔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小国，但美国人看重的是这个失踪者属于整体的“人类”。强烈的人类“同类意识”和“生命意识”促使他们自发地救人。
挪威的欢乐时光
温塞特冯亦代译
挪威人把每年2月开始的那个古怪季节叫作“早春”。那时太阳连日从纤无点云、一碧如洗的高空照射下来。每天清晨，整个大地结上了一层闪闪耀眼的霜花。过不久，屋檐便滴滴答答化起水来。太阳舐去了枝头的积雪，人们便可以看见白桦树梢头开始变成亮晶晶的褐色，白杨树也出现了一片预兆春天的浅绿。
道旁篱边，积雪还堆得高高的，田野里的雪块在太阳底下像是堆堆白银，滑雪板压成的小辙，错综交叉，显得格外清晰。成群的鸦鹊衔着细枝在天空飞翔，已经开始在修筑去年的旧巢了，他们的聒噪不时划破了冬日的宁静。
太阳一下山，天气便变得刺骨寒冷。白天的回光却还逗留着，像燃烧着的残焰，沿了覆盖着黑丛林的山脊通道直达西南。一抹苍绿的光亮在地平线上迟迟不灭。早晨，屋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柱，接近中午，闪闪的水滴便落下来了。白昼也一天比一天更长更亮了。对孩子们和年轻人说来，这是一年里欢天喜地的日子。
孩子们从学校回到家，匆匆咽下饭食——他们要到山里去练习滑雪。他们不挨到第一批星星在天空中闪烁，是不会回家的。吃过晚饭，他们就在长长的山路上滑雪，先从山上沿着有无数急转弯的路溜坡滑行，然后一下子穿过市镇。在这些道路上滑行是件险事，因为路上车辆络绎不绝——有轿车、公共汽车和载重卡车——特别是这些山路都要横穿大街，大街又是直达山谷的唯一要道。母亲们除了提出警告外，简直无能为力：“真得小心一些才是！”孩子们呢，却直截了当地说用不着对他们提这个！没有人为了玩溜坡连命都不要的。
这群孩子究竟在什么时候和怎样温习功课并做习题简直难以想象。看来他们多少总还是做的，因为他们在学校里所得的分数，并不见得比上学期来得差。也许在滑雪的季节里，老师们格外宽容一些。冬季里，每个学校都有一次滑雪比赛，孩子们可以跟着体育老师到森林里去滑雪旅行，就算是上体育课。而且早上进学校之前把功课“掠过”一遍也是来得及的，因为用滑雪板或是瑞典式的“推踢雪橇”只花五分钟工夫就可以到达学校。
常常会发生一些意外事故。滑雪道和路面逐渐磨成坚实的冰块，如今摔一跤可真受不了。全乡许多人家都有孩子躺在床上，他们不是摔了跤用热水焐在膝盖上，便是头部受了轻微的震荡。奇怪的是多数人跌得并不厉害。那些被各个滑雪俱乐部占用的山头上，才是真正滑雪训练的地方。当然，他们会把新鲜的雪运来垫上，才不会让跳台下面的雪地变得结实发硬。但是森林里的坡道却很可怕，许多这样的坡道是用来作高速滑行的。幸而每当这些坡道几乎不能再滑行时，往往就会连下几天大雪使情况改变——所有的滑雪道又柔软得像天鹅绒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