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是有惊无险，顺利晋级。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毕竟属于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业务骨干这个范畴，而且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打从参加工作，头几年只发生活费，后来好不容易拿上工资，却再也没有动过。那么，我为什么要逃会呢？人们有所不知，敝人义务当了二十年反面教员，对于所谓的当众检讨、交代、交心、坦白、认罪、把自己说得狗血淋头之类，早已是深恶痛绝，避之犹恐不及。这次也少不了要讲什么个人的优点缺点，烦不烦嘛，我宁可冒着评不上工资的风险，也不愿再一次当众糟践自己。我不玩儿了！
回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次“告别革命”的胆大妄为。
说来叫人难以置信，想当初，在下可是一个哭着喊着要革命的纯真少年，甚至还有过一段“光荣史”呢！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呀呼嗨嗨一个呀嗨，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一九五〇年初春，位于祖国西南的崃山古城，倏地响起了欢快活泼、节奏感强的革命歌曲。沉闷气氛一扫而光。曾几何时，国民党也搞“天天读”。每天上学后第一件大事是朝会，众顽童齐集学校礼堂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音调低而平缓。复诵读总理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和尚念经，不知所云。
家乡解放时我刚满十一岁，跟着了迷似的成天往县学联跑，和大家一起扭秧歌，跟解放军马同志和南下干部、满口京腔的白姓女同志学唱：“走，跟着毛泽东走，走，跟着毛泽东走……”“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跟随着毛泽东前进……”还唱过曲调低沉的《你是灯塔》：“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永得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永得解放。”
原先县城的文化生活较为贫乏，仅东街有一家戏院（俗称“戏园子”），专演川戏。有时跟着家里大人进去看戏，大人倒是听得津津有味，我们则只看见“穿红穿绿，打进打出”，武打场面还能勉强看看，到了小生或者小旦出得场来，慢条斯理地唱开戏文，我们就呆不住了，百无聊赖地在过道里跑来跑去。此外，天主教会的高鼻子外国人在西校场放过几部无声电影，例如《人猿泰山》之类。虽觉新奇，也就看个热闹而已。
如今，解放军五十四师文工团在戏园子免费演出歌剧《刘胡兰》和《血泪仇》。
我觉得新奇有趣。有些唱词已能倒背如流，至今不忘。例如“数九那个寒天来下啊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勾子军来了整一个团，被咱们包围的牢又牢”和“三叔三叔，你听我说，胡兰子家，来了个八——路”。
宣传这玩意儿就是厉害。别看不过是唱唱歌，看看戏，那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对于一张白纸的天真少年说来更是如此。这不，一来二去，我这个小不点儿居然也跃跃欲试，要投身革命了。县里开人民代表会议，我跟着凑热闹，别的本事没有，只有在丰席台上端茶送水的份儿。
许是因为这个小家伙憨态可掬吧，会议简报上刊出了表扬“小招待员”的文章。学联组织大家到附近的乡场搞宣传，我也软磨硬泡要求参加，终于得逞，遂兴奋异常地打起背包随队出发。可到了摆开阵势向老乡做宣传时，又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因为表现积极，还被爱吹牛的学联主席封为县里的“招待先锋”。多年之后回到故乡，有人提起这段经历，称我是“老革命”，我唯有苦笑。
我对于革命的向往，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看到西干校的男女学员三三两两、手捧野花到遇难烈士的临时坟地来祭奠，也着实羡慕。我觉得他们的装束、做派、甚至情调都很革命，很浪漫。西干校即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解放初期一批热血青年在成都经过短期培训后，即奔赴西康新解放区开展工作。不料在从成都步行前往邛崃的途中遭土匪伏击，有人员伤亡。遇难者就临时安葬在我家附近的西校场上。革命在我的心目中，是无比高尚美好的事情。其实，革命也渐渐露出不那么光彩的另外一面。只是我当时有意无意地对此视而不见罢了。
一九五〇年，为应付财政十分困难的局面，新政权发行“中国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名为自愿认购，但当时大部分人家一贫如洗，哪有余钱认购公债？只好层层摊派，于是学联就有帮助催公债的任务。各街道都有具体的任务指标。我分到东街街公所下属的东二保（相当于现今的居委会）。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每天挨门逐户地去催公债。记得有一位老先生身体虚弱，早已卧病在床，我们却不管不顾，每天跑去，在他耳朵边上大声嚷嚷：“买公债！”
“买公债！”如此折磨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情何以堪？我们却乐此不疲，自以为是在干革命。
不久，“四大运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正式开场。县里一些头面人物原本平安无事，眼下则末日来临。一日，在县师范学校操场上举行群众大会。现场人山人海，只见着名士绅、原国大代表张鹤林操着成都口音在台上交代：“本人张鹤林，解放前受的封建教育……”好像没让他罗嗦多久，下面“打倒张鹤林！”“打倒张鹤林！”的口号声就此起彼伏。最后是砰地一声枪响，将张鹤林当场击毙俗称“敲砂罐儿”）。有生以来初次经历如此残酷的杀人场面，一种强烈的感觉是心惊肉跳和惶恐不安，幸好身边没有一个熟人，那可是要命的阶级立场问题啊。
我姑父与张鹤林的命运完全一样，也是在斗争大会上当场枪毙。罪名是“恶霸地主”。当天居然是邻里街坊出面张罗，用梯子将舅父抬回并安葬入土的，令人匪夷所思。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事过之后，原先的佃户还甘冒风险，偷偷往老东家屋里背大米。姑母则从此成为“地主份子”，被扫地出门，后半生受尽屈辱和折磨。姑父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呢？成都高等师范毕业，曾去日本游学一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四川省省议员、新津县县长、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的主任秘书。李家钰也绝非等闲之辈，乃川中抗日名将，一九三七年率部千里奔袭，前往晋西南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次年在战斗中为国捐躯。一九八四年，被追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姑父抗战后返回故里，赋闲在家。长子早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一九四九年已是驻京部队的一名营级干部。姑父也算得上响当当的革命军属了。数月之前，他还兴冲冲地以“开明士绅”身份参加县人民代表会议呢。
哪能想到说翻脸就翻脸。远在北京的长子非但爱莫能助，反而因此受到牵连，被贬至北京郊区去管劳改犯。姑父的次子则一直替国民党卖命，舟山战役后即音信渺无。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台胞身份荣归故里，其时已是父母双亡，地方当局不敢怠慢，待若上宾。次子当面质问为何将父亲处死，答以当时订有指标云云。
姑父一本家侄儿原系省高中学生，解放后也很积极，是县学联的活跃人物。多才多艺。记得他曾给一首歌填上新词：“封建统治中国几千年，造成中国贫穷和落后……”，这首歌在县城里传唱一时。忽一日，只见他衣衫褴褛，脚蹬草鞋，和犯人一起到西河坝挑石头，据传他是特务！后来查无实据，无罪释放。一九五七年，亲弟弟为兄长鸣冤叫屈，又被打成右派，当了二十余年“贱民”。哥儿俩先后落难，说怪也不怪，都是出身不好惹的祸。
我舅父多年离乡背井，去西康省谋生，不过一个小小职员而已。刘文辉率部起义后，他也返乡赋闲。多年积蓄和苦心经营的商号统统化为乌有，一家老小生计无着。老友聂瑞奇原系地下党员，如今有了一官半职，动员他去当教员，舅父嫌待遇太低，不够养家活口，婉言谢绝，在自家院子里搞起了手工业作坊，磨面粉、做面条，苦苦挣扎。但惨烈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无良小人又立功心切，趁机栽赃诬陷，舅父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一天夜里，自沉于后院的水井，撇下老母和妻儿撒手西归。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失去亲弟弟。十八年之后，母亲另一个亲弟弟、我的小舅则在又一场浩劫中因“历史问题”自沉于工厂的水池，前往天堂与兄长相会。
一九五〇年冬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学校里掀起一股报考军干校的热潮。我们这些年龄太小、不够尺码的学生，眼看着同窗学友光荣应征，只有羡慕的份儿。却并不甘心，每天早上背起背包，嘁着“一、二、三、四”的口令，在结满白霜的操场上结队跑步。
解放前，县城西街有一家书店，店主叫李欣奇。我经常光顾，站在书架旁边看书。但可读之书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神探福尔摩斯和大盗亚森·罗宾之类的侦探小说。解放后，东街开了一家新华书店，门脸不大，但书籍甚多。墙上挂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的横幅。我成了这里的常客，但只看不买，把书店当成了图书馆。革命文学作品，包括苏联文学作品，对我影响很大。例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等。
书中的主人公或者说英雄人物都成了我学习的楷模，保尔·柯察金的那段脍炙人口的内心独白（“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全部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更成了我的座右铭。
在儿时的记忆里，“同志”是个极荣耀的字眼。只有入城不久的解放军战士和南下干部才配称同志。懵懵懂懂的我把“同志”和“革命”连在一起，当成十分向往的目标。终于有一天，我也成了“同志”，那是在挂上鲜红耀眼的红领巾之后的事情。别提有多自豪了！当时少年儿童队员（后来叫少年先锋队员）之间要行队礼。有时走在大街上，迎面过来一个并不认识的队员，我赶忙举手行队礼，谁知对方竟毫无觉察，于是我高喊：“同志，同志！”
一九五四年夏季，我侥幸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首都北京乃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无比向往之革命圣地。能到这里来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一切免费，衣食无忧，自然是如登天堂，幸福无比。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友会聚一堂，大家相濡以沫，情同手足。
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倏忽之间，一场政治风暴呼啸而来，打破了校园的宁静。这便是所谓的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运动。一九五五年，校方宣布暑假不休息，全校师生留校搞运动。都是一帮年幼无知的娃娃，入学时就曾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怎么会有漏网之鱼呢？偏偏我们这个小班就挖出一个来。
许君是部队转业来上大学的，年龄偏大，平日表现与大家并无不同，将他定为肃反对象，是因为“历史可疑”。他本是孤儿，为生活所迫，进了国民党青年军的军校，后因思想进步，于解放前夕投奔解放军。
现在怀疑他是打进来的特务，却又无任何真凭实据。只有进行轮番批斗，唯一的材料是他在国民党军校时的私人日记。除了开斗争会外，还煞有介事地对他搞监视、钉梢，以防他有别的活动或者自杀。好端端的一个同学，却要当成敌人去斗，真有些下不了手。但又告诫自己：可不能有温情主义啊。于是会上发言就力求尖锐、有力，内心里尽量把他当成敌人来恨。我当时很希望他最终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枉斗争一场。冷静下来时，却免不了担心：会不会白斗一场啊？万一他不是反革命呢？
一九五六年，形势大好。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总支干事。我曾在日记中记述吸收我入团的团支部大会。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初冬时节，会议一结束，“祝贺你！”“祝贺你！”大家纷纷向我伸出手来，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由于屋里的热气，我觉得自己满脸发烫，直烫到耳朵根儿。会上对我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一点：同学们出于好心送给我的笔记本、毛巾等物，我不好意思拿出来用，说明“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爱面子的思想”比较严重。这样的批评今天看来似觉幼稚可笑，其中却折射出当年亲密无间的同学关系。用“温暖的大家庭”来形容，并不为过。当时我在班里年纪最小，周围全是大哥哥大姐姐。处处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穿过他们送给我的衣服，还用他们的自行车学过骑车。记得一九五九年的除夕之夜，一位老大姐勉励我说：入了团也不要停步，要打着红旗一直走下去。她指的是进一步争取入党。
祖国建设突飞猛进，捷报频传。我们虽身在校园，却也按捺不住，摩拳擦掌，紧张学习之余，总想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们结伴来到北郊离城很远的一个农家院，好像是个农业合作社，我们帮助农民剥玉米粒儿。正值数九寒天，冻得够呛，但大家都乐呵呵的：总算给农民做了一点实事。我们还曾利用晚上的时间参加扫盲，就是到学校附近的北太平庄农民家中，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教他们识字。不就是教几个最简单的汉字吗？这有何难？没想到这里也遇到了问题。原来是我讲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四川方言里没有后鼻音，把“灯”（deng）念成（den），岂不是“误人子弟”吗？只好临时抱佛脚，向土生土长的北京同学请教，这才弄清楚前鼻音后鼻音的区别。
总之，我和千千万万年轻学子一样，始终满腔热情，在革命的大道上高歌猛进。
转眼到了一九五七年。最高领袖一声号令，全国上下开展了整风运动。动员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给党提意见。一个星期日，我在师大文史楼旁边阅报栏看到中文系穆木天教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我的呼吁》一文，文章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提到师大有个“黑暗王国”。我不免大吃一惊：原来师大也不太平！
又过了几日，师大校园开始出现大字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我早已深信不疑。想不到竟有这么多阴暗面！
难怪中央要下决心开展整风运动，大反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