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他时，他还戴着重镣死铐，从镣铐的光洁可测知这副镣铐陪伴他的年头已经不短了。张某已经长久没有与人说话了，一到大号，他的话多了起来，似乎要把这十来年没有说的话全都补回来。张某是个杀人犯，判死缓；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饿得不行，便到玉米地中去偷半熟的玉米，不料，张某刚刚掰下了一个棒子，还没有来得及装进衣兜，后面就有一双手死死地把他拦腰抱住，高嘁“抓贼”。张某十分紧张，马上蹲了下去，从地上捡起一块鹅卵石向后砸去，也是十分凑巧，一下子砸中对方头部要害处，伤重而死。这个案子很简单，一九六四年张某被市中级法院判死刑，他不服，上诉到市高级法院，市高法维持原判，他再次上诉到最高法院。不久，“文革”爆发了，“公检法”被砸烂，这种纯刑事案没人管了，案卷一直躺在市高级法院档案柜里，这个农民则一直戴着镣铐关在小号里。直到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搞整顿才重新捡起这些积案。一个是时间久了，环境变了；二是当时对反革命案判得重，刑事案相对轻些，法官高抬贵手，张某便从死刑立即执行，改为缓期两年执行这个挡的死刑，实际上是不死）。十年等待，从“立即”改为“缓期”，他还挺高兴，特别是上诉期过后，给他摘下戴了十多年的镣铐，虽然走路还显着别扭，但他的神经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一天到晚不停地说。他说的是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但他说话时的兴奋状态，我是毕生难忘的。实际上从死缓到出狱、重新获得自由，一般还要三十年①，对于这个农民来说，他还有漫长的监禁生活要慢慢熬过，可是这并不妨碍他高兴，他毕竟能活下来了。从这个人的身上我见到了人求生欲望的强烈。
第二个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李某，十六岁。这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住在北京近郊，父亲是首钢工人，父母都上班，是脖子上常挂着个门钥匙的双职工子女。
就是前面说的李一的同案。这四个孩子全部判了，一个死刑，一个无期，一个十五年，一个八年。这个李某十五年，他是个与李一完全不同的小孩，平常老拿着一本《新华字典》让别人考他难字，好学，也爱帮助人，什么活儿都抢在头里干。他说在家里干惯了，弟弟妹妹都是他照顾。李某对判他十五年不服，但他也没有上诉，那时刚刚恢复上诉，一上诉就被认为是不认罪，态度不好，有可能被加刑。这个胖圆脸的中学生拿着判决书对我说，他的一条命就那么值钱啊！我们为他抵命还不说，还要一个无期，一个十五年，一个八年啊。说着小脸涨得通红。我看他“判决书”上写的是“反革命杀人犯”。很奇怪，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作案时才十四，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判决书”书写之奇，也使我很难忘怀：“该犯思想一贯反动，说什么‘在家不自由，上山当土匪’，并扬言要到‘云南打游击’”。这些是给他定为“反革命”的根据。一个住在乡镇的十几岁小孩可能连云南在哪里都不知道，判决书引证的那些话无非是作“猫捉老鼠”游戏时的信口开河罢了，哪能作数？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礼，曾奉命审一个所谓“村民谋逆”案。原来刚刚看完“三国戏”的村民，回家的路上见匠人做桶，便拿起一只戴在头上说：“我比刘先主刘备）如何？”匠人告他想当皇帝，是“谋逆”大罪。范纯礼审的结果是“村民无知，说了句不该说的话”，只打几板子了事。看起来现代人还不如古人明正通达。
到了这个号的第二天(7月28日晨3点42分），天刚刚有点亮，突然一片嘈杂之声，灌满了整个K字楼。炕箱仿佛立起来了，把炕上的人推滚到一边，霎那又滚回来。暖气片甩出一二尺远、又甩回来，敲着水泥墙壁，发出震撼性的轰响；暖气上茶缸子被震得稀里哗啦，摔了一地，屋里的人都惊醒了。当我们醒过神来，听得许多筒道的监室的铁门被无数拳头捶得咚咚作响，“地震了！”“地震了！”“快开门！”“我们要出去！”大多是青年人的吼声。最初，还有一些弹压声，“不许闹监！”
“违者严惩！”但这些弹压声很快消失了，任凭监中人吼叫。此时外面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监室之外大自然制造的各种声音与监内人们的叫嚷声、手捶脚踹声组成了一部不和谐的交响乐。大地还在颤抖，我们躺在炕上，随着大地的起伏也在不停地颠簸。老谭（我下面要说的第三人）大约快六十岁了，头顶的前半部已经光秃一片，他拿起一条破旧的羊毛毯折了十几折，顶在光秃的头顶，紧紧地靠着一个墙犄角坐着，眼睛直愣愣望着天花板。我觉得他的样子有点可笑，劝他说，“算了罢，躺着睡觉罢。房子真要塌了，那是没有用的。外面下这么大的雨，大概所有的北京市民都在雨地里站着躲地震，K字楼的队长不是都跑到外面去了吗？全北京只有我们K字楼还在安稳地躺在床上了。”我眯着眼睛养神，炕箱板的反复震荡还是搅得我心神不安。幸好，第一次大震是这次地震的主震，其后的都是余震，虽然震来震去，但K字楼都能抗住，除了碎了几扇玻璃窗之外，没有大的损伤。当天打饭时，在饭桶后面有两个荷枪的士兵，可能怕因地震犯人会铤而走险。
七月二十八日后的十余天内，余震不断，但越来越小，有逐渐转弱的趋势。但整个北京警惕起来，搭防震棚，绝大多数北京人都睡在建筑物以外防震棚中。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与士兵当然也不例外，筒道里除了送饭、放两次茅基本上见不到看守了，有通知也多通过每个监室的小喇叭广播传达。号里的犯人自然也是吃罢饭后就是海阔天空地神聊。
被称为“苏修第一特务”的老谭是K字楼中资历很久的老犯人，那位“死缓”
的农民虽然在看守所的时间比老谭更长，但他长时间在小号，什么也不知道。老谭在K字楼呆了近十年，见过的犯人有数百人之多。他的记性又好，说起K字楼的掌故如数家珍。后来听说他平反后移居澳大利亚，不知道他写没写回忆录，记录这段神奇的遭遇。
老谭有一半血统是俄国，另一半是中国。他的父亲是山东人，清末民初闯关东，来到了海参崴（现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当时那里中国人比俄国人多，但多作苦力，老谭的父亲有点文化，能写能算，这在苦力中是凤毛麟角的，因而成了工人的头领。后来一个俄国姑娘看上了他，结了婚。我想那位俄国姑娘一定十分漂亮，老谭快六十岁了，鼻直口方，额头圆亮，天庭饱满，双目深蓝，儿随母像，其母可以想见。老谭特别爱回忆年轻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时他生活在靠近海参崴的东西伯利亚。老谭的父亲后来在那里务农。我问：
“你们有多少地？”他回答得很奇怪：“想有多少就有多少。”“这是什么意思？”
“那里太大了，又没有什么人家，你想种多少，就种多少。”“那么多的地，一定出很多粮食，为什么苏联粮食老进口呢？”“西伯利亚地方太大，劳动力缺乏，那里的俄国人整天喝酒，不求致富。再说西伯利亚有粮食，离欧洲太远，中央政府也收不上去。”“老百姓生活好吗？”“那当然啦。牛奶绝对喝不完，除了做奶油、做酒，大部分都是回归农田，浇灌到田地里。我父亲因为有文化，收入比苦力高出许多，所以他特别鼓励我上学。我一连读了两个大学。”
解放前老谭毕业于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又到苏联学习，毕业于高尔基大学俄语系。他既是中国通，又是俄国通，娶俄罗斯姑娘为妻。他这种身份与学历，在苏联是老大哥的一九五〇年代，真是风光无限，大红特红。据说中共八大，苏联米高扬代表苏共参加，老谭做翻译组组长。也是他这种特殊身份，在中苏分裂和对立之后便倒了大霉。最后以苏修特务被判二十年徒刑，妻子被判十五年，押在王八楼。老谭的英文也很好，那么长的刑期，又没有劳动，只好用英文与俄文翻译中国诗歌散文。一遇到有文化的狱友，他便让别人给他背诵，他记下来再翻译（不知在哪里他搞到一个铅笔头）。我给他背诵一百余首杜甫诗，有许多是他没有收集到的。还给他背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很高兴，认为没有白遇到我。与他同监室的十多天中，我看到一个父亲的最悲惨的一幕。
也许是缘分，也许老谭过于寂寞，在同室的十多天中除了地震最紧急的一两天外，老谭与我谈得很多，他的个人家世、生活、历史，几乎都介绍了。然而他似乎有些避讳谈他的两个女儿。我只是从他零零散散的叙述里得知他有两个混血儿的女儿，那是他的骄傲，每当偶然涉及到她们必然双眼发亮。可以想见，那是一双玉璧，纯洁无暇，光鲜亮丽，像是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小天鹅。老谭没有细说她们，可能是他要把那点珍爱藏在心底，也可能是不愿意在这没有自由的牢房里谈论他最宝贵事情。
有那么一天，号里来了个小流氓，因盗窃被判五年。一到了号里便夸夸其谈起来，其实都是些自吹自擂，但大多青年也很爱听，这更增加了吹嘘者的乐趣。比如说吃过哪个饭馆（当时的北京也没有几个好饭馆，大多是人所共知），在哪里刷过夜（这是“文革”中流行于流浪青年中一句黑话，指在外面睡觉），那次得手拂（偷）了多少张叶子（钱），拍过几个婆子（指与陌生女孩子交往）等等。这些虽然是司空见惯，我们这些中年以上的人对此也毫无兴趣，但由于监室就那么大，青年们谈得热火朝天，我们不听也得听。当他说到在海淀区“北外”“拍”“两个洋妞”事，我突然感到我坐的床板颤抖了一下，我侧身一看，坐在我旁边的老谭他在（他在“北外”工作），全身处在紧张状态，脸色变得特别难看。那个小流氓仍在兴致勃勃地说着，听众则是垂涎欲滴。吹嘘者不时地喷出些污言秽语，我侧目偷看老谭，他头上青筋暴露，眼睛微红，痛苦与愤怒扭曲了他的脸部轮廓，似乎一场暴风雨就要发生。我对身边的一个小青年说，你不是要听故事吗？我给你讲林冲吧。号里青年人大多知道我做过教师，喜欢听我给他们讲故事，于是听众都转到我这里，小流氓的谈话圈子遽然解体，于是，鲁智深出场，倒拔垂杨柳，青年人都围在我身旁，听我讲述。我斜看了老谭一眼，他颓然地依靠在自己被褥卷上望着天花板呆呆发愣，中午，他没有吃饭。
同号都以为老谭病了，只有我知道，孩子的遭遇给他带来的打击。“文革”当中，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许多家庭（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父母都被抓了起来，儿女尚小，无依无靠，有的甚至流离失所，走向堕落，酿成悲剧。吴晗夫妇的养女吴小彦就是一例，在监狱听到许多小流氓谈到她，吴晗是幸运的，他在一九六九年已经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