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K字楼呆了一年零四个月，没有见到过牢头狱霸，因为这里常常调号。队长一看到这个号的犯人一起呆的久了，彼此熟悉了，就要调号了。所以我对今年云南发生“躲猫猫”事件感到不可理解，如果不是看守有意纵容，看守所根本不会有牢头狱霸劳改场比较容易形成，那是管不胜管的），看守所的牢头狱霸都是看守纵容的结果。
有一次调完号后，号里就我一个人了。这时已经四五点钟，突然铁门开了，进来一个花衬衫，白底小碎红花，还留着长发齐肩，令我惊愕，待定下来，坐到炕箱上才看清楚这是一个小伙子。大家别忘了这是一九七五年，正是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男的要是这种打扮，走在街上，巡逻的首都民兵非干预不可；即使民兵不管，小孩也要追着看这种“新奇动物”。不一会，铁门又开了，一个队长，带着个犯人，犯人手里拿着理发用具和一条围巾。这个队长姓郝，脾气也好，对谁都笑。他胖胖的脸上泛着笑，拉着这小青年的衣领，对他说赶紧推掉。那个理发的犯人，帮他围好围巾，从脑袋中间就是一推子，中间马上推出一道鸿沟，那长长的、稍带点飘逸长发马上是楚河汉界两下分了，一会儿，就恢复了正常的男青年的面貌了，不过他已经为心疼头发泪流满面。郝队长说了一句：“你连掉脑袋的事儿都敢干，心疼个球头发。”说着带着理发的犯人，关上铁门走了，青年始号啕大哭。我把地扫了，问他：“哪儿的，穿得这么花哨？”“门头沟城子的。我们那里男青年留长发，穿花褂子的有的是。”我摇了摇头说：“我不信。你们门头沟不是中国？”小青年有点急了：“我们那里就这样，不信，你可以去问。”说着，他又笑了，显示出还是个孩子。“什么事？”“打死一个人。”他轻描淡写地说。“死了一个人，你还说得轻飘飘的。什么人，你和他有仇。”“我跟他都不认识，有什么仇？”“杀一个不认识的人，你抢他的东西，他反抗了。”“咳！你别这么说好不好？你把我看成‘老抢’（北京郊区称抢劫犯为‘老抢’）了？我可没抢人家东西。”“那是为什么无缘无故就杀人？”“上月礼拜六的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在屋里听得外面嚷嚷，出去一看是两拨人打群架。我回家拿了一把菜刀就出去了。天黑了，我就乱砍一气，后来他们说我砍死一人，就把我抓来了。”最初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混打混闹、混不讲理式的人物，其实也不是，他的犯罪就是青年冲动期的逞能，造成不能挽回的悲剧。预审员把这种行为定为流氓打架致死，也不完全准确。预审员说：“你们流氓打架，你把他杀了，好哇，你给社会除了一害；政府再把你毙了，又为社会除了一害。”不过这个小青年遇到奇迹，一是杀人案没戴镣铐，二是杀人致死，判了死缓，这在当时很少见。至于故意杀人，在当时很难脱过一死。
上面提到过四个小孩杀人案就是一例。
四个孩子与被害人都是一班同学，被害者年龄比这四个孩子大一两岁，家庭条件比较好，父亲是个军官。这四个孩子则是工农子弟，平时这个被害者有点欺负班上比他小的同学，有一天这四个商量报复。其中的李一说，我和张某在河边埋伏，你们俩把他引到河边来玩，我们揍他一顿。大家同意了。待被害人到河边以后，李一、张某蹿了出来，张某把被害者放倒，李一用一块大石头砸在被害者头上，当场死亡。四个孩子被抓了起来。这个案子拖了两年，李一等人进来时只有十四岁。李一与我同号有数月之久，没戴镣铐。我觉得这孩子品质有点问题，一个小孩，懂得看人下菜碟，有势力者则依附之，弱势者则打击之。他爱参与犯人之间的争斗，喜欢给人作马前卒，编个瞎话，造个谣比成年人都熟练。他还爱挑事，无中生有，制造矛盾，许多与他同过号的，说起李一，没有说他好的。其实，他也挺可怜，父亲是近郊某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平常没时间管他，到了监狱，专学坏，而且一学就会。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呆不了多久，就到卢沟桥底下听蛐蛐叫了当时处决犯人的刑场在卢沟桥），可我这一辈子连顿好饭也没吃过呢！”听他说这些真是有点令人同情。他穿的是一条工人劳保发的裤子，很破旧了，还是再生布做的。看他这么说，我也曾安慰他说，不可能吧？当时你们才十四岁，不够法定年龄其实当时已经没有法了，可是习惯上还这样说）。李一不领情：“所以等到我们十八岁再毙呀。”有时看他说一些狱油子才会说的下流话，做些成年人懂的纵横捭阖的事情，也很生气：“小李，你才多大？怎么学得这么坏，就是从娘肚子里就学也到不了这个地步。”一九七六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早上，天刚蒙蒙亮，突然监室的大铁门开了，我被惊醒。一个看守叫道：“李一，出来。”李一睡得还很香，我捅了捅他，说：“李一，队长叫你。”李一揉了揉眼睛，睡眼惺忪地站了起来，拿起那条再生布做的破裤子，套上了一条腿，当他穿第二条腿的时候，不由得有些颤抖，有点穿不进去了。我扶了扶他，他穿上裤子拿了件上衣就出去了。一会儿，从大厅里传来砸镣子的声音，号里有人自言自语：“上镣了，可能去卢沟桥了……”后来才知道真的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
有个案已结的杀人犯，因为死刑筒已拆，把他们调到K字楼大号，曾一度与他同号。这也是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戴着重镣死铐，因为在死刑筒呆得太久，不见阳光，脸惨白中带青，他的皮肤又很细腻，整个脸仿佛是个青花瓷罐。在号里，他一句话不说，甚至听不到他发出的声音，最初我以为他是个聋哑人，后来发现，他耳朵很灵，永远立着，警惕地听别人在说些什么。他永远用戴着死铐的双手端着一本《毛选》，但心不在焉。他发现问题就会在放茅时走在最后，向队长报告。“四五事件”之后，“严打”日紧，一个深夜，他突然从炕箱上蹦了起来，微驼的、瘦瘦的脊背紧靠着一个墙角，发出一种人间没有的、撕心裂肺的怪嚎，而且不停地抽搐，重镣死铐发出激烈的碰撞声。这个声音直刺每个人的心脏，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声音震动了全筒道，一筒的人全醒了．两三个队长跑到这个筒看发生了什么事。队长打开门一看到这种情景也很紧张，高叫“把他捆上”，“把他捆上”，“把他捆上”。与此人一个炕箱的犯人上去把他扑倒，费了很大力，用了半个小时才把他捆住。队长来了几个，把他押送到小号，几乎折腾了一夜，人们才重新躺下，但他的这次怪叫所留下的恐怖气氛过了许久也没有消失，晚上虽然开着灯，人们不敢入睡，总是有一阵阵惊恐似乎从外面袭来，又似乎从心底产生。有人说，他以极残酷的手段杀了他的女友，人家来找他了；有的说鬼神在警戒他。号里唯有一个人像往常一样吃饭、睡觉、祷告，他是因为信仰进狱的老申。
老申是个铁路工人，看道口的。矮个，面皮苍老，黧黑，精瘦精瘦的，眼睛仿佛患甲亢，有点鼓。按他的经历来说，他是不该来K字楼的。他当过八路军，打过日本；后来又当了三年解放军。建国后，他不当干部，转业做了工人。有革命经历，又非当权派，平常洁身自好，乐于助人，怎么会被投入监狱呢？“文革”中，老申看到世道混乱，遂信仰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天主教，说它有中国特色是因为在他们的信仰中居然有人自称是圣母玛丽亚的化身，教众对她十分崇拜。这个教派被北京市革委会点了名，不断地有人被抓。这个教派的信众用今天的话说，多属于弱势群体，以退休的工人职员、鳏寡孤独、残疾人等为多，他们之间只要有一人被抓，便自动有人去他家帮忙。老申就是因为帮助一位被捕的教友照顾孩子而被请进K字楼的。我不愿意就别人的信仰说三道四，但老申不仅是个虔诚的信仰者，更是一位先人后己，愿意帮助他人的好人。每天天未亮，他就醒了，围着被子做祈祷，吃饭时，常常是他去打饭，他分配，永远亏待自己。我在房山传讯室呆了十多天，棉大衣已经肮脏不堪，K字楼比那里干净许多，天也暖和了，我就把大衣拆洗了，待这些棉布片干了以后，却做不上了。老申帮我做好了，一穿，还挺可身，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出狱。老申对谁都如此，室内有个戴背铐的青年，吃饭很困难，但脾气很坏，用北京话说“整个一个三青子”。看守也制止别人帮他。老申每顿都给他喂饭，喂了有两三个月，直到调号。其间看守多次制止，老申好像没听见，我行我素。看守气得也想给老申铐上，可是一来老申连拘留都不是朱履行拘留手续）；二来老申的案子是市革委会某领导亲自抓的，他不好做得太过分。后来只好把他们调开了事。老申一家四口，夫妻俩，一儿一女，夫妻和女儿都在看守所。后来妻子公共汽车售票员）从宽回家了，老申不知怎么样了。时隔三十余年，我仍然记得他的样子。如果他在应该八十多了罢！愿好人一生平安。
七、上诉期，地震，悲痛的父亲
一九七六年已经恢复了上诉制度（“文革”中被砸烂了），判刑之后，从普通号转入等待上诉的十一筒。这个号关的有两种人，一是已经判刑，不宜于送劳改场的；二是判刑后等待上诉的。这个号有三个人给我留的印象特深。
一是在小号关了近十年的张姓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