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有两大苦：史料太少、或是史料太多。辽金史无疑属于前者，其史料不仅支离破碎、多舛误，需要大量的拼接、释读、辨识工作，又常容易以主观想象补上遗漏环节；而且还有许多是死文字写成，全世界能解读的也不过数十人，而这少量专家的意见也常常并不统一。因此仅史料掌握一项，已使辽金史成为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迷宫。不过史料少也有好处：那就是只要肯下苦功，可以较全面地掌握，不像近现代史，仅仅是档案电报之类原始史料便已如汪洋大海。刘浦江先生是极注重“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的严谨学者，而事实都得从史料中来，所以他极为注重基本功，在本书问世之前便先穷尽搜罗相关论文，写成《二十世纪辽金史论着目录》，并下决心研读已成死文字的契丹、女真大小字——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刘浦江先生治辽金史是以金史入门（金史史料较多，且多以汉文写成），然后在十余年前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辽、契丹史研究。本书中金史相关论文仅占三分之一弱，就可看出他的这一学术轨迹变迁。
但辽契丹史研究与金史相比又“冷”了很多：辽代文物制度远逊金代，而且在二十四史中，《金史》向称良史虽然他觉得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辽史》却“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简陋而错误又最多的一种”，为历代学者诟病不已，诋为“秽史”。而明清时对辽史又极忽视（如明朝只有一本辽史着作《辽小史》），以至于我们至今对这一王朝的了解和认识“仍是十分肤浅的”。
《辽史》之所以修得如此差，除了成书仓促仅费时十一个月，可谓神速）、潦草成编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在于：一三四三年元人修撰时，辽朝已灭亡二百一十八年之久，本已不多的辽代文献典章此时更遗失散落极多。除《后汉书》以外，没有哪本正史拖这么久才修的，而迟迟不修《辽史》
的原因则是金元两朝数次激烈争论而不能决定的辽王朝正统性问题。本书以《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一篇冠全书，不仅是编排体例的问题，实际上也高屋建瓴地奠定了基调：从辽金王朝自身的视角去看待他们自身（而不仅是从宋人的角度将他们视为边缘政权）、以及这些形象在历史中的变迁。
在对辽朝国号、横帐、头下制度、青牛白马传说、契丹人名、契丹语言资料等篇什的考证中，刘先生显示出极为扎实的考证功底；虽然这些都是辽史上反复出现的老问题，但他仍能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翻新出奇，给出现有条件下更完满的解释。而且他并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能深刻意识到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涵——以辽朝国号为例，他考证梳理的最终意图并不是为了搞清这一王朝何时何地用“辽”、“契丹”
或“大契丹”国号这一事情本身而已，而是更上一层，以清楚地揭示辽朝对草原和定居文明的二元统治制度，以及辽代政治家对自身统治的自我认识及其变迁。
辽金史研究的前代学者，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对史料及他人论着的掌握不够穷尽（这有当时传播技术上的原因），二是通常不懂契丹、女真文，也缺乏对考古材料的重视。这两点在本书中都得到了相当大的补足。不仅如此，刘浦江先生还常意识到研究辽金史不能划地自限，应打通辽金史、宋史、契丹女真语言研究之间的隔阂，改变学术领地越划越小、彼此不通、各自为政的局面（其实这一现象在西夏史研究中同样极严重），他甚至尝试以文化人类学方法来解读契丹人名，“结果我们很欣慰地发现，契丹史的研究其实还大有深入的余地和展拓的空间”。这是都是非常积极的探讨，表现了一流学者的雄心和更宏大的学术关怀。
对契丹文字的研读、辽代墓志碑刻研究（材料掌握上）和人类学知识（方法论上）的运用，都为辽金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是现在新一辈学者比上辈学者有所突破的地方——要超越前人，可能也不得不如此。中国学者以往研究亚洲内陆民族史的，除了少数人如亦邻真）外，大多都不懂其语言文字如王国维、洪钧等都不懂蒙古语），这是一个严重缺陷，也是现在学人努力弥补的。刘浦江研读契丹文并重视刘凤翥、金启孮、乌拉熙春等的契丹女真文研究，专治中古北族史的罗新也同样致力于古突厥文，以求第一手原始史料的准确性。
这种态度必然影响整体的治学态度。
虽然对二十世纪辽金史论着搜罗无遗，但从论文引用材料来看，刘先生还是最重视原始史料，大量引用第一手的资料（虽然对舛误甚多的《辽史》不得不批判地加以谨慎引用），在史料无法直接说话的情况下才引用现代学者论着的观点。
事实上，他对一些现代学者的观点是多有保留意见的。如陈述先生是辽金史领域前辈学者中的学术权威，但他对契丹女真文不了解，推测辽代“头下”一词源出扶余语，刘先生就毫不客气地批评此说“纯系一种猜测，并没有什么语源学和历史学的依据，故很难令人相信”。更不必说对于方壮猷一九三〇年发表的《契丹民族考》百分之八十抄袭自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篇》一事的不满，刘先生明确指斥这是“剽窃行为”，在一百十六页和二百零三页两处特为揭示。
内亚史研究学者丹尼斯·塞诺曾说，内陆亚洲史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单篇论文的价值常常比一本专着更高。近三十年来的几部辽朝断代史专着，说实在的大抵价值不如这本《松漠之间》中一些论文为高。刘浦江先生治辽金史二十年，只出了包含本书在内的三本专着及七十篇论文——而这三本专着中其实两本是论文集，一本是辽金论着目录学书籍，都不是横断一代的综合性专着。当然，任何一部综合性专着，必须要有坚实的基础，犹如建城堡须有一块块城墙砖和石头垒砌成，尤其辽金史的状况常常只是一堆瓦砾，如想以此为建材仓促造城，难免成为批评的活靶子。
当然，刘先生现在也正当壮年，或许他只是想扎实根基、整顿一地瓦砾之后再重建整个历史画面。不过从《松漠之间》全书来看，他的治学途径是极端看重材料掌握和考据功底的，以至于让我觉得不免有些强调过甚了。章实斋有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刘先生可谓沉潜者。
正因此，他倾向于认为近百年来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比较沉寂，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而且由于没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无缘形成学术新潮流”。他列举近代以来几乎各断代史都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连西夏王朝都有黑水城文书，“唯独明史和辽金史没有重大的新发现。
明史研究一直比较沉闷，可能与此有关；辽金史研究的困窘则更能说明问题”，可谓三复斯言。新史料出土固然能极大推动学术发展没有甲骨文，殷商史很难重建，更不可能为显学），但认为缺少新史料就难以取得进展，窃以为也是偏颇的。明史研究并未如他所言那么沉闷，而近百年来取得重大进展的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罗新等数代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新史料者甚少。
固然没有史料，一切无从谈起，但治史却不能寄望于此——钱大昕天纵奇才，但他早生数百年，不可能赶上研究甲骨文。史学家最关键的学养还是史识：陈寅恪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引材料大抵都是最习见的正史材料，而独能阐幽发微，道前人所未及，确为一代良史风范。即使今人在史料的占有上超越陈氏，却不见得能独具他这样的洞见。而且容我直言：片面强调史料占有，将使路越走越窄。钱锺书曾尖刻地批评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索颇劬，于词章之学却无解会”，这也是汉宋之争的变形：汉学重视考索，宋学却致力于义理的探索，而视名物训诂为破碎琐屑；但强调过甚的话宋学又流弊于空疏。这两者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
说到底，还是要靠人：新史料的出土不可预见，那么只有方法论上的改变：或是将原先不视为史料者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陈寅恪“诗史互证”即一例），或是引入新的方法论，改变视角甚至达成典范转移，这一点本书中引入文化人类学便是。
但刘先生对原始史料极熟，对人类学等新方法则显得有些不够熟练，这一点上王明珂已有突破性进展，王氏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利用也是刘先生有所不及的（本书中只有少量引用日文论文，英文论着更少）。
刘先生的一些观点我也有保留意见。
如他强调彻底汉化是金朝覆灭的原因，认为“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这一判断窃以为是有些过甚其词了。铁木真一二〇六年称成吉思汗，但金朝一二三四年才在蒙古、南宋夹击之下灭亡，抵抗蒙古军二十八年之久，在蒙古的敌人之中算是极顽强的一个，无论如何很难说是“不堪一击”的；而金朝作为蒙古世仇，蒙古对灭金战役一向是倾尽全力打击的。如刘先生所言，“金朝之亡国，并不是由于君王的无道、政治的腐败、吏治的衰弊”，纯因军事力量不及外敌强大，但说实在的，在军事天才成吉思汗所率的史上最强大游牧骑兵面前，金朝即使不汉化也未必能改变覆亡的命运。汉化最多只是未能延缓这一进程，根本原因仍是金朝未能控制蒙古高原的局势这又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何况汉化也为金朝带来好处，即增强其合法性，金覆亡时奋力抵抗的忠臣义士大批涌现，为历代所罕见，即是明证；这是汉化甚浅的辽元二朝没有的事。
从全书基调来看，刘先生基本是将辽金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的，而非置于整个东亚或欧亚大陆格局下，很少谈及当时国际政治。研究的重点也是相当传统的政治史、文化史，利用的考古材料多限于墓志碑刻的文献价值，而少艺术和人类学意义上的解读，对外交史、生态史等着墨也极少——辽代崛起“松漠之间”，正因辽河上游曾有开阔的八百里“平地松林”，这片林地此后被砍伐殆尽，是中国生态史上一个着名事件。而且虽然意识到了辽宋金史应兼通（这方面前些年出版的《檀渊之盟新论》兼跨辽宋史研究，颇有价值），但对宋史及宋人对辽态度、辽的存在对宋的意义等问题，却也未予探讨。自来有治宋史而兼治辽金史者如郡广铭治史丛稿》），治辽金史而兼宋史者却甚少。当然每个学者各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读者也是不可强求的。
（《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刘浦江着，中华书局）
粮食越多越饥饿？
这几年关于粮食的书籍和文章越来越多。两年前，我在读了帕特尔所着《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体系的隐形战争》
后，写了一篇短文来表达自己的困惑。我以为，关于粮食的博弈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粮食质量的博弈，其二是粮食数量的博弈。最近读了斯蒂尔所着《食物越多越饥饿》，就想老调重弹，求教于方家。
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一个看似耸人听闻的论点，“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是个伪问题”，所谓“十八亿亩红线”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从学理逻辑来看，茅于轼是梁捷有一定道理的。
他的解释是：第一，中国的土地极度稀缺。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应该加大城市化力度，因为城市土地的价值更高，比种粮的收益高，也能更解决就业问题；第二，中国应该加大粮食进口力度。因为粮价还很便宜，中国进口粮食所需费用与中国出口额相比，微不足道；第三，从进口依赖度来看，中国面对的石油危机比粮食危机要严重十倍，粮食并非中国的短板；第四，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国内外粮食市场正常运转，中国绝不会发生饿死人的大饥荒。
单纯从粮食数量的角度提出反驳，看来都不够有力。比如有人认为：第一，外国可能停止对中国的粮食出口，或者以此为筹码进行要挟。但茅于轼可以反诘，少数国家要全面封锁中国，乃至中断全球粮食市场的运行，极为困难，几无可能。第二，粮食数量可能有波动，从而影响对中国的粮食出口。茅于轼仍然可以反诘，粮食由于气候原因而全球减产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庞大粮食市场的运行可以逐渐抚平缺口。
应该说，这个方向上的博弈，经济学家略胜一筹。但是关于“粮食质量”的讨论，其他学者的意见就重要得多。在我看来，《食物越多越饥饿》谈的就是质量方面的问题。单纯从字面来看，食物越多，当然越不可能饥饿。我们真的感觉饥饿了，就说明自身的需求发生改变。改变的是我们，不是粮食。所以研究粮食问题，不应该光盯着土地和粮食产出。那只是供给的一面，还要看看全世界人民的胃，那才是我们的需求。
比如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全中国人民一年每人最多消费四公斤肉，一般都要凭票供应。现在已经达到近六十公斤，算下来每人每天都要消费三两肉。很多城里人都吃腻了肉，忙着减肥和“乐活”。与此同时，蛋、奶的消费数量也都有极大程度的提高。中国人已变得和西方人一样嗜肉，看看满大街的烧烤摊、快餐店，韩式烤肉、日式烤肉、南美烤肉、土耳其烤肉，应该想到，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怪现象。
要知道，这种改变的同时，是我们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我们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一般认为是经济发达的表现，因为人们可以把更多资金投入娱乐、休闲或者更有回报的“投资”上面。只有似乎不通经济学的斯蒂尔不吃这一套，对这个现象表示忧虑，觉得人们把饮食这项天大的事情给工业化、机械化，每个人的胃和头脑一同全球化，实在是危机重重。
这些数字的背后，更深刻的意义是我们的饮食结构、饮食方式的变化。先是腌制品，然后是罐头，再后来是冰箱的普及。
现在保鲜技术、运输技术和农业的发达，一面从储藏环节入手，一面从生产环节入手，已经可以保证我们在一切季节吃到一切食品。如果愿意再多付出少量运输费用，我们就可以随时吃到全世界的一切食品。
千百年来，在粮食问题上，人们面临的都是食物的稀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想尽办法维持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和热量。
但是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食物丰裕社会”，我们目前稀缺的资源是胃的容量。很多人都说，现在要追求吃得“健康”，而非“吃饱”，用经济学术语表示，就是约束条件发生了改变。
与此同时，我们的时间也变得更宝贵，更稀缺。原本我们把一日三餐，特别是晚上一顿，作为每天最大的享受，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但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今天，我们已经更习惯用资本家的眼光看世界，把吃饭当作浪费时间的琐事，只不过是再生产所必须的无奈条件。买菜、做饭、洗碗的过程尤其无法忍受，所以“快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