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各类速冻食品、方便食品大规模出现，意味着我们对待“饮食”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今天，只有少数贫困的人和富裕的人才能认真对待饮食。贫困的人，时间的机会成本很低，无所事事，所以可以安心吃饭。富裕的人，不需紧张地把时间用于再生产，所以也可以认真对待吃饭。斯蒂尔清楚地看到了我们饮食习惯的变化，但没有完全与经济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这是本书有所缺憾的地方。
食品的市场化、全球化，导致许多变化。很多人都已意识到，食品非季节化、非地域化也就是全时段、全球化）的必然后果，是食品的同质化。全球很多地方都盛产苹果，但最后必然是少数表面光鲜、保存时间长的苹果被全球化，挤掉其他苹果的市场份额，很可能它并不是最好吃的。
但反过来看，食品的市场化、全球化也有很大的正面意义。比如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淀粉食物中的两项，土豆和玉米，原产地都是南美。正是这两种食品传入欧洲和亚洲，才导致整个世界历史的改变。
这方面的着作很多，如《玉米资本主义》
等，此不赘述。
而且同质化的现象也绝非食品领域所独有。在文化方面，全球各地方言正在迅速消失，英语等强势语言不断扩张；技术方面，从电脑到互联网到微软到谷歌，大公司通过垄断技术标准，消灭了无数小企业；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无不如此。有许多种理论都试图解释这些现象，如模仿、扩散、路径依赖、垄断竞争等等。而与之相应的反同质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
比如更多人开始支持方言，更多人开始使用小众但出众的新技术产品。在食品领域，也有更多人拒绝快速食品，追求有机食物、顺应季节的本地食物等等。
食物领域充满了悖论，也不妨视作不同观念的竞争。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牢骚，“只有农民每天吃的才都是有机食品”，“美国人吃那么多肉，然后再到跑步机上甩掉”，“有钱人都又黑又瘦，胖的都是穷人”，背后就是观念的竞争。
斯蒂尔引用英国作家DerekCooper的一句话很妙，“那些在谈论食物时使用战争作为隐喻的人，对食物的认识往往比他们承认的更准确。”这就把全书的精神提升到历史的高度。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雅典就开始从黑海进口粮食，因为雅典的局部土壤（疏松的砂质土壤）不适合种植粮食，只得进口。雅典设法把它的弱点转化为优势，发展出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随后在战争中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武器。
后来的罗马亦是如此。罗马虽然可以出产粮食，但只有进口粮食才能满足它不断扩张的需求。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罗马已经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进口粮食，后来更是把整个地中海沿岸都作为自己的粮仓：每天运往罗马的食物包括，来自西班牙和突尼斯的酒和油，来自高卢的猪肉，来自希腊的蜂蜜以及最重要的来自西班牙的酱汁，那是一种已发酵的鱼酱。很显然，如果没有它们，罗马人的生活是过不下去的。
英帝国在十七世纪的崛起，背后也有类似的逻辑。比较一下英国和法国的温度、降雨，再计算一下英国的土地，就能知道英国是一个很难发展出农业的国家。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向外扩张，战争，殖民或者贸易，最终也做到了这一点。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些没有很好农业基础、没有足够丰富食物的国家，不得不依赖进口，向外索取或者交换，最终竟然大半都获得成功，而且是极大的成功，原非重视国内粮食产量的国家所能比。按照DerekCooper的逻辑，“粮食战争”有道理，但绝不是划定红线、准备了粮食去战争，而是放弃粮食自给，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了粮食，真正投身于全球化的博弈中去。
（《食物越多越饥饿》[陕]卡罗琳·斯蒂尔着，刘小敏、赵永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永远活在青春里
外国文学向来是出版业的重头，每年数千种译作推出，早已让读者阅尽各国文学春秋。不过，近来两部后现代文学作品出版却仍叫人为之一震，一部是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另一部便是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
这两本书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两部后现代文学作品都声名远播，而卒读者少：它们都对读者的耐性和经验提出了严苛地挑战，动辄得翻阅数百页，历尽几十个姓名，才能理出些头绪。再者，《万有引力之虹》当年被贴上惊世骇俗的标签，《荒野侦探》也未尝不是。还有，对两本书的解读评论都可谓汗牛充栋。对于最后一点，虽然评论者很难洗脱炫耀智识的嫌疑，然而阅读具有挑战性的小说，确实能带来非同寻常的乐趣。
不过能通过抽丝剥茧层层解读获得阅读快感，永远只是伟大作品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能够确认一部作品之所以不朽，还在于它是否能唤起人们的自我意识。那些躲在琐碎的日常生活背后，并在时间无情的流逝中逐渐被遗忘、被忽略、被拒绝的自我，恰恰促生着与人类社会共生共灭的困顿与彷徨。或许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玩一种凝固时间的游戏，努力摆脱粗糙易逝的物质环境的羁困，将精神用文字定格，赋予个体灵魂超越时间的特性，令他在永恒的时间之流中不断漂泊。在未来的时间点上，他会重新点燃某个阅读者尘封的自我。
于是，当我们阅读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时，特别容易被它激昂而强烈的自我意识打动。《荒野侦探》讲述了一个叫做“本能现实主义”（VisceralRealism）的拉美诗歌团体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兴衰，描绘了一群敏感、颓废、富有理想的“绝望型”诗人们荒诞、彷徨，倒错、幻灭的二十年。同时，小说更带有一种奇异的时空错位感。《荒野侦探》简直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作品尽管它初版于1998年），因为它蕴藏着比当下这个“精致至上”、“精英主义”的年代更粗糙、更叛逆，也更无畏的精神气质。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特有的血气与颓废，天真地笃信自由、沉沦和身体主义。这种精神气质，我们有时候会带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怜悯”与嘲讽”）称之为“青春”。
的确，波拉尼奥不无深情地宣告，“拉丁美洲撒满了被遗忘的青春骸骨，《荒野侦探》要再次唤醒这些青春的生命。”总会有些永远活在青春里的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祭献。马塞尔·杜尚的创作宣言似乎是在为那些青年诗人的精魂告白，“时间和空间都已在昨天死去。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创造了永远的、无所不在的速度”波拉尼奥在小说中确实也提到了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以及《大玻璃》，而波拉尼奥本人则是超现实主义的奉行者）。本书的两个主角——“本能现实主义”的创始人，贝拉诺与利马似乎在用自己的经历印证着对内在绝对时间的把控。当一代代诗人，承受不了绝望而转向平庸和顺从，他们选择被绝望吞噬；当一个个曾经青春的生命在生活的洗礼中选择了沉默妥协，只有贝拉诺与利马，狠狠地将世俗的价值体系敲烂砸碎扔在脑后。他们与杜尚一样，抛弃了传统的时空，带着狂喜、骄傲与绝望投奔进广袤无垠的茫茫暮色之中。他们从二十岁走向四十岁，从青年步入中年。在自我意识中，他们却拥有绝对的自由。他们做不了主流文人、做不了成功人士、甚至过不了安定的日子，成不了本分的普通人，他们无法再随着外在的时间发展，无法完成主流认可的身份转化，于是他们固执地停留在了过去，成为了永远的落魄的流浪者。
事实上，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便是这样一部有着多重时间表达的作品，一条线是外部的流动的时间，另一条则是诗人们在自我意识和精神纬度上凝滞的时间，二者通过作家虚构出来的百余条访谈，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因此《荒野侦探》的意义不仅仅是刻画了拉美的“垮掉一代”，波拉尼奥也不是智利的凯鲁亚克。
他是在更阔大的层面中，谈论精神的消隐与唤起，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兼并与对立，自我时间与外部时间的相对性。
诗人仿佛搭乘着方舟，漂流在时间之流中。你可以说他存在于过去，也可以说存在于现在和将来。诗人布勒东曾对超现实主义下过一个定义，“它超现实主义）的信念建立在无所不在的梦境上，建立在思维的未加导向的活动上。”这是对诗人的精神状态的一次绝佳注脚。或许是看透了“牛活总是冲着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向我们挑战”；又或许，“我们都受命运的摆布，我们都会淹死在暴风雨中”，“只有那个最聪明的人……才会在暴风雨中漂泊更长的时间”。类似的话，我们还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读到过，“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断后退，回到过去。”或许，超现实主义也好，后青春期也罢，其终极梦想便是回到那个未加导向的开端，保卫那个鸿蒙未开的自我。那里住着一个天真、无畏、笨拙却善意的灵魂。
（《荒野侦探》[智利]波拉尼奥着，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语谶虽真终是梦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漫笔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自己也创作了仿日本明治时期流行的政治理想小说体例的《新中国未来记》，刊于《新小说》杂志。这部书，作者自以为“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但草草五回，便无下文。作者又云“编中寓言，颇费覃思”，正文之中并不挑明，在小注里却透露天机，使人不猜中也难。此书文体、思想的“绝对价值”未必能彪炳千秋，但《新中国未来记》作为小说，是梁任公于一九〇二年所着之小说，则不可等闲对待。取此书与世事流变合勘，则不仅饶富趣味，且使人感慨系之。
《新中国未来记》的情节只能算一个开头而已。开场是一九六二年，“我国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万国太平会议新成”，而孔子旁支裔孙、教育会长孔弘道觉民先生在上海博览会上演讲“我们最喜欢听的”，“中国近六十年史”。于是以六十年后的视角，“追述”想象中的前代事，亦即作者理想中的当代事。“未来”附体于“历史”，其中寄托，不可谓不深。这“历史”大致上是说，有一黄克强毅伯先生创立立宪党，历经十年，终于立宪成功；再经五十年，则中国已雄飞于世界。一切的肇端，在于黄克强与同乡好友李去病留学欧陆，数载归来，一夕联床夜谈，将“革命与改良”
的道理，辩驳尽兴。这“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的驳论，以白话讲说当时动荡人心的学理，确如书中“平等阁主人”批语所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极”。而最末一章记黄李二人游踪，对革命党多有讥刺，好像是谴责小说的笔调，情节很琐屑。“太初有言”之后，究竟开篇孔弘道先生的时代如何到来，却付阙如。如果把此书翻为当代白话文，发布于今日的网络，则“YY小说”之名，绝对在劫难逃。
这部一百多年前的YY小说，以章回体写成，行文风格仍然如传统小说，甚至每回末尾都是在紧要处“且听下回分解”。不过，作者着书的目的既然是“专为发表区区政见”，在今天或许会被称作贩私货？）为了“载道”的便利，在小说语言之外，还杂有章程、演说、名单等，此种体裁，在当时应属新奇甚至怪异，但作者在绪言中自嘲“连篇累牍，毫无趣味”，已先塞人之口。在今天看来，这般写法倒很有点现代味道。当然，读到忧国志士辩驳救国途径，说着法国的革命，意大利的独立，起头的却是“兄弟，你的性子又来了”，“哥哥，不是恁般说”，也给今人不少时空错乱的荒谬感。说到底，梁任公着小说，绝非为小说而小说，只是取其通俗易懂，传播广泛，用以作为改造“国民性”，激扬“民气”的手段而已，文学价值本身并非作者最用力处，何况此书根本就未能写成？
于是《新中国未来记》作为上承晚清小说，下开五四风潮的过渡产物，虽然在文学史中占据一个位置，但文学滋味却并不浓厚，倒是作为思想史的材料显得十分鲜活。任公好新奇之说，一生学凡数变，然而当他倾心相信一种学说之时，必以常带感情之笔锋竭力为之鼓噪。《新中国未来记》发表的一九〇二年，是梁启超作为言论领袖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政治态度最激进、对于西方或者说他所认为的西方）的理念价值推崇最力的时期。他在这时期内宣扬的观念，无论在学理上是否准确，很多都已经砌进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地基，成为后来人心目中的“常识”。自然，在此地基上树立起的建筑物，很大程度上非梁启超当年所希望的那样，这也是历史的无奈。此书第三回中黄克强与李去病的一长篇相互辩驳，争论的要点在于“改良还是革命”，旁及对近现代世界史，整体的中国史，以及对中国的前途的看法。此时梁本人于戊戌惨痛之后，正颇倾向于暴力革命，内心的犹豫在所不免。故在这场辩论中，令双方都光明正大而旗鼓相当。黄克强主改良，并不是不认同民主共和的理想，而是顾虑理想遽然间难以实现，才要先“把我中国历史上传来的特质，细细研究，看真我们的国体怎么样，才能够应病发药”。同时又深惧法国大革命的流血恐怖，以及动荡时局下的瓜分危险，才“爱那平和的自由，爱那秩序的平等”。而李去病之主张革命，则是认定中国当时的局势以和平手段已经难以挽救，当道者已经不可倚仗，只有仿效法国、波兰、意大利的革命，进行彻底的破坏而后建设，庶几能“死马当作活马医”。在论辩的最后，李去病不得不赞同“中国人连可以谈革命的资本都没有”，但仍然坚持“总是拿十年、二十年工夫，自己去实验过一回，才了得我的心愿”。而黄克强也不得不承认，“至于预备工夫，那里还有第二条路不成？”只不过“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此书既未写完，最终读者也不得而知，李去病到底是否实验过那一回，黄克强的理想究竟如何实现。于是这争论，如同山水迢迢地绕了一圈回到“预备功夫”的原地，看起来两人达成了共识，实际上却有点不了了之的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