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工资非洲水平，生活水平欧美标准
我国一些城市的消费水平愈来愈高。
人力资源服务结构ECA去年的调查结果是，继东京、名古屋等四个日本城市后，我国的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昂贵的城市。这三个城市分别从上年度的全球104、111、98位，飚升到26、28、29位。在被调查的亚洲城市中，中国城市占了前十名的半壁江山——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此外，天津等十个城市也排进了前三十名。
专家们认为，考虑到近年来中国房价的急剧飚升，在未来二〇一〇年的排行榜上，中国很可能会独霸亚洲。消费水平在迅速提高，而广大群众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同步提高，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一些人将其概括为：“警惕工资非洲水平，生活水平欧美标准”。
坚持公平原则和人道精神
许多中国民众意想不到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仍然坚持公平原则和人道精神。
俄罗斯任何人，哪怕是外国游客遇到了意外，被送进医院，都不必付押金，能立即获得救治。在俄国人看来，病人因无钱而被拒绝治疗，是匪夷所思之事。俄罗斯居民的住房实行无偿私有化，人均十八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十八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交很少的钱。
俄罗斯政府三分之一的财政预算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维持社会保障体系，关怀弱势群体的救济项目有数百项之多。
俄罗斯的公立小学到公立大学费用全免，国家还为学生提供免费课本。为保护学生安全，学校设有保安人员，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医疗保健制度也是当下俄罗斯的一个“亮点”，俄罗斯规定，医院不得经营药房或药品销售，俄罗斯公民和已获取长期居留权的外国公民，在公费医疗上享受同等待遇。
要直面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一些专家呼吁，我们已经到了要直面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时候了！他们担心，四万亿元投资和九万五千亿元银行天量信贷，会落下地方债务危机这个后遗症。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项权威的统计对地方政府的负债情况进行公布。而就一些研究机构的统计显示，到二〇〇九年五月底，全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超过五万亿元。至二〇〇九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不含票据）约七万二千亿元，这个数字已占到二〇〇九年全国GDP的近四分之一，是全国外汇储备的近百分之五十。
专家们认为，如果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财政支出压力过大，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运行愈加混乱，难保债务风险最终不转化为新一轮金融危机。
中国的建筑为何短命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最近透露：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二十五至三十年。而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一百三十二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七十四年。
中国建筑的短命是什么原因呢？
二〇〇九年七月，住建部在一系列房屋质量悲剧之后，对全国三十多个省中九十多个城市的一百八十多个建筑进行了抽查，得出的结论是，96.1%的建筑工程合格。一些专家认为，如果这一结果是真实可信的，那只能说明造成中国建筑短命的唯一原因是：地方政府的随意拆迁。
收入分配改革若不能提高中低收入者水平等于空谈民众翘首以待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发端于二〇〇四年，至今仍未面世。据说这份细则中，提出通过税收手段主要是个人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可是，十二年间，政府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五点七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一点六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累计增长一点二倍。可见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依然十分有限。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我国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其中低收入的大约二亿七千万，困难群体大约有一亿。收入分配改革若不能提高如此庞大群体的收入水平，无异于空谈。
解放初的周扬
徐庆全
周扬曾是文艺界的最高领导，被称为“文艺界的沙皇”。可是，一九四九年，他开始领导文化工作时处境并非如外界想象那样。从徐庆全发表在《历史学家茶座》上的《毛泽东对周扬的两次批评》一文，可以看到中共中央高层抓意识形态和文艺工作的种种情况，现摘录如下——自一九三七年十月周扬与毛泽东有了接触后，他对毛泽东的情感逐渐由服膺到崇拜。如在延安时，他就曾对周立波说过“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这样的话。
一九四六年，周扬在他编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书的“序言”中更加明确地说：自己愿意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此后，直到“文革”前夕，周扬一直是这样做的，也被文艺界称之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
按常理来说，周扬这样服膺、崇拜毛泽东，毛对他的工作应该很满意。但实际情况却是，毛泽东对周扬在文艺界的工作有诸多不满，对他曾有多次批评。
一九四九年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里，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稳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
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大都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
胡乔木当时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外，还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从后人的回忆来看，在当时，“中央宣传部在组织上有一个人们难以相信的现象：陆定一名义上还是正部长，但是党中央派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工作。正部长陆定一每次都出席胡乔木主持的‘部长办公会议’，陆定一在部内的工作由胡乔木分配”。可见，胡乔木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至于当时的文艺工作，情况也大致相似。胡乔木在前台，而周扬只专注于文化部的工作。当时在作协工作的张僖，就有这样的感受：
那时，周扬虽然是文化部的党组书记，但不大过问作协的事情，胡乔木管作协。冯雪峰是作协党组书记，严文井任秘书长，还有邵荃麟。周扬当时担任文化部的副部长，主要精力在文化部。
所以，当时我跟周扬接触不多。（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记录）
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对此，丁玲对胡一直是有好感的。一九四八年前后，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与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征求胡乔木的意见时，胡却明确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而在胡乔木主抓文艺界工作时，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一九五一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了创作，与胡乔木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文艺整风是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声浪中拉开序幕的。文艺整风的目的，是乘批判《武训传》之东风，借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运动之声势，用群众批判和自我检讨的方式，进一步净化文艺思想，树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
在整风开始之前，从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开始，中宣部召开了八次文艺干部座谈会，对文艺工作状况作了估计。中宣部呈交中共中央的报告认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它的首要表现是“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合作当中，表现无原则的团结，对他们的各种错误思想没有认真地加以批评，认真地提出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任意曲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拒绝改造思想，拒绝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文艺更多地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趣味。他们认为今天文艺例如电影）的主要群众是小市民，应多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他们反对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改造和提高小市民，而要求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降低到小市民水平。而党的文艺干部在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包围下，有许多人随波逐流，表现自己的立场是与他们一致的或接近的。
……因为这样，就降低了党对文艺作品的要求，放任了文艺作品中的错误倾向和粗制滥造现象，而没有把认真地审查电影剧本及影片，审查文艺出版物和戏剧音乐节目，当做重大的政治责任。因为这样，就产生了电影《武训传》的摄制、放映和宣传，就产生了对于《武训传》的反动宣传的丧失感觉，就产生了在毛主席指出《武训传》
的反动性以后对批判《武训传》的怠工。”
文艺工作者中则普遍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和严重的自由主义风气。报告还明确地说：“周扬同志应对以上现象负主要责任（周扬同志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
其实，文艺界人士都知道，文艺界的事情是胡乔木在前台指挥、丁玲紧密配合的。现在乔木无事而周扬则必须承担责任。
文艺界整风由胡乔木、周扬和丁玲领导进行，而丁玲则担任了“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整风还未开始，周扬已经要“自我批评”了，整风开始后，周扬还怎么领导别人？据张光年回忆：“在文艺整风期间，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
张光年回忆中的另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当时周扬的处境。文艺整风时，张光年受到了批评，并被要求写出检讨，他去找周扬，希望得到理解：
在大会检讨之前，先是在东总布胡同的文联党组扩大会批评我，批得很厉害，我就想到周扬那里去诉苦。他却对我讲：“你知道丁玲怎么批评我吗？批评我重才不重德。”这里“德”指的无产阶级立场。我问他怎么看。他回答说：“我看还有些道理。”我一听，十分生气，起身扭头就走。
周扬对张光年的“诉苦”无动于衷，并将丁玲对自己的批评坦言相告，实际上是以隐晦的口气，表达了自己“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而周扬要挨毛泽东的批评．也顺理成章了。
既然无所作为，周扬就不得不离开文艺整风的领导地位。那时，正好全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中央组织一些干部下去了解土改情况，周扬决定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十月九日，周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毛泽东为滁州专区文工团题字。
信的结尾，周扬写道：
我俟文艺干部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后，即去中南区参加土改……我争取下月走成。心中有许多话想和您谈，您什么时候有空，请电话叫我。
毛泽东同意周扬的请求，要他在“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想来，周扬的“许多话”中，向毛泽东检讨肯定是内容之一。所以张光年才有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他多的没说，只是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我很不理解。
周扬挨了批评后，大约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便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第二年年初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开始的工作就由胡乔木来主持。
在文艺界处于无所作为境地的周扬，命运很快就出现了转机。就在周扬到湖南后不久，便被毛泽东的电报召回了北京。
事情的起因是，一九五二年初，胡乔木主持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同以往一样，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但是，胡乔木的一个做法则引起了毛的不满。张光年回忆说：
乔木把林默涵、我、袁水拍找到他家，谈大会的报告，谈了两三次。要求文字讲究，简练，批评尖锐（实际上他自己已经起草了）。他主张取消文联，按苏联的文艺制度改，将当时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改成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协会，他主张作家协会会员要重新登记，长期不写东西挂名者不予登记。我们都很赞成。快开会时，乔木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其他没说什么，但对取消文联发火了。他狠狠批评了乔木一顿。说：“有一个文联，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丰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碍你什么事了？文联虚就虚嘛！”就因为这件事触怒了，大会报告也气得不看了。他认为取消文联，不利于团结老一辈文艺家。这样一来，就不让乔木管，赶快打电报要周扬回来重新筹备二次文代会。
这次突然的变故，改变了周扬在文艺界无所作为的局面。此后，胡乔木对文艺界过问得越来越少了。一九五二年四月，周扬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长，直接走到了文艺界领导的前台。试想，挨了毛泽东批评的周扬，如果没有这次意外的变故，他以后或许就不会成为“文艺界的沙皇”了。
走出监狱的周作人
张高杰
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周作人，由于政治上的变节，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在一九四九年走出监狱后，长时期作为“专政对象”生活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一书介绍了有关情况．现摘录如下——周作人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因汉奸罪被逮捕入狱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南京解放前夕，暂由李宗仁任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担保释放。周作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获得了自由。
一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到近地的友人马良骥家住宿一夜，第二天，即由尤炳圻父子陪同，乘火车去上海。那时北平已被解放，南京、上海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兵荒马乱，京沪之间不能通车，他一时无法回家。尤炳圻是钱稻孙的学生，对日本文学很有研究，或者说也是一位“日本通”。他曾留学日本，在抗战期间，他与周作人和钱稻孙一样，未能保持气节。周作人“落水”后，他也附和当上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的秘书，成为周作人的部属；一九四一年周作人率东亚文化协议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尤炳圻亦是成员之一。侥幸的是，战后的尤炳圻并未被当作为汉奸对待。周作人被关进老虎桥监狱后，尤炳圻曾经给他很多的接济和帮助。
这次尤氏父子找到周作人，是想把他接到上海自己的家中。
周作人与尤氏父子乘公共汽车到了下关，那时南京城内已经很乱。当日又有国民党的兵从浦口退下来，所以下关一带更是混乱。据周作人后来回忆，他们进了车站，看见有一列火车停在那里，就拥了过去。车上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周作人是被尤氏父子从窗户拉进去的。上车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座位，安顿周作人坐下，尤氏父子只能站着。已经六十五岁的周作人这一回真切地体验到了“逃难”的痛苦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