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三等华捕，因参与破获宋教仁遇刺案及法天主教神甫遭绑架案，于一九一七年被提拔为法租界唯一的华人督察长，从此开始了他作为“上海闻人”的一生。
旧时的上海滩，青帮是诸多帮派中势力最大的一派。黄金荣素有野心，竟冒充青帮“大”字辈张镜湖的门生，列入青帮门墙。又以警匪合于一身的身份，于一九一八年与张啸林、杜月笙创办三鑫公司，从此贩烟土、设赌场、开戏院、敲诈勒索，黄赌毒无所不涉，敛财则无所不用其极，其中又以贩卖鸦片得利最丰。
据当时的西文报纸《字林西报》所载，三鑫公司贩远鸦片，一年得利竟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游刃有余可见一斑。
时人云上海“三大亨”中，“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黄金荣曾自称嗜好“赚银子睡女人”，因此发家之后，便广置物产，经营着包括大世界、黄金大戏院、四大京剧舞台之一“共舞台”、大观园浴室等众多场所，另有桂林公园、“钧培里”、“源成里”等几十幢房子和苏州几百亩的良田。
黄金荣权势最盛时，麾下门徒达数千，其中最显赫者，当属“蒋志清”——后来的蒋介石。
一九二二年，三十五岁的蒋志清和同乡旧识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先后投资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茂新、恒泰、利源、新丰、鼎新等五家经纪人事务所，结果无一不血本无归，窘迫及至于“舍儿经国在沪上学，竟于十五元衣服费亦被茂新拒绝不支”；债主逼债，唯有求之于当时的商界要人虞洽卿，而虞则介绍蒋拜黄金荣门下，以免债消灾。
蒋志清是谁？实际上，当日的黄金荣根本不关心这个失败的投机者，对于他而言，破天荒地免收一分钱的压贴贽敬，目的仅在于送虞洽卿一个顺水人情。他甚至“慷慨地”赠蒋以二百大洋，作为南下广州的旅资，且设宴遍邀蒋当时的债主，指着蒋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
没有人敢向青帮头子要债的，他知道：
但他显然没有料到，五年之后，国民革命军北伐抵沪，当日的蒋志清，摇身一变已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黄金荣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晋见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奉还当年的门生帖，后者笑纳，还留他在府上吃了一顿便饭。
以黄金荣的老谋深算，他当然深知青帮之兴衰取决于蒋之政权。因此，一九二七年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金荣与张啸林、杜月笙等人毫不犹豫动用青帮势力，助蒋“清党”。这也成为日后中共清算黄金荣等人最大的罪状。
一九二七年，黄金荣被授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一九三〇年，蒋题匾“文行忠信”赠予黄金荣；一九四七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蒋又亲自登门，为其祝寿。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南下渡江在即，蒋介石特别召见杜月笙，让其捎信给黄金荣，嘱其“抓紧时机”，避祸香港，或随蒋远走台湾，“以免遭种种不测”。
与杜月笙避祸香港不同，黄金荣选择了留下。他知道，蒋氏政权大势已去，若随蒋赴台，青帮不再，且在沪上之物产多半荡然无存；他因此对别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早年与与其接触过的中共地下人士，如杨虎城和章士钊的夫人都曾在解放前夕劝其留下，将功赎罪。夏衍曾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南下之前，他与统战干将潘汉年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问，青红帮会不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捣乱。潘则回答，黄金荣在解放上海时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我们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明态度就行。刘少奇因此要潘汉年告诉陈毅、饶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就像周恩来所说，留下黄金荣，最大的目的，就是“努力使上海不乱”。
黄金荣向来是“识时务”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不久，黄金荣即将青帮四百多名头目的花名册交与中共，深居简出，以换取苟延残年。当时百废待兴，军管会和上海市政府多无暇顾及，黄金荣得以继续拥有和经营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产业，黄公馆附近的房产则依旧由往日的门徒租赁。每月厚利入账，他自然奢侈度日，吸大烟据说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搓麻将、下澡堂，风光依旧。
政府容忍黄金荣“逍遥法外”，让当时的群众百思不解，因此，时常有群众致信有关部门，要求对黄从严惩办。为平民愤，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军管会代表杜宣奉命前往黄公馆“接管”黄金荣。
黄金荣身着白色纺绸褂裤，脸色苍白，早早在门徒的搀扶下出门恭迎。他见杜宣带领的十余名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以为要逮捕他，立时颤颤巍巍，惊惧不已，竟然当场小便失禁。
直到搞清楚杜宣此次来访只为宣传教育，他才垂首答应，并一再表白：“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杀人绑票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杜宣问最近是否有不轨行为，黄金荣因牙齿脱落，含糊不清地说：“生了个名义上是孙子，实际是儿子的……”杜宣不解，黄的门徒上前解释说，黄金荣与儿媳不轨，生了一个“名义上是孙子，实际上是儿子”的孩子，这才明白过来。
杜宣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黄金荣则始终唯唯诺诺，不敢轻言一句，直到杜宣一行驱车远去，黄金荣及其门徒们仍毕恭毕敬地站着，恭送如仪。
不过，黄金荣并没有享受到几天好日子。一九五一年，肃反运动开始，“镇压黄金荣”，“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一再响起，连其门徒都纷纷与其划清界限。恰在此时，公安局又在黄公馆中查获枪支十支、日本刀数把。私藏武器，罪可当死，黄惶惶不安，坐以待毙。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市政协副秘书长梅君达、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方行三召黄谈话，说明宽大政策不变，但责令其写“自述悔过书”，向人民认罪。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上海《新闻报》和《文汇报》刊出了由黄金荣口授、属下龚天健捉刀的《黄金荣自白书》，黄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他在自白书中说：“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干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
黄金荣为表痛改前非的决心，还特地在自己兴建的“大世界”门前扫街，接受劳动改造。虽然扫街仅为象征性的举动，但照片见报之后，却无形给其他帮派的往日头目施加了压力，导致反革命分子纷纷主动认罪。
一九五三年，上海市政府继续打击黄金荣手下的“五虎将”、“四大金刚”，青帮势力从此分崩离析。此时黄金荣已经八十六岁，他在对养子黄源涛口授遗嘱时说：“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唯有留下这个‘大世界’。不过，断气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
该年六月二十日，黄金荣在上海病故。当天，有人在复兴公园的黑板上手书“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联想到他作为青帮头子显赫的一生，晚景如此，不禁耐人寻味。
包公墓的风风雨雨
陈桂棣春桃
收录在陈桂棣、春桃新出版的《调查背后》武汉出版社出版）中的《风雨包公墓》，是这两位作家所着的《包公遗骨记》一书的几个章节的缩写。原书先后在中国、泰国和我国台湾三家出版社出版。此书记叙的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史上十分荒唐的一件事。现摘登如下——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古称庐州府。自秦赢置县，已逾两千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了。合肥城东南十五里，兀兀然隆出一个缓缓的冈头。就在这冈头之上，长眠着闻名天下的“包青天”包公。其实，包公墓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名播天下。
到了明代之后，在合肥近郊大兴集的包公墓地又多了两座坟茔，包公墓右前方那隆起的坟包，葬的是明朝的大学问家、理学名臣蔡悉；右后方突起的坟墓，埋的是大清王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竟长眠着三位历史名人，以至被后世称为“一里三公”，这在中国的国土上是绝无仅有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包公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之下，躲过了大跃进年代的劫难。可是，七年之后，一场以批臭清官为发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如疾风暴雨般地席卷而至。一时间，包公成为众矢之的，在一片“清官比贪官更坏，更有欺骗性”的呓言中，包公祠被洗劫一空，包公塑像被粉身碎骨，包公后裔世代相传保存下来的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被付之一炬，包公墓自然在劫难逃，很快遭到了令人发指的践踏：先是坟头被扒开，地宫上的条石被撬坏，几场风雨后，墓室内便有了黑洞洞的的一窖清水，像个洗澡池；接下来就是盗墓者入室寻宝，他们在寒冷刺骨的水里趟来趟去，最后只摸到几块陶器碎片，几乎一无所获。
一九七三年春天，合肥二钢要建个石灰窑，要让在此长眠了九百七十四年的包公挪挪地方。他们与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原省博物馆，以下简称万岁馆”）联系。省“万岁馆”的领导小组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赶紧向上级写出了报告。省革命委员会认真作了批文，要求保护好其中的文物，还拨出三万元专款，并具体指示：由省“万岁馆”、市文化局、合肥钢厂、大兴公社以及包公后裔联合成立一个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
于是这项足以牵动世人魂魄的发掘工作，从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正式开始。
省市各有关部门抽调出的人员集中到一起，共三十多位，由省“万岁馆”的文博干部吴兴汉担任这项清理挖掘工作的主持人。在安徽的文博队伍里，吴兴汉算是一个老兵，现在要他来主持包公墓的迁移，他却感到困难重重。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除去他和“万岁馆”派来的探墓技工陈廷献以及搞古人类研究的方笃生，其余的基本是门外汉。
吴兴汉心里最担忧的，还是眼下的这种时局，所有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和有关的历史文物均被尘封；参加到发掘组里来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告诉他，世代相传的包氏家谱及相关的文字也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被毁之一炬，就是说，这种发掘本来必不可少的前期资料的准备工作，无法做到有的放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陈廷献用洛阳铲先从墓群的外围打起，地毯式地在墓区卷过。就这样，包公墓群一带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出了上百个“探眼”。
地下打上来的土，经过陈廷献认真辨认，结论出来了：上方有一座主墓，地面上的坟堆最大，高约五米；地下的墓室也最大，长宽均在三四米之间，墓室由坚硬的石料构筑，初步可以肯定是包公墓。在主墓的后面，即在“先茔之次”的位置上，有十几个坟茔大体匀称地布之于中轴线的两侧。估计这是包公子孙之墓。
吴兴汉决定先从位置卑下，偏离墓群的一座小墓开始动手。这无疑是一种“投石问路”。小墓埋葬得并不深，墓上封土仅高约三米，成半球形。从“封土”到“填土”都没有发现夯层，也没发现夯窝，足见入葬时的匆忙和草率。再加上这是座土坑墓，挖起来自然很方便，大兴公社派出的民兵，没费多大气力，就清除了封土，露出墓坑来。这一切无不表明，它不过是一座极其一般的坟茔。可是，等到除去棺木上的泥土时，大家都吃了一惊：居然是一口楠木棺材！
尽管是土坑葬，尽管年代已经久远，两边的楠木却还完好，呈纯粹的咖啡色。
待把棺木周围完全清理干净之后，吴兴汉又是一怔：他发现楠木棺材的底板两边排列有序地悬挂着六个供当时执绋抬运用的大铁环。墓主何许人也？竟然受到如此规格的礼遇！这在他多年的考古生涯中从未遇到过。
由于棺盖腐烂，棺内已填满了淤土，仔仔细细清理之后，除了在棺材里发现一些残缺不全的人骨，再没发现其他的器物。
可是，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为意外的事情出现了！
小小的墓室之中，最后居然清理出了两块重叠竖立着的、长宽都在一米以上的墓志石。先发现的一块墓志盖上，阴刻着十二个厚重的隶字：“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这是宋朝的墓穴无疑。但“永康郡夫人董氏”是谁？没人知道。再看另一个墓志盖，上面竟清清楚楚地阴刻着十六个同样苍劲的隶字：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
这就是包公墓？
两块墓志石吊到地面时，人们全傻了眼：一个墓室，一口棺材，放有两个人的墓志铭，这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尚无先例。但是，这肯定无疑是包公墓，而且，它还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合葬墓。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被葬在这个位置？
吴兴汉感到一头雾水：他所以避开主墓，找个偏离墓群、位置卑下的小墓动手，就是想来个“投石问路”，摸索出一点经验，谁知歪打正着，倒是把包公墓给挖出来了。
发掘包公墓的新闻是被严密封锁的，但这消息还是快捷得有如一阵疾风，一个早上，便刮遍了全城大街小巷，结果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是包公的家乡，有关包公的任何故事，都会格外引人注意。在流传着的包公的故事中，有关包公墓的就有三则：
一是说包公生前有一个儿子，这唯一的儿子性子还特别的犟，总爱跟包公“顶牛”，包公临终时，心想要是叫儿子做口木头棺材吧，他准会做口石头的，于是他故意叮嘱做口石头棺材。谁知儿子听了，暗忖：自己跟老人家顶了一辈子牛，最后一个要求，还能不听吗？最后真的就做了口石头棺材。包公睡在石头棺材中，尸体化不掉，灵魂出不来，就永远不能超生，所以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包公这样的清官了。
二是说包公墓里有三道门，第一道门设有暗箭，第二道门灌满了水银，第三道门放着专斩皇亲国戚的龙头铡、专斩贪官污吏的虎头铡和专斩地痞恶霸的狗头铡。
三是说大兴集的包公墓是假的，真正的包公墓谁也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包公生前执法如山，得罪了许多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地痞恶霸，这些人对包公恨之入骨，就是将包公焚尸碎骨也难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包公的家人对这一点也是心知肚明的，包公去世后，家人曾做了七口同样的棺材，由合肥七座城门同时出棺，让人真假难辨，谁也不知道包公最后被葬在哪里。
这些扑朔迷离的传说，为包公墓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激发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挖出包公墓志的那一天，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显然还是有关包公墓的那三个传说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