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享有皇帝表彰更荣光的，是《宋史》为崔氏立了传。公公和儿媳，同时被写进了国史的，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这样说，是包公的精神感染了崔氏，而崔氏的风范又为包公增添了异彩，于是同垂青史。甚至还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崔氏，便不会有子孙繁衍分布于天下的包氏后裔。
此后，挖掘“六号墓”的工作正式开始。
果然不出所料，在清除了墓室的泥土之后，一座精心建造的地宫便豁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地宫石门洞开，室内空无一物。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在墓门外一米处的封土中，却意外地发现墓志盖上的一个拐角。
把它和从一号墓出土的董氏墓志盖相比照，不大不小，严丝合缝，正好补上。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金兵南下，主墓遭到破坏之后，包公的棺骨被偷偷迁到了一号墓。因为迁移时的匆忙，也可能因为董氏棺木已朽，没来得及或没办法随同迁走，才造成后来的一号墓成了“一棺两铭”。
不管怎么说，包公墓之谜似乎已经全部解开了。剩下的，就是请有关专家把从包公墓棺中收集到的那堆白骨作科学鉴定，最终搞清这骨殖是包公的，还是包公与董氏二人的。
对骨殖进行鉴定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方笃生的身上。本来这事在方笃生看来并不难，他曾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过半年，里面的专家学者大都熟悉，可是，眼下正闹着“文化大革命”，那个“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是否还存在？
方笃生凭着多年的经验，在骨殖中挑选出了一部分最典型的残骸，细心地装入邮递专用的木盒子里。他很想把信直接写给着名的古人类专家吴汝康，等到把“吴汝康”三个字写出来，又改变了主意，他怕这事会给吴教授惹出不必要的是非。社会上在批判清官，他请人家来鉴定包公的遗骨，说不定会惹出乱子来。
这么一想，方笃生就干脆公事公办，为不致发生意外，索性把清理包公墓的事也按下不提。
只隔了一个多月，对方就寄来了正式鉴定书。邮去的骨殖也“完璧归赵”，尽数邮了回来。从鉴定出的性别与年龄来看，终于被证实：这正是包公的遗骨！
从包公墓开始清理的那天起，围观的人就没有断过。在这些人山人海的围观者中，有一位极不起眼的老人，每天会出现在清理的现场，不言不语地观看着。这一天，在主墓发掘结束，清理工作也已经收尾，发掘清理的队伍准备从黄泥坎撤走的时候，老人突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这墓是假的。”
他的口气是十分肯定的：“包公是单独安葬的，他的墓还在上头呢。”
程如峰这时正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这怎么可能？”程如峰想，黄泥坎地面上的所有坟头，都被清理得一干二净，老人说的“上头”，那里不是水田就是公路，并无隆出的土丘。
老人说完那句话后，并不哕嗦，转身就要离去。老人的这种态度，引起了程如峰的注意。他喊住老人；“请问贵姓？”老人倒是爽快：“我叫夏广宏。”他往不远的村子一指，“就住在附近。”
“你怎么可以肯定这座主墓不是包公墓？”这是程如峰最感奇怪的。
“信不信由你们。”老人说罢，便径自离开。
程如峰把这一新情况向吴兴汉作了反映。第二天，程如峰和吴兴汉一道在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夏大郢东村找到了夏广宏。这真是天上落下一根线，正好掉进了针眼里。原来，夏广宏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耕种包公墓田，看护包公墓的。他回忆道：“我自小就知道，真的包公墓不是坎上那座最大的坟头，而是埋在了一块油菜田的田埂底下。虽然那儿以后再没种过油菜，我却牢牢地记住了。”
程如峰问：“现在那块田还在吗？”夏广宏果断地说：“就在公路下面。”
吴兴汉疑惑地起身向窗外望去，程如峰也不禁打起了眉结。连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对此都一无所知，难道一位耕种包公墓田的老人，反而会知情？
夏广宏看出二人的疑惑，便把他们领到公路的一处，肯定地说：“就在这下面。”为了表示出他的自信，他又不容置疑地说道：“是这儿，不会错。’
于是发掘小组先请陈廷献在夏广宏圈定的范围纵横交叉地打出“十”字形的两排探孔，为保险起见，陈廷献又上下左右各补了几眼探孔。其结果证实了老人的话，公路的下面确有石造的地宫一个，其规模远比坎上的“主墓”要大，但被破坏的程度也极为严重。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这座被编为“八号墓”的坟茔正式开工清理。
挖进公路至四点一六米深处时，地宫遗迹便初露端倪。这确实是墓群中最大的一座，盗墓者是用大揭顶的方式明火执仗地破坏的，整个墓底居然没发现一块铺地的砖石，由此看出，这绝非一般以经济为目的的盗墓者所为，只能是金兵。这是一种发泄，而且，显得穷凶极恶！
直到墓已经清理出来了，仍然没发现棺木及人骨的迹象，却在墓室的西北角，下距墓底三十厘米的被扰乱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件“雕成人模样的木头。”看来，八号墓墓室中原先应该有十二个同样的木雕男佣，只是被盗墓者盗走了其中的十一件，而这一件侥幸地遗留在了填土之中。
这样，墓主的身份就被进一步证实：只有官至二品的包拯才能享有“十二时神”陪葬的殊荣。
这种结论，不久又得到另外的证实。
在墓室南端正中处，工作人员发现一个用方形的砖所砌的台子。毫无疑问，这原是置放墓志铭的砖台。原来一号墓出土的包公墓志就是从这儿迁移过去的。这座墓遭到破坏的程度，与包公墓志石被破坏的程度完全相符，又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再从整个包公家族墓群各坑位分布情况看，它座落在黄泥坎的最高处，有着高屋建瓴之势，其规模之大、构造之精，无不显示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
显然这才是真正的包公墓！
原来被认定为“主墓”的“六号墓”，其实并非包公夫妇的原葬墓，而仅仅是董氏一人的独葬墓。
包拯原葬墓的发现，确实是一个历史奇迹。这座坡，既无文字资料可考，更无地面痕迹可寻，近千年来，守墓人却代代口传，为避免再次遭到洗劫，这条信息居然对包氏后裔也进行了“封锁”，实在令人惊异。
后来，合钢二厂基建处的张国麟和王占奎，他们代表企业就如何处理装在十一口小棺材盒中的遗骨一事找到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包义旭早已和族人商量过，考虑到包公父亲包令仪的墓原来葬在合肥市东门外的螺蛳岗，因为一九五三年那儿要建安徽纺织厂，他们就把令仪公墓迁到了肥东县文集大包村的龙山，于是就说：“也迁到龙山去。”张国麟和王占奎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叶落归根嘛，这样包公也就合家团聚，五代同堂了，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亦会感到安慰了。
按照规定，当时每穴的迁坟费是五块钱，就发了五十五元人民币给包义旭。这天，他们调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上十一口小棺材，由包义旭带着十多位包氏后裔，护送老祖宗的遗骨向大包村进发。
车到文集，他们拿着介绍信去找公社革委会联系，却遭到了坚决拒绝。公社书记一句话：“宋朝的保皇派，谁敢在文集埋，就打谁现行反革命！”话说得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他还说：“马上把那些棺材匣子送走，不然，就当场销毁！”包先长极力申辩：“他们是组织上安排来的，不是来搞宗族迷信活动。”
为了保住老祖宗遗骨不被销毁，第二天，包先长只得委屈求全，让人把十一个木棺材匣子送回合肥，暂放包遵元处。
包遵元在自己平房外的山墙边上搭出间披厦，然后，把装有老祖宗骨头的十一个棺材匣子统统搬进去。他说：“让老祖宗和我们一起住！”就这样，曾经让那些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闻风丧胆的包老爷的遗骨，竟然在合肥前进新村一间简易的披厦里度过了几个月辛酸的时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冬至的第二天，正是星期日，大包村一个外号叫“聋子”的农民包先正到合肥来运饲料。
每次大包村来人，如果当天走不了，一般就在包遵元家歇脚。包先正知道从大包村运回来的老祖宗的骨骸还放在这里，心里顿时如刀割般的难受。他答应偷偷送回去安葬。
在回家路上，包先正故意慢吞吞磨到天黑才通过县城。随后，在店埠一个杂货店买了十一口陶器坛子。
回家后，包先正就悄悄回家摸出了铁铲，然后自己拉着小板车，在那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晚上，像幽灵一样地消失在村东通向龙山的小路上……
一转眼七八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
程如峰这时虽然已经离休，但他仍觉得包公这件事还有没了的心愿。这天他斗胆给合肥市领导写了《关于包河公园建设规划的意见》，建议按照北宋当年的格局和规模重修一座“包公墓园”。
他下决心把包公墓的一切文字资料尽可能地查阅到，同时搞清包公遗骨的下落。
包公的遗骨原是分为两处，一是曾由省博物馆的方笃生寄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去鉴定的那一部分，当初是把一号墓的一些碎骨，特别是把头骨碎片单独存放的，原是三十四块，后来有一块折断，变成了三十五块，据说专家鉴定后，已全部从北京邮回，还在不在呢？二是被送往肥东县文集大包村的那一口木棺匣子，记得包义旭、包遵元都曾悄悄告诉过他：“包公遗骨还是偷偷送回大包村安葬的。”如今遗骨究竟葬在哪儿？
是怎样安葬的？必须搞清楚。
他决定先找吴兴汉。吴兴汉帮助他从放满了杂乱无章的盆盆罐罐的文物橱架前，找出了那个牛皮纸信封。这时程如峰才发现，不仅包公的遗骨在，从北京邮回遗骨包装用的木盒子也还在。程如峰把盛有包公遗骨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干脆也装入盒中。
接着，程如峰急于要搞清楚的，就是偷偷送回大包村安葬遗骨的情况。
到了大包村，经过不少曲折，找到了包先正。
包先正认真看了看程如峰，然后就一声不吭地沿着田垄向凤凰山的方向走去。
他们穿过一个小山丘，又穿过一段平地，便看到山坡上荒冢累累。包先正走到一座枯草蓬松的小土堆前，不紧不慢地说：“这就是。”“你没认错吧？”包先长半信半疑地看着并不起眼的小土堆，“这一片，乱糟糟的，看上去全都差不多。”包先正扶着一棵已有人高的小树道：“这是我去年栽的，留有记号。”
可是，程如峰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包先正。他没有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其实是要给包公再造一座新地宫，以致几年以后，他将为当时没有对包先正讲明这层意思而后悔不已。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那一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肥东县文集乡大包村村南的龙山上，一大清早便鞭炮声不断，人声鼎沸。人们怀着崇敬和好奇的心情，从四乡八村纷纷涌来，参加由合肥市委、市政府在这里举行的“包孝肃遗骨迁安仪式”。
祭奠完毕，人们用一块巨大的白布将整个包公墓罩住，据说这是为了防止遗骨见天。当几位彪形大汉开始挥动铁锹掘墓时，龙山上下突然变得万籁俱寂。一会儿，墓穴里的陶罐全挖出来了，数一数，十一只，这个数字和当年的木棺匣子的数字正好是吻合的。于是大家猜想，这个“聋子”
包先正还是很有主意的，他把木匣换成陶罐，肯定是希望将遗骨存放的年月更久远一点。再看看十一只陶罐在墓穴里的排列方式，也挺耐人寻味：最里头只是一只，接下来是四只，再下来是六只。不用说，最里头的那只，装的是包公的遗骨。
人们怀着肃穆而又崇敬的心情将十一只陶罐依次搬上汽车。等到全部陶罐拉到包公墓园工地时，已到了正午时分。
程如峰和张林二人因为在负责筹建包公墓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都挂有副主任的头衔，大家散后，他们还不能马上就离开，必须把十一只陶罐一一搬放到作为临时办公室的简易平房里去。
当他们把所有陶罐搬进屋，又在地上放稳之后，张林就好奇地向标有记号的那只陶罐走过去，他想来个先睹为快。
他把那只陶罐轻轻倾斜，迎着窗口射进的阳光，歪着脑袋儿，要瞅个究竟。谁知，不瞧便罢，一瞅，竟骇得脸都变了颜色，他惶恐地看着程如峰。
张林的声音变得发抖：“这里面……”
“里面怎么啦？”程如峰想，莫非里面躲进去了蛇，或者有其他怪异的东西？
张林急促地喘着气，好像生怕被其他人听到似地压低声音说：“里面啥也没有！”
程如峰赶忙奔过去，也迎着外边的亮光把陶罐倾斜着，歪着脑袋朝里瞅，瞅罢，直觉得脑袋里一片空白。
“这是怎么回事？”他张着嘴巴，一下惊呆了，慌忙去看其余的陶罐：十一只陶罐全是空的，里面啥也没有！
这事来得太唐突，太蹊跷，谁也没有心理准备，自然感到有点让人吃不消。回想上午那隆重又庄严的“迁安仪式”，便觉得这件事变得十分滑稽又十分可笑。
这么说，包公和他的儿孙的遗骨都还留在家乡的龙山上。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就只能保密。”
程如峰严肃地对张林说，“不要再对任何人说。陶罐一定要保存好。”
程如峰和张林分手后，心情沉重地回了家。他在反复思忖：包先正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决定再到肥东大包村走一遭。
程如峰又找到包先正家。接待他的是包先正的儿子包训祥，一了解，才知道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包先正，却出息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儿子，人挺斯文，是大包村小学校的校长。程如峰仔细打量包先正的家，这个家庭也是家徒四壁，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程如峰的目光忽然在墙边的一个碗橱上停住了，他发现碗橱的木料是那样眼熟，分明就是盛包公遗骨的木棺匣子的材料。程如峰感到不是滋味。装过死人骨骸的木匣子怎么可以用来打造碗橱呢？这显然是不能用贫穷和不讲卫生来解释的。或许，这倒更真实地让人体会到多少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包先正的性格。
就在包训祥随便的闲谈中，程如峰有了意外的新发现。他早听包训芝提起过，她的父亲——守护包公祠的最后一代“恩生”包先海，考虑到自己没有儿子，曾打算在大包村的亲房中间找一个后生做继子，好让“恩生”后继有人。原来包训芝说的这个“亲房中间的后生”，就是包先正的儿子包训祥！
可是，包训祥并不知道遗骨掩埋的情况。程如峰对包先正临终时竟然没有向包训祥交待这件事，依然将信将疑。现在事情非常清楚，如果包先正撒手而去，连偷埋包公遗骨这样的事也不交待给自己的儿子，只能说明他对这个社会已经绝望，正如包公的遗骨由原葬墓移到迁葬墓，肯定是包氏后裔所为，但这种重要的事，偷葬者也没有告诉他的后人，以至于包氏的子子孙孙没人知道，几百年来烧香磕头都拜错了坟头。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包训祥非常清楚包公遗骨偷埋一事，或者大包村的某个人会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作为包氏后代子孙，他们有权利不希望再让外人知道。
从肥东大包村回到城里，程如峰的心总算平静了一些。虽然被偷葬的包公遗骨以及包氏子孙的遗骨，都无法再找回，然而，万幸的是，那三十五块寄往北京鉴定用的包公的头骨毕竟提前拿到了手里，现在就藏在他卧室上了锁的箱子里。
这是仅存的包公的遗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