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包公头骨在，包公墓就有灵魂，重建中的包公墓就不会是“假古董”。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程如峰将精心保存的三十五块包公遗骨，连同当年北京邮回时用的木盒子，一道献给了合肥筹建包公墓委员会。
新的包公墓的修建历时两年，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正式竣工，并向海内外人士开放。闻风前来瞻仰的，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在巨大的“复斗形”的包公坟丘中，程如峰和张林埋进去的是从大包村挖出的那十一只陶罐和准备盛放遗骨的那一口石棺。
那十一只陶罐，当然是空的。
那一口石棺，自然也是空的。
被埋进的，显然是一段永远不打算向外界张扬的、充满坎坎坷坷而又浸透着痛楚、困惑和无奈的故事。
一九七六，接管《人民日报》前后
王闻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抓后，第二天新的党中央就决定把《人民日报》的大权夺过来。《纵横》刊登的《一九七六，接收人民日报社的前前后后》介绍了当时的情况，现摘介如下——《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第一大报。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决定，把被“四人帮”篡夺的《人民日报》的大权夺回来。经过研究，调曾任《解放军报》社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的迟浩田和《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到党中央报到，去《人民日报》夺宣传舆论大权。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时零二分，开始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办公厅紧急打电话通知孙轶青，十月七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当时迟浩田正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他接到电话，通知他十月七日火速赶回北京到中南海报到，并没有告诉他是什么事。他到达北京机场，就直接乘派来的汽车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中央主管宣传口的耿飚和孙轶青、刘西尧已经在那里等待他的到来。
耿飚将孙轶青、刘西尧介绍给迟浩田。
这时，纪登奎走了进来，热情同大家握手。
他首先对迟浩田说：“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
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和孙轶青同志到《人民日报》，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过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和孙轶青是最合适的人选……时间紧迫，任务很重。中央决定由耿飚同志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完他先走了。
几个人商定，首先把“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那个亲信和负责人找到中南海来谈话，看看他的态度如何；同时，请中央给他们写封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介绍信。
耿飚当即赞成了这个方案，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他来。”耿飚等几位同志坐在里间屋里，迟浩田和孙轶青在外屋等《人民日报》那个“负责人”。这个人既不懂办报，也不是文化人，在《人民日报》闹过很多笑话。但这个人架子不小，来了之后，往椅背上一靠，跷起二郎腿，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迟浩田问：“你是××吗？”
他“嗯”了一声，仍不在意。这时，迟浩田很严肃地对他宣布：“我们受党中央委托和你谈一谈，你先看看这封信。”他满不在乎展开信纸，看着看着，脸发青，身发软，精气神全没了。据迟浩田和孙轶青回忆，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
兹介绍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人民日报》宣传方面的问题，要请示他们。
落款是华国锋（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
接着，迟浩田告诉他，中央里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并将他同孙轶青研究的三个问题向他宣布：
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再领导《人民日报》了；二、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
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做主；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等会儿我们坐你的车走，回去马上召开报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宣布中央决定。
这时，耿飚听到在外屋的“示范”，同进到屋里的迟浩田热烈握手，表扬他们“示范得好”。这天他们进驻报社，先同原领导小组人员见面，并叫那个“负责人”
宣读中央的通知。接着迟浩田又宣布三条纪律：第一，要严守机密，中央未公布前，不要乱讲乱传；第二，要坚守岗位；第三，我们和报社同志从此同住同工作，暂时不要公布我们的身份。
进驻《人民日报》后，迟浩田主管宣传口径上的大问题，孙轶青主管编辑和版面上的工作。孙轶青说，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到钓鱼台耿飚的办公室去，分析形势，研究动态，议论大事。他还说，为了更快更好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把粉碎“四人帮”大好消息传给全国人民，迟浩田建议写一篇社论，并确定题目叫《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这也作为我们进驻《人民日报》第一天的献礼。由于中央还没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之于世，我们不能把这个大好消息直接告诉全国人民。于是，我们抓住祝贺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事，将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融合进去。社论特别有意地指出：任何反对马列主义、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都注定要失败。这暗示指的就是“四人帮”。社论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片叫好声。敏感的人从这篇社论、这段话里看到了《人民日报》的变化。孙轶青谈到这篇佳作，脸上露出一片笑容。
迟浩田、孙轶青十月七日进驻报社，当天夜里睡在办公室，白天和大家一起在食堂排队用餐。余焕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头一个星期，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凭多年新闻工作经验和政治敏感，又都明白他们所负的使命，互相照面时，虽不知如何打招呼，但都不约而同地以会心微笑来表示。
进驻报社一个星期后，报社同志建议他们该亮身份了，三人小组也认为时机成熟了。十月十八日上午，在《人民日报》五楼礼堂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正式宣布中央关于派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接管《人民日报》的决定。据余焕春回忆，迟浩田登上讲台，全场鸦雀无声。当他宣读完中央决定，并发表讲话，表示他们要和报社同志团结一致，办好《人民日报》时，会场上猛地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同志热泪盈眶。一位老报人说，人员这么齐，秩序这么好，气氛这么热烈，真的是《人民日报》有史以来开得最热烈的一次大会。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兴起了，《人民日报》
社也热气腾腾，一派生机。这时，迟浩田、孙轶青等三人小组又不失时机地集体决定：一是揭批查，二是请老同志回来，三是健全规章制度。他们又集体决定首先把胡绩伟、贺敬之、李庄等老同志请回来。中央批准了这一请示。老同志回来，报社上下，活力四射，青春焕发。
一年以后，他们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民日报》。
据《人民日报》老总编李庄回忆，“在报社职工眼中，这个工作组跟以往的大不一样。着军装的也好，穿便服的也好，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晚间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吃饭到大食堂同大家一起排队……老根据地来的同志还知道我们工作组过去都是这样，年轻的同志看着实在稀罕。”
对三峡工程的表决
成绶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过许多次表决．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进行的对《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的表决，是争议最大的一次表决，反对、弃权和未按表决器的达八百六十六人。《百年潮》
刊登的《兴建三峡工程决议通过前后》一文介绍了当时情况，现摘介如下——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讨论三峡工程，准备作为议案，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两个上午，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作出结论：同意国务院所提议案，同意邹家华所作报告，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江泽民还特别提出，按照人大组织法，现在报送还来得及吗？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回答，现在报送，符合人大条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马上报送。
三月十六日，李鹏以函（1992）24号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三月二十一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了题为《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的报告。
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主席团会议审议有关三峡工程议案的审查报告。会上，陈慕华作了《七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的审查报告》。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万里委员长问“有什么意见没有”？会场出现短暂沉默。随后一位主席团成员发言，表示对报告有不同意见，说三峡工程可以上，但不要匆忙上，因为还有些问题考虑不周到，我们等了三十多年，再等一年又何妨？另一位成员发言，赞成兴建，但希望进一步研究三峡工程对上游地区经济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妥善加以解决。还有成员对这个报告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也有成员发言，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万里委员长在听取主席团成员意见后作了简短讲话，他说：“一九九一年发生在太湖地区的特大洪涝灾害再次提醒了我们，要有水患意识，如果不上三峡工程，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代。”随后，经万里委员长提议，主席团分别对《七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的审查报告》和准备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的《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结果都获通过。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于四月三日下午三时召开。会议要表决通过的决议有九个。《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排在表决顺序的第四位。大会由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万里主持。在完成前三项议程表决后，十五时二十分，荧屏上打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的字样，万里宣布：“现在付表决，请代表按表决器。”
突然，会议大厅西侧一个代表团席位上，一位白发老者霍地站起来，晃动着手中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三峡工程应作为重大议案处理，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怎么能轻率地作为一般议案处理呢？我多次请求发言，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呢？”瞬时，大厅里一片惊愕。一些外国记者、港澳记者涌向那位代表。针对这种情况，万里高声宣布：“今天的议程不包括大会发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坐在第一排的另一位代表又站了起来，她说：“你们这是违法通过，我已经投了反对票……”说完，她离开了座位。起初那位要求发言的代表也在记者簇拥下退出了会场。虽然发生了这一小插曲，但会场很快静下来，代表开始投票了。
这项议程，共有二千六百三十三名代表投票。不一会儿，巨大的荧屏上显示出一组数字：赞成：一千七百六十七票，反对：一百七十七票，弃权：六百六十四票。
还有二十五人未按表决器。万里宣布了这个结果，《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获得通过。
前水利部长钱正英的反思
生于一九二三年的前水利部长钱正英，在晚年作出反思。她说：“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认识到首先需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中共执政初期，她就历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部长，是中国最年轻的女部长。除“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外，她长期主持中国的水利电力工作，直至一九八八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位水利水电专家，曾参与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海河等江河流域的整治规划，负责水利水电重大工程的决策性研究。她主持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工作。
她主持的那些水利工程，建成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她近年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工作，反省自己工作中的失误。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工程院委托她组织各方面专家，研究“中国二十一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她带着专家组抵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边，看见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天然绿洲已经化为沙漠，沿途那些耐旱的胡杨林都枯萎死去。她了解到，西子海子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
此事给她触动颇大：“我们这些干水利的，干过了头，也会产生副作用，水利工作要以此为诫。”四年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请她去国务院的一个讲座上讲水利，在座的大多是部长。她就讲到塔里木河：“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当年我当部长的责任。”她说，中国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开展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百分之四十，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
三峡库区新生突发地质灾害增多
据《中国新闻周刊》披露：目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五日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以来，库区新生突发地质灾害增多。库区共发生形变或地质灾（险）情132起，出现塌岸97段，长约3.3公里，库区居民已有近两干人被紧急转移。在二、三期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范围外已发生新生突发性灾（险）情30多处。
“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杨利伟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五日，神舟五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升空，一夜之间，航天员杨利伟的名字家喻户晓。最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天地九重》一书，介绍了自己的成长过程，披露了我国航天员训练的种种细节．特别是对神舟五号发射的经过作了详细的描述。杨利伟走向太空，以及在飞行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过一些没有想象到的困难。现摘介如下——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五日九时整，火箭起飞了。
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得像一块铁。因为很快就有动作要做，所以全神贯注，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仪表板，手里边拿着操作盒。
火箭逐步地加速，我感到了有压力在渐渐增加。因为这种负荷我们训练时承受过，曲线变化甚至比训练时还小些，我的身体感受还挺好，觉得没啥问题。
但就在这个时候，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人体对十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振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振动叠加在大约6G的一个负荷上。这种叠加太可怕了，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意外出现了。
共振是以曲线形式变化的，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难以承受。心里就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要承受不住了。
当时，我的脑子还是非常清醒的，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的。其实，起飞阶段发生的共振并非正常现象，不应当有这种情况出现。共振持续了二十六秒后，慢慢减轻。当从那种难受的状态解脱出来之后，一切不适都不见了，我感觉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释千钧重负，如同一次重生，我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