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回来后我详细描述了这个难受的过程。经过研究，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到，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振动。之后改进了技术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神舟六号飞行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神七飞行中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聂海胜说：“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振动。”
在空中度过那难承受的二十六秒时，不仅我当时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
回到地面后，我看到了升空时传到地面大厅的录像。当时大家安静得不得了，谁也不敢吱声，因为通过大屏幕，飞船传回来的画面是定格的，甚至眼睛也不眨。
后来，三分二十秒，在整流罩打开后，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一下子照进来，阳光很晃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
就这一下，指挥大厅有人大声嘁道：
“快看啊，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
这时我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船状态：
“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打开正常！”
当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我感动得说不出任何语言。
作为首飞航天员，除了一些小难题，别的突发的、没有预案的、原因不明的情况还有许多。这些问题的应对方法，没有人告诉过我，只有自己亲身体会了才知道深浅。
我在太空碰到另外一个仍然原因不明的情况，就是时不时出现的敲击声。
这个声音也是突然出现的，并不一直响，而是一阵一阵的，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毫无规律，不知什么时候就响几声。不是外面传进来的声音，也不是飞船里面的声音，而仿佛是谁在外面敲飞船的船体。无法准确描述它，不是叮叮的，也不是当当的，而是更像拿一个木头锤子敲铁桶，咚……咚……咚……咚……
因为飞船的运行一直很正常，我并没有向地面报告这个情况。但自己还是很紧张，因为第一次飞行，生怕哪里出了问题。
每当响声来的时候，我就趴在舷窗那里，边听边看，试图找出响声所在，却没能发现什么。
飞行时，对声音变化是很敏感的。飞船哪个地方稍稍有点什么动静，心里都会紧一下——嗯？怎么会有这个动静？嗯？风机的噪声好像比刚才大了呀？
敲击声一直不时出现，飞船也一直正常。我想，虽然总响，也没怎么样啊！后来就不太当回事，不担心它了。
回到地面后，人们对这个神秘的声音有许多猜测。技术人员想弄清它到底来自哪里，就用各种办法模拟它，拿着录音让我一次又一次听，我却总是听着不像。对航天员的最基本要求是严谨，不是当时的声音，我就不能签字，所以就让我反复听，听了一年多。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确认，那个声音再没有在我耳边完全准确地再现过。
在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这个声音也出现了，但我告诉他们：“出了这个声儿别害怕，是正常现象。”
由于从来没有人体验过，所以我在飞行过程中经历的好多心惊肉跳的瞬间，等回到地球后分析，发觉其实并不复杂。虽说航天员的心理素质高于常人，但说实话，那时还是会本能地紧张。
十六日五时三十五分，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五时五十八分，飞船的速度减到一定数值，开始脱离原来的轨道，进入无动力飞行状态。六时零四分，飞船飞行至距地一百公里，逐步进入稠密大气层。
让我紧张以至惊慌的另有原因。
首先是快速飞行的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面烧得一片通红，接着在通红的窗外，有红的白的碎片不停划过。飞船的外表面有防烧蚀层，它是耐高温的，随着温度升高，它就开始剥落，实际上这是一种技术，它剥落的过程中会带走一部分热量。我学习过这个，知道这个原理，看到这种情形，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但接着看到的情况让我非常紧张。我看到右边的舷窗开始裂纹。外边烧得跟炼钢炉一样，玻璃窗却开始裂纹，那种纹路就跟强化玻璃被打碎之后那种小碎块一样，这种细细的碎纹，我眼看着它越来越多……说不恐惧那是假话，你想啊，外边可是1600℃~1800℃的超高温度。
我的汗出来了。这时候舱里的温度也在升高，但并没到让我瞬间出汗的程度，其实主要还是紧张。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飞船急速下降，跟空气摩擦产生的激波，不仅有极高的温度，还有尖锐的呼啸声，飞船带着不小的过载，还不停振动，里面咯咯吱吱乱响……外面高温，不怕！有碎片划过，不怕！过载也能承受！但是一看到窗玻璃开始裂缝，我紧张了，心说：完蛋了，这个舷窗不行了。
当时突然想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不就是这样出事的嘛，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一个裂缝，然后高热就让航天器解体了。现在，这么大一个舷窗坏了，那还得了！
先是右边舷窗裂纹，等到它裂到一半的时候，我转着头一看左边的舷窗，它也开始裂纹。这个时候我反而放心一点了：
哦——可能没什么问题！因为这种故障重复出现的概率不高。
当时还没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就想是不是因为玻璃是两层的，是不是里边的这层不裂就没问题？回来之后才知道，飞船的舷窗外做了一层防烧涂层，是这个涂层烧裂了，而不是玻璃窗本身；为什么两边不一块儿出裂纹呢？因为两边用的不是同样的材料。
以前每次做飞船发射与返回的实验，返回的飞船舱体经过高温烧灼，舷窗被烧得黑漆漆的，工作人员看不到这些裂纹。
而如果不是在飞船里面亲眼目睹，谁都不会想到有这种情况。
当飞行到距地面四十公里时，飞船飞出“黑障”区，速度已经降下来了，上面说到的异常动静也已减弱。我检测飞船后，与指挥员联系，地面向我报情况，说着陆场温度多少、风速多少。与此同时，等待多时的直升机迅速捕捉到了飞船发出的讯号，并开始搜索或救援行动。
一个关键的操作——抛伞，即将开始。
六时十四分，飞船距地面十公里，飞船抛开降落伞盖，并迅速带出引导伞。
接下来是一连串快速动作。引导伞出来后，它紧跟着把减速伞带出来，减速伞让飞船减速下落，十六秒之后再把主伞带出来。
在主伞完全开好之后，飞船以每秒十米匀速下落。这时没有过载了，唯一的感觉就是晃荡，斜着晃荡——主伞开了之后，只有一根绳吊着飞船的一边，晃晃悠悠的。但这时候真是无法形容心里那个舒坦，特别放心：伞很大，一千二百平方米，落地再怎么重，最多也就受点伤。
安全了！成功了！生命肯定没问题了！
肯定可以完成任务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这里诞生
杨明
从青海湖往东，315国道蜿蜒在山谷中。驱车前行，山谷渐渐开阔，眼前忽现一片草原，右侧“原二二一厂炮轰试验场”
的路标格外抢眼，这已经进入了原核武器研制基地辖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
一九五八年初，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后改称九院）局长李觉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选择厂址，他带领苏联专家和勘察设计人员几乎跑遍大西北，最后才将目光锁定在这里。
这是一块四面环山、幅员约一千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的平缓草原，平均海拔三千三百五十米。它的北侧、东侧是绵延的达坂山，西、南面是日月山，再往西不远就是烟波浩淼的青海湖。这一环境非常符合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制定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要求：外人难以进入，但内部必须自由，可以进行严密的控制以防泄密……是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批准了二二一厂选址报告。李觉率领大批科研人员、技术工人从北京、上海等地研究所、东北军工企业开进这块草原。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即将从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
基地开始建设前，外迁了一千七百余户、近九千名牧民和二十五万头牲畜。最初基地的禁区只有一千平方公里，设八个哨所和若干哨点。后来，兰州部队高炮十三师将警戒区扩大到周边二千平方公里，有人形容“那是没有通行证，连鸟都飞不过去的地方”。
二二一厂厂区基地大规模建设是在一九五九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合同并撤走专家之后。李觉亲任二二一厂第一任厂长，他的三位副手是吴际霖、郭英会和朱光亚。后来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八位曾在二二一厂长期工作，他们是王淦昌、彭恒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此外，还有部分需要隐姓埋名的科学家。可以说，二二一厂汇聚了众多中国物理学方面顶尖的科学家。
至一九六三年，基地五百多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建成七个功能不同的分厂和总厂生活区。其中，七分厂负责原子弹核物理研制和放射性化学试验；六分厂被称为靶场，是爆轰试验厂，直至一九八七年，这个靶场总共进行过数十次核试验。实际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诞生前的所有模拟爆炸和冷试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而四分厂是发电厂，负责给整个厂区供电。
当时，美、苏等国曾策划用卫星和间谍飞机到兰州一带侦察，更有国家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为预防不测，军委调来工程兵部队在基地内建造了多处地下掩体。最近开放的一处地下指挥所深达九米，能承受一千磅炸弹直接袭击，并有载波电台与北京联系。
中央曾要求中国的氢弹要赶在法国人研制成功之前爆炸，但“文革”的发生，已影响到氢弹研制工作。一九六七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下令用一架专机把二二一厂氢弹空爆试验科研生产会议的“两派”人员从西宁接到北京。在中南海，聂荣臻当着周恩来的面向他们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对二二一厂实行军管的决定；接着，毛泽东又批准二二一厂暂停“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后，氢弹研制才走上正轨。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和二十日，中国首套核试验装置“五九六一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五九六一二”
（备品）在李觉、吴际霖、朱光亚、彭恒武等护送下，在绝密状态下相继从二二一厂起运。
周恩来下令将运载核弹头的列车定为一级专列，按最高级别实施警卫，要求所经省、区的公安局长亲自上车押送，签字移交出省。铁路沿途部署了大量警戒部队，专列所到之地高压线停止供电；为防止检修列车时产生火花，铁路工人手中用的铁锤都换成铜锤；蒸汽机车所用的燃煤都用筛子筛过，防止混入雷管之类的爆炸物。这些措施显然比“最高级别”的警卫还要高。
专列安全抵达乌鲁木齐火车站后，原子弹由一架改装的伊尔-12飞机连夜运至大漠深处孔雀河下游的开屏，再用直升飞机送到靶心——七〇一铁塔。由二二一厂派出的第九作业队在铁塔的半地下装配车间对原子弹进行最后组装。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世界为之震惊。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一列看似普通的旅客列车——实际是经过专门改装的专列——在最严密警戒下，从二二一厂开出。专列载有在二二一厂完成制作、总装、联测的中国第一颗氢弹。八日，专列运抵乌鲁木齐。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八时，徐克江机组驾驶挂有氢弹的飞机飞临靶区上空，但驾驶员过于紧张，投弹时忘记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有投下。经请示现场指挥聂荣臻后，空军地面指挥员发出“重飞”口令。二十分钟后，飞机再次飞临靶心上空，驾驶员准确地打开弹舱抛出弹体。一颗三百三十万吨TNT当量的氢弹，在靶心地面预定高度二千九百六十米上空爆炸。
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央派“春雷文工团”来二二一厂慰问演出，连续一个多星期，每天轮流上演舞蹈、话剧等节目。实际上，基地的许多单位和职工并不知道原子弹是在他们这里研制、组装的。一分厂主要负责引爆控制系统、弹体结构的研究工作。但该厂的一位技术员在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竟然问周围的同事：“威力这么大的武器是在哪儿制造的？”
原子弹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二二一厂所有工作都在极其保密状态下进行。基地对外称“青海矿区国营二二一厂”，但还有其他掩护名。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只记得那里是一个普通的矿区。
基地内车间、工号、实验室、哨所等区域的安全警戒、骑兵巡逻任务由青海独立师六团负责。所有厂、车间、产品、实验任务等一律使用代号；每个工号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站岗，如二分厂的一〇二核材料车间，只有出示盖有“一〇二”字样图章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去；甚至个别工位旁都有解放军站岗。
新人进厂第一天都会发一本保密手册并接受保密纪律的谈话。哪些该说、该问，那些不该说、不该问，都有严格规定，即使在同一办公室、同一车间工作的同事也不能过问对方的工作；技术人员下班时要把记录一天科研工作的笔记本等所有资料装在帆布包里，用线绳系好封上娃娃泥，盖上印章交到保密室保管，第二天上班时再取回；夫妻多年，在家的老婆并不知道丈夫在哪儿上班、从事什么工作也并不奇怪，连双方来往的信件都要经北京某地转一圈后才能送到对方手里。
有三十六年建厂史的二二一厂，攻克了原子弹、氢弹的尖端科学技术难关，成功地进行了十六次核试验，实现了武器化过程，生产出多种型号战略武器装备部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对战略武器发展重新进行规划，二二一厂所在地区不属于未来发展地区。邓小平看了二二一厂的报告说：“可惜是可惜，十五年打不起仗来，就是要压缩。”一九八七年六月，国务院和军委联合下文，批准二二一厂撤点销号。
西海镇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退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原二二一厂的数万职工分别落户西宁、合肥等地，有的去了四川绵阳继续共和国的核能事业。
摘自（人民政协报》）
射向人民大会堂的子弹
刘恒
三十余年前，一颗子弹射向国家最要害的一座建筑——人民大会堂。而所射中的房间，正巧周恩来总理在里面宴请外宾……是破坏，是暗杀？一时使公安部门高度紧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科技鉴案》一书，介绍了此事的经过，以及有关部门如何运用科技的力量来侦破这一案件的。现摘介如下——枪弹痕迹鉴定常常可帮助警方早日拘捕凶手，减少人员伤亡，消除公众恐慌。
一九六六年二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招待外国元首，突然，二楼朝北的一扇窗玻璃发出轻微的破碎声。警卫人员寻声查看，发现在外面一层玻璃上有一个洞，里面的第二层玻璃破裂，在两层玻璃的夹层中有一枚小口径子弹弹头。在没有惊动周总理的情况下，“立刻查明”的指令火速传了下去。来自公安部的枪弹痕迹专家、部队保卫部门的专家、轻武器研究所的专家火速赶到现场，其中就包括北京市公安局的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