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造像开创于北魏孝文帝迁都于洛阳(494)前后，历经东魏、北齐、西魏、隋、唐、北宋等七个朝代四百余年的大规模营造，两山窟龛密如蜂窝。其代袭性洞窟有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药方洞、潜溪寺、万佛洞、奉先寺、看经寺等。
河北邯郸响堂石窟
响堂石窟位于河北邯郸，是北齐石窟的代表作。它营建在山清水秀、石质优良的石鼓山上，人们在窟中击掌谈笑，或拂袖抽壁，都能发出铿锵的锣鼓回声，故名“响堂”。它始建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隋、唐、宋、元、明历代均有增筑和修葺。现在佛寺也不是原来的建筑了，而凿在岩壁上的石窟却保留了下来。
响堂石窟共分南北两区：南响堂在西纸坊鼓山南麓；北响堂在和村西鼓山之腰，丽地相距约15公里。两处共有石窟16座，雕像4300多尊，是研究我凼古代佛教、建筑、雕刻、绘画、书法艺术的宝库之。
南响堂石窟有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迦洞、力士洞和千佛洞等7座，依山势分上、下两层，上层5座，下层2座，石窟近旁有正殿、配殿、靠山阁等建筑。其中以千佛洞最为壮观，因共有1028尊佛而得名。窟内三壁三龛，各龛均有一佛、两罗汉、两菩萨五尊像。窟内释迦牟尼坐像，面容光滑圆润，嘴唇微微上翘，长耳垂肩，神情和善安详。窟壁上的一排排小佛像，鳞次栉比。
北响堂石窟筑于山壁，这里山势高峻，多峭壁悬崖。分南、北、中三组，每组有一大洞，共9洞，其名为大业洞、刻经洞、二佛洞、释迦洞、嘉靖洞、大佛洞等。中组石窟外檐雕两层楼檐，外层略似楼阁。窟内整洁雅丽，壁上浮雕花卉及珍禽异兽，佛像甚众，形制古朴。北响堂以大佛洞为最大，又最能代表北齐风格。近似正方形的洞窟，宽13．3米，深12．5米，洞内有宽大的中心支柱与洞顶相连，中心柱上三面都有佛龛，这正是北齐石窟的艺术特点。雕刻精巧的菩萨面貌如生，飞天欢乐多姿，其衣纹密集而富有装饰性，给人以薄纱透体之感，为北齐艺术之杰作。刻经洞内外壁上满刻经文，旁有石碑，隶书大字，笔锋犀利，刚劲挺拔。山上有东、西天宫，山下有常乐寺废址，遗存宋、金石幢两座。旁有古塔，平面八角，高九层。每天慕名前来参观的中外游人络绎不绝。
敦煌奠高窟中的北朝造像
莫高窟北朝时期的造像分别开凿于北魏和西魏，其中北魏7窟(编号251、254、257、259、263、265、487)，西魏10窟(编号246～249、285、286、288、431、435、437)。这些窟中都以壁画为主，壁画内容除佛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
此外，北朝的佛教代表建筑及造像还有河南嵩山的少林寺及嵩岳寺塔、北京海淀区的魏太和造像等。魏太和造像原来位于海淀区车儿营村半山腰一石室中，佛像高1．65米，背后有高2．2米的美丽背光，背光背后有12排数量不等的小佛像，共124尊，像高4～12厘米不等。1998年佛像被盗，一分为二，数月后在石雕之乡河北曲阳县被找到，经过修复后，该佛像被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所收藏与保存。
南朝四百八十寺——南朝佛教帝王对佛教的支持
南朝在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正宗，又承东晋迪绪玄学盛行。宋、齐二代，儒学与文、史、玄三学并列为“四学”。佛教与玄学作为儒学的补充，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和支持。统治者除在义理上倾心于佛学外，尤其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
刘宋帝王、大臣们对佛教社会作用的认识，主要是利用佛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坐致太平。宋武帝刘裕据称是受符瑞而登上帝位的，解释这个符瑞的是高僧慧义。整个刘宋一代，帝王十分崇信佛教，以宋文帝为盛。宋文帝对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十分赞赏，常与慧严、慧现等论究佛理。曾先后令道生弟子道猷、慧观弟子法瑗入宫讲述顿悟义，使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在宋代成为热点。宋孝武帝也尊崇佛教，修建了药王、新安两座大寺院，先后令道猷、法瑗住于新安寺，辨析顿悟义与渐悟义，使二者各有所宗。孝武帝还宠信僧人慧琳，让他参与政事，时称“黑衣宰相”。
萧齐帝室奉佛不亚于刘宋。齐高帝曾行幸于庄严寺，听僧达讲《维摩经》；武帝于华林园设八关斋戒。尤其是武帝长子文惠太子和次子竞陵王萧子良二人以崇佛闻名。萧子良年轻时与名士广泛结交，来往密切的有所谓“八友”，其中包括后来的梁武帝萧衍。荆州名士刘虬，精研佛理，述道生顿悟成佛义，对佛教有顿渐二教五时七阶的教判，撰有《注法华经》、《注无量义经》等著作，萧子良曾致书招请．共论经义。又和其兄文惠太子一起邀请名僧，举办讲经大会，与僧人共同辨析佛理。受到萧子良尊敬的僧人有玄畅、僧柔、法度、僧祜、宝诗等。他设华严斋、龙华会、道林斋等斋会，还舍身佛寺，实行放生、施药等慈善事业，撰制经呗新声。萧子良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注遗教经》等，梁时集为16帙116卷，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如《南齐书》所载萧齐佛教的情况是“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南朝佛教在梁武帝萧衍(502～549在位)时达到极 盛。在梁武帝的支持下，佛教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时京城建康僧侣云集，译业大盛，讲经说法者众，民间信仰风靡。唐朝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生动地描绘出当时佛教的盛况。
陈代诸帝承梁代余韵，也以佞佛著称。梁代逍侯景之乱受到打击的佛教在陈代又有所复兴。高祖武帝陈霸先祭祀佛牙，设无遮大会亲自礼拜，还曾四次行幸火庄严寺，舍身事佛，由群臣上表请还，这些活动既表现了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又是为佛教筹集资财的手段。武帝对佛教义理也用力甚勤，对《大品般若经》和《中》、《百》、《十二门》“三论”尤其精通。文帝任命僧宝琼为京邑大僧正，在太极殿设无遗大会并舍身，招集僧众进行《法华》、《金光明》、《大通方广》、《虚空藏》等忏，并别制《愿辞》自称菩萨戒弟子。宣帝命国内初受戒的沙门一律习律5年。后主陈叔宝也曾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舍身大赦。
南朝帝王对佛教的崇奉和支持，不仅使佛教的社会性发展进一步加强、影响扩大；同时也为佛学研究的兴盛、诸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佛教与儒道之间的激烈论争
东晋时期庾冰与桓玄两次令沙门致敬王者，何充、慧远等予以反对，形成“沙门拜俗”之争，这是佛教作为“出世”的宗教与“入世”的儒家礼法之间的直接冲突。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在理论上确立了佛教在封建国家中的位置，明确了佛教与儒家之间“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的关系。对佛教的社会作用这种外在方面的论争必然发展为对佛教中心理论之争，因果报应说是佛教在中国影响最广泛的佛教理论，由此引发了神灭神不灭之争。同时，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又受到中幽固有文化的迎拒，产生夷夏之争。道教自东晋以来由于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努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佛教之间的地位之争愈显急促。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南朝佛教与儒、道之间的激烈论争，其中心是神灭神不灭和夷夏之争。
刘来初年，沙门慧琳作《黑自论》(又名《均善论》)，论佛儒同异，但所述与佛理相乖异，受到储众的屏斥，而何承天却很赞赏，将此论送与宗炳评判。宗炳复书破斥慧琳的异见，何承天再致书论辩，如此往复论议三次，主题都是神灭神不灭。宗炳著《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主神不灭，何承天著《达性论》倡神灭，颜延之又作《释达性论》为宗炳辩护。晋宋之际的郑鲜之也著《神不灭论》，以“薪火之喻”论证神不灭，提出了“火理”的概念，认为“火理”在燃烧之前之后均存在，“薪”不是“火”的根本，“火理”才是“火”之本。郑鲜之的思想是神灭论在理论上的发展。神灭神不灭之争在齐梁时达到高潮。齐末，范缜作《神灭论》，提出“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观点。梁武帝即位后，令王公朝贵、硕学鸿儒六十余人反驳范缜，仍然不能屈范缜。这场论争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范缜的“神不灭论”是中国占代哲学极富价值的理论成果。
刘宋末年，道士顾欢作《夷夏论》，本意似在于会通佛道二教，但论中力持华戎之别，实抑佛而扬道。此论激起了极火的反响，明僧绍作《正二教论》、朱绍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慧通作《驳夷夏论》、慧敏作《戎化论》予以反驳。名士刘虬以为道家的虚无与佛教的修空同旨，司徒中郎张融作《门律》也认为佛道并无二致，引起周颐的反对。张融是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倡导道佛一致，周顾认为佛老义旨并不相同，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主张儒佛一致。同时有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贬斥佛教，称佛教入围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本兴于两域，不适宜中国。刘勰作《灭惑论》、僧顺作《析三破论》、僧光作《辩惑论》加以反驳。
南朝时期佛教与儒、遒的论争尽管非常激烈，但在论争中佛教一方多持三教一致的观点，尤其主张佛儒一致，为隋唐以后逐步发展的三教同源、三教合流说创造了理论条件。同时，南朝的佛、儒、道之争一般采取理论争鸣的形式，而不像北朝多以国家力量，采取政治上的激烈手段，这有利于三教在理论上的相互交融和共同发展。
佛教文学艺术的繁荣与江南自然、社会环境和人文风气相关，南朝佛教文学尤其发达，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显得十分突出。运用佛教经典的理趣、风格及故事引入诗文的诗人、作家甚多，清旷雅远的韵致流芳后世。宋代的谢灵运、颜延之，齐代的沈约、王融，梁代的武帝、昭明太子萧统、简武帝、阮孝绪，陈代的江总、徐陵等都是著名的诗人。其中谢灵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佛教诗人，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风气的山水诗大家。他的作品有《佛影铭》、《祗洹像赞》、《无量寿颂》和《维靡洁经中十壁赞》等。智恺、智藏等是著名的诗僧。宋代的宗炳、颜延之，齐代的明僧绍、周颐、沈约，梁代的江淹、刘勰，陈代的姚察、江总、徐陵等又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佛教论文和山水辞赋，结构精严，情真意切，影响深远。其中宗炳的《明佛论》和周颐的《三宗论》最为世人所称道；昭明太子萧统对“法身”和“二蹄”的阐释有独到之处，所辑《昭明文选》是重要的文学总集；后来出家为僧的刘勰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并长于佛理，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大都为他所作。
南朝佛教艺术与佛寺
在南朝各代帝王的倡导下，王公朝贵、文人学士以及民间清信士女影从风随，建寺塔成风，江南庙宇遍布。以梁武帝所建佛寺最多，也最为奢丽。同泰寺是当时京城建康最大最华丽的寺院，《历代三宝记》描述其“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超过了洛阳著名的永宁寺。大爱敬寺“经营雕丽，奄若天宫”，大智度寺“殿堂宏壮，宝塔七层”，均极一时之盛。其他如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都是著名的寺院。刘宋时建康城外栖霞山上由隐士明僧绍所建的“栖霞精舍”也十分有名，以后改为栖霞寺，称为佛教“四大丛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