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南宋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是在同以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斗争和论辩中发展起来的。陈、叶同朱、陆在教育思想上的分歧，首先在于他们的教育理论基础是不同的。
朱熹、陆九渊都主张“道”或“天理”是超然独在的精神实体，先天地而生并派生万事万物，伦理纲常也是“道”或“天理”的体现。陈亮、叶适则主张“道”在事物之中，“理”是事物之理，不能离开事物而空言“道”或“天理”。陈亮说：“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又说：“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叶适也认为：“自古圣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有于天地之先而言道者。”又说：“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而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为文词者所能知也。”他还说：“其道在于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实违，是又不可也。”这同朱、陆等人空言道德性命的为学进德道路是迥然不同的。
陈亮、叶适尖锐地批判朱、陆所谓“承道统”、“继绝学”之说。陈亮说：“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从来。
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世之高者，得其机而乘之，以圣人之道尽在我，以天下之事无所不能，麾其后生惟己之问，而后欲尽天下之说一取而教之，顽然以人师自命。”就是说，“道统”、“绝学”之论，完全出自朱、陆等人的杜撰，旨在欺世盗名，惑乱后生。叶适也揭露说：“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不能有论诗，猥曰：‘道已存矣’。”实际上，“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不足以致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敝。”在叶适看来，朱、陆把“观心空寂”、“默视危拱”一套道德性命之说视为“学问”，诡称“道统”，不过是用来吓人，垄断学术的一种骗术。把道德性命之学引向“观心空寂”、“默视危拱”，并将此硬说成是“圣人之学”，又自封为“圣人之道尽在我”，武断地宣称“道已存矣”，或“独我能致之”，必然会排斥“天下之学”，阻碍学术思想的发展和进步。陈、叶在同朱、陆的论辩中虽不免有过激之词，但就其思想实质而言，的确击中了道学教育思想的要害。难怪朱熹对事功学派的传播忧心忡忡，他说：“江西之学(指陆学)只是禅，浙学(指事功学派)却专事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又说：“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响已多，家家谈王霸，可畏，可畏！”说明朱熹对事功学派兴起的意义、分歧的实质，以及对理学思想带来的威胁最为敏感。
陈亮、叶适反对朱熹、陆九渊把“天理”、“人欲”和“道心”、“人心”加以割裂、对立的主张。他们指出：道学家所谓“气禀有清浊”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宿命论。虽然道学家也承认通过涵养性情可以变化气质，但仍然保留着人的富贵、贫贱、智愚、寿夭“都是天所命”
的思想。陈亮反对人生来就有圣凡之别的说法，认为人的才性都是后天炼就的。他说：“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有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美器哉！”陈亮更不赞成道学家们那种“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面盎背”的修心养性的道德修养。叶适也认为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尊性贱欲，主静轻动，是“择义未精”，他说：“但不生耳，生即动，何有于静？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贱欲，相去几何？”又说：“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者，其择义未精也。”陈亮、叶适同朱熹、陆九渊论辩的重要课题是王霸与义利、三代与汉唐，以及成人之道。辩论的中心是如何看待功利。朱熹、陆九渊等人主张对政治、历史、人才判断是非，应以是否合于“天理”为标准，而不能“以成败论是非”。陈亮认为不能空言义利，而应当王霸义利双行；不能盲目推崇三代而非难汉唐，汉唐之君本领洪大开廓，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他们建功立业的宏伟政绩证明并不逊于三代；培养或选任人才不能“空言心性”，而应视其功业。
总之，判断是非，首应以“功利”为准。叶适也认为：“古之大教在通人情。”他指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极疏。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陈亮、叶适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观和历史观等各方面批判朱、陆，建立起事功学派的思想理论体系，构成了求实用、讲功利、论实才、重实事的教育理论。陈亮、叶适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都是以此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