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畜乾下艮上
先生于无妄之义“茂对时育万物”，而君子不用者，君子无其位，能自教而不敢教人也。“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而其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未有无据而能新者，故必多识前言往行以大畜之，然后其德日新而不可御矣。
大学
按经传诸书，往往因事该理，多前后断绝，或彼此不相顾。而大学自心意及身，发明功用至于国家天下，贯穿通彻，本末全具，故程氏指为学者趋诣简捷之地，近世讲习尤详，其间极有当论者。尧典“克明俊德”，而此篇以为自明其德，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条目，略皆依仿而云也。
然此篇以致知、格物为大学之要，在诚意、正心之先，最合审辨。乐记言“知诱于外，好恶无节于内，物至而人化物”，知与物皆天理之害也，余固以为非。此篇言诚意必先致知，则知者心意之师，非害也，若是，则物宜何从？以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绝之耶？以为物备而助道，宜格而通之耶？然则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虽为大学之书者亦不能明也。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按此篇，心未正当正，意未诚当诚，知未至当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门尔，未至于能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获不逾，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诗曰：
“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之言亦非也。若以为未能穷理而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谓为大学之书者自不能明，故疑误后学尔；以此知趋诣简捷之地未能求而徒易惑也。
按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皆不论有物无物，子思“喜怒哀乐之未发”非无物，“发而皆中节”非有物，三章真学者趋诣简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继者。今欲以大学之语继之，当由致知为始，更不论知以上有物、无物，物为是、物为非，格为绝、格为通也，若是，则所知灵悟，心意端壹，虽未至于趋诣简捷之地，而身与天下国家之理贯穿通彻，比于诸书之言，前后断绝，彼此不相顾者，功用之相去远矣。坐一“物”字或绝或通，自知不审，意迷心误，而身与国家天下之理滞窒而不闳，大为学者之害，非余所也敢从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自谦”字误，不知本书当用何字。大学之端，莫先于致知，所知既审，则意之所形与其所发直至于善，不待好恶为佐使矣。正心亦然。“身有所忿”“身”当作“心”
字。孟子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不更开截分段”。盖根心生色，则本原枝叶自然无不备矣。若致知之道既已卓然，而犹惧意之有欺，心之有忘，顾步畏影，惕不暇，而天下国家之理孰从而明之？是必其知未致而然也。故知致而意诚者，不期诚而诚也，不曰某道能诚之也，意诚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不曰某道能正之也。
“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此言至切，施于当事者，对病之神药，照形之明镜也，自不以首尾次第论。如必待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用之，则有所系缚，效反不得专矣。
所谓大学者，以其学而大成，异于小学，处可以修身齐家，出可以治国平天下也。然其书开截笺解，彼此不相顾，而贯穿通彻之义终以不明。学者又逐逐焉章分句析，随文为说，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此其可惜者也。
国语·齐语
“四民勿使难处”，“别生分类”虽自古而然，然民情亦未尝不然出。处士于闲燕，谓学校也；不言学校而言闲燕，是不知学制尔。工必于官府，是使余民艰于器用也。商之市井，农之田野，固不待上之教令矣。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鸢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
学而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前乎孔子，圣贤之所以自修者无所登载，故莫知其止泊处；若孔子成圣之功，在此三语而已，盖终其身而不息也。常疑后人只作初学领会，既无说、乐之实，又迷不愠之趣，正使能好学无倦，死生以之，皆气血所为也。
述而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自陈尽力处以告后人，如火燎暗冥，舟济不通，可谓至切至近，无微妙不可知之秘。学者但苦听受剽略尔。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之言固已甚明；而后世未能行者，以其莫知孰为道、孰为德、孰为仁故也，士始各以其私于己者讲之。人莫不有志也，特其志之非耳；诚知其非，则所志者道矣。据也，依也，亦莫不然。志者，人之主也，如射之的也；据者，其地也；依者，因地而立也。嗟夫！人孰肯自以为泛然旅于斯世者？曷不即其所志与其所据依者明辨而详择之哉！使其果能，则中庸所谓人十之己千之者，不足进矣。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又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又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教入，浅深次第略具于此数端。今其泛然而诲之，与示以行事而不待于诲，与其人凡而不知所诲者，皆不可见矣。其可见者，孰为一隅，执为三隅，理无不贯，而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学者诚有以知之，则百世之后如一日矣。不然，徒寻文索句而已。
孔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按尧舜禹汤，虽古今所共尊，而仁圣文武之德，犹皆通称杂举。文武周召之后，圣贤不作，孔子考论其故，于是始各有品目，而圣人之名不复滥与，是盖为修德进道者之验也。洪范言九畴天所锡，而作圣实本于思，其他哲、谋、肃、父，随时类而应，则思之所通，诚一身之主宰，非他德可并而云也。
然传说谓“惟学逊志”，“道积于厥躬”，孔子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思学兼进者为圣。又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是则学者圣之所出，未学者圣之所存，而孔子教人以求圣者，其门固在是矣。
孟子·告子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案洪范：
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故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貌言亦自内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孔子告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学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终非有定。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相成之道废矣！
汉书·列传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
后汉书·列传
黄叔度为后世颜子，其论已成不可改。东汉人材本有程品，绳墨在身，如影答形，污洁判然。至骹能不逾矩，而融明深厚，无异人之操，此其所以能伏一世，而陈蕃郭泰之流自以为不及也。然观孔子所以许颜子者，皆言其学，不专以质；曾子亦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汉人不知学，而叔度以质为道，遂使老庄之说与孔颜并行，后世学者方步趋以求之，重道而轻学，未见其德所从也。
左雄言汉至今三百余载，“下饰其诈，上肆其残”，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奉法循理为不化。末世风俗渐靡，往往如此。自雄在纳言，明达政体，修察选法，崇尚学校，顺恒以后多知名士，雄之力也。
论者不考实，但徇崔辈私意偏说，为后世言治之害，外强中干，与食鸟喙何异！
党锢之祸，虽曰宦贤暴横，桓灵昏虐，然所以致此，实由太学，盖是时诸生三万余人矣。唐虞三代之为学，其君皆圣贤，以身所行与士相长，取材任官又与相治。后世不然，但立表置舍以存其名，如贾谊董仲舒之流，尚不知人主当自化，而徒欲立学以化人，如武宣固不足预此，独明帝始终能以学为重，然褊察无弘裕之益，其意谓不迁怒、不贰过，惟用之诸生而已，此自汉以来知劝学而不知明义之过也。况翟萺左雄，止要盖千百间好屋，使四方游士自来自去，于人主好尚，国家教养，了无交涉。师门徒者踵陋习，希辟召者养虚声，贤否相蒙，名实相冒，激成大难，皆太学为之。及灵帝末年，更为鸿都学，以词赋小技掩盖经术，不逞趋利者争从之，士心益蠹而汉亡矣。后世不深考，归咎于士大夫；不知群聚天下学者使之极盛，而人主庸骻，视为赘疣身外之物，其势固必至此。齐语谓“令士群萃而州处，故士之子恒为士”；诗云“攸介攸止，鸢我髦士”；人材何常，而必欲群萃州处之？故余以为非管仲语。若人主不自为学，徒设学以教人，欣厌不同，忿心镽起，小则为然明之毁，大必为东汉之禁矣。
魏志
魏略叙董遇、邯郸淳、苏林、乐祥等，言太学生千数，冬去春来，博士粗疏，弟子避役，无复学者；园丘议下，郎官诸吏见在万人，应书无几；朝士四百余人，能操笔者无十人。
及刘靖亦云，“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此论魏世儒学兴废大概可见也。曹氏父子，上马杀敌，下马赋诗，自难语学尔。
吴志
孙权自作书疏数处，其与孙皎书，颇有文义可观；既知其能以谨细宽绰包受粗武之为难，又涉历经传，有益世用，所以劝吕蒙读书，不虚语也。曹操刘备，皆能道语言。操险薄着于词章无可骽。备与禅书，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其自云“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论治道多矣”；当亦有味其言之也。
孙权与吕蒙论读书及光武曹孟德事，并鲁肃言蒙进学之益，学者富详看。若光武，庶几能读书者；权及曹操，未可言能读书也。权又谓“不当治经为博士”。使博士中无此，则经当有两说；不然，则博士之说可发欤！
晋书·列传
卫恒等所着书势，自古文、篆、棣、草书皆具。文字之兴，盖莫知其所从始。而汉以来则谓伏羲始书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后世学者信之，至言沮诵仓颉因鸟以兴思，其语不经。按易传虽称“包牺氏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始作八卦”，又称其他卦义在八卦之外；故周官“太卜掌三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夫易，学者以为文字之初。然上古之易，卦义已备；学者乃谓伏义始书，文王始重；是古人文字简略未具，方有待于后人而具也。孔字序书起于唐虞，今考典谟，凡后也所谓文字又理，是时皆已备尽，不可复加。
人文乃自然之理，圣贤得其精，庸人并粗失之；盖有古人所能而后世不及，未有古人不备而犹待后人备之者也。至于字之形制，随世不同，篆、鬝、真、草，其体愈降，华夷异用，古今各行，而工拙妍丑因以自见。此则鬞与崔瑗蔡邕辈之所以咏歌形容，而遂欲以是论文字之源流，失之远矣。
刘毅论九品，称“所立品格，还访刁攸，攸非州里之所归，非职分之所置”，莫哓此语，似是为正者私问之也。又言“刘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犹不可解。傅咸传：(“臣识石公，前在殿上脱衣，为荀恺所奉。”)若非人主素所知名，岂应但略疏而不析言也？毅陈八损虽精详，然不如卫。言“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此九品始立，有为为之也。又言“魏始造，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动犹有乡论馀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惟以居位为贵”；此论九品得失之要也。李重又言“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详此，是汉末用兵久，人材自行伍杂进，莫能考察，故以中正乡论品之，使不得尽由军功；及其敝，则反以位定品，并门地子孙皆然，而素行无施，名实乱矣。然则之论又不如重之简而可考也。按操虽以百战篡汉，而能立正九品，清浊不杂，仕进老赖之，正始以后，胜流争出，标宇离俗，为国光华，后世固不及远矣。
宋书·列传
沈约言“自黄初至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所记藏、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庾蔚之、周野王、周王子、向琰、贺道养，虽未及古人，然立名当世固不得而略也。
时主苟不至如秦烧书杀士，则学以人兴，传之久近，自系其道之精粗，不以利禄盛衰也。
沈约恩幸序，称“魏立九品，盖论人材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鬭参差，用成等级。
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自刘毅、卫、李重论中正，至约尽之矣。此魏晋江左大事也。不然，则戴法兴徐爰、阮佃夫辈，皆士大夫之选，岂得尚为恩幸耶！
南齐书·列传
王僧虔诫子书，当时学玄者略可见，言“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至老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使手捉尾，自呼谈士。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耶”？袁令，谓粲也；谢中书，也；张吴兴，绪也：当时风流所宗也。“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谓执谈之本转相破解者也；自王弼、何晏、郭象所传，二百年间胜人名士所从出也。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当时贵之，预在此学者不为凡流，则是犹能以人守学也。后世以性命之学为至贵，而其人不足以守学，百余年间，视玄愈下矣。
王俭自负经术，其作相也，不能协辅时主，光弘道化，立规垂训，庶乎久成；区区炫耀耳目，以家为馆，孩抚后进，蹇肆成风，盖儒者之学坠于是矣。而史臣以为“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殆见其外耶？
张融自序，言“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此言诚太狂简，如融自不足深论，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尽人职，必以圣人为师，师圣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见己之所当得者。诗书虽不可复删，礼乐虽不可自制，至于随世见闻，因时述作，既不极乎义理之正，而祖其固陋，转相师习，枝缠叶绕，不能自脱者，锢人之材，窒人之德者也。
梁书二·列传
按史记“明山宾沈峻、严植之、贺为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廪，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又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受业于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主学”，“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皆受业于太学”；终梁武之世。
自周衰道丧，极于秦，至汉武始有博士弟子补官，汉明帝以人主自讲，其后太学为党锢之祸，然皆莫及梁武之盛。儒雅之行，文字之流，礼典之成书，盖千年所仅有，而后世无称者何也？
魏书·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