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二年，汴州军乱，董晋受命为汴州刺史宣武节度使。韩愈被董晋招为幕僚，任汴宋毫颍等州观察推官，从此走入仕途，参与政治活动。韩愈既是进士及第，以文章闻于世，又是现职官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登门求教者也随之而至，他的教育活动从此开始。首批成为“韩门弟子”的是李翱、张籍等人。《与冯宿论文书》曾提及此事。李翱回忆当年建立师生关系时说：“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讲文析道，为益之厚。”
贞元十五年，宣武军节度使董晋死，汴州军再乱，军司马被杀。韩愈转投徐州，为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接纳，被推荐为节度推官。韩愈能刚正直言，对时政累有献议。其年冬，受张建封委派，以徐州从事的身份，朝正于京师。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与韩愈知交较深，欲发动生徒请求朝廷委派韩愈为博士，适逢国子监发生其他大案，故未实现。
翌年回归徐州，因意见未为张建封所采纳，辞谢职务，西居洛阳。
贞元十七年至京师，等候调选，秋冬之间，被任为四门博士。身为学官，从学者渐多，侯喜等人成为弟子。第二年，继续任四门博士。
他爱护人才，积极向考官推荐优秀考生，曾写信给当年任副考官的祠部员外郎陆傪，推荐了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馀、李翊等1人，其中当年登科的有4人。他在知识界提倡师道，打破习俗偏见，带头收受弟子。他公开阐明自己的主张，写了《师说》篇，赠送给弟子李蟠，成为轰动一时的重要教育论着。韩愈受到青年景仰，门下弟子甚多。李肇《唐国史补》说：“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
《与卫中行书》。
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
贞元十九年，四门博士任满两年，迁监察御史。当时政治腐败的现实，引起他的注意和关心。超于法律的宫市，几乎无偿地掠夺人民劳动果实，其弊极深。
关中旱饥，灾情严重，虽有减免租税的命令，而官吏仍然不停征敛，使百姓家破人亡，四处流散。韩愈日行于长安衢路，就亲眼看到“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的惨状，激起了极大的同情。他身为监察御史，从维护唐王朝的长远利益出发，上疏建议废除宫市，继又上疏请宽傜役、免田租。因得罪权臣，不仅意见未被采纳，且被贬官为连州阳山令。
阳山在南岭山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韩愈到阳山，带来不少变化。有些青年慕名至阳山游学，“乘不测之舟，入无人之地，以相从问文章为事”，来向韩愈求教的，先后有区册、窦存亮、刘生等人。区册与韩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以后还追随韩愈到江陵直至长安。张籍《送区弘》诗云：“韩公国大贤，道德赫已闻。时出为阳山，尔区来趋奔。韩官迁椽曹，子随至荆门。韩入为博士，崎岖送归轮。”实叙其事。韩愈任阳山县令期间，注意保护人民利益，“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人民以这种特殊方式。来表示对这位父母官怀念的感情。
贞元二十一年，德宗病死，顺宗即位，依例实行大赦。韩愈获赦，离阳山至郴州等待命令。此时顺宗起用王叔文、王为核心的革新派，进行“永贞革新”。韩愈对参与革新的人有所评论，而对革新的主张则大致赞同。待命期间，韩愈积极思考社会的基本理论问题，整理了自己的思想，写成了《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
等五篇重要的学术思想论着，这是韩愈新儒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三阶段39-53岁，即从宪宗元和元年(86年)到元和十五《答窦秀才书》。
李翱《韩吏部行状》。
年，主要是作为学官和朝官，反对宦官干预政事，反对军阀进行封建割据，努力维护国家的统一。
韩愈《石鼓歌》词云：“忆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称元和。”元和元年六月，韩愈被召自江陵归，任权知国子博士，这是转回京师任职政治上多次起伏的开始。他不愿在京师受谤被排斥，自请以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以便照顾堂兄的遗属。从事其职3年，始改为真博士。韩愈把教育青年视为极有意义的事业，乐意加以接待和引导。
《旧唐书韩愈传》说：“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记述了他当时教育活动的情况。
以后几年，官职或升或降，相继迁调为都官员外郎、河南县令、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等。
元和四年，“为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判祠部，中官号功德使司京城观寺，尚书敛手失职，愈按《六典》，尽索以归，日与宦者为敌，怨言詈辞，狼籍公牒”坚决与宦官斗争，尽职履行国家的制度。
元和五年，“改河南县令，日以职分辨于留守及尹，故军士莫敢犯禁。”韩愈忠于职守，政纪严明，有犯必究，因此能维护社会秩序。
他在任河南县令期间，青年从其问学者不断，如杨之罘，自中山来，“馆置使读书”，还为他提供学习生活条件。杨之罘归家后，韩愈作诗招之，请其复来共学。
元和七年，由职方员外郎降职为国子博士。仕途的挫折，产生怀才不遇之感，为不平之鸣，因作《进学解》，以师生问答的形式，在自我解嘲之中，夸述自己的学业行事，批评当政者用人不公，没有因材洪兴祖：《韩子年谱》卷二。
李翱《韩公行状》。
《招杨之罘一首》，《韩昌黎集》卷五。
使用。这篇着作公开传播后，引起当政者的重视，成为改变任用的一个因素。
元和八年，改任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其任命书说：“太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斑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仍迁郎位，用示褒升。”对韩愈的学术修养和为人品德，都作了高度评价。
元和十一年，统治集团内部对淮西吴元济叛乱采用何种对策，意见不一。韩愈上《论淮西事宜状》，献议用兵淮西，指出最高统治者对形势缺乏认识，不能及时决断，如朝廷断然用兵，势必取得胜利。
韩愈的主张与裴度一致，这是他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实际体现。
元和十二年，新受命的宰相裴度，统兵讨伐割据淮西的吴元济，请以韩愈兼御史中丞、充彰义军行军司马。韩愈视此行是为唐王朝统一大业效力的关键时机，多所谋议。他先行出发，劝说汴军都统韩弘听命于朝廷，并献乘虚奔袭蔡州之策，为裴度所倚重。不久，淮西平定，因立功升迁为刑部侍郎，加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
元和十四年，迷信佛教的宪宗皇帝为了祈福，自凤翔迎佛骨至京师，贵族官僚市民受其影响，竞相仿效，奔走膜拜，煽起宗教狂热。韩愈站在扞卫儒道的立场，对此极为愤慨，坚决反对佛教的蔓延，上疏《论佛骨表》，极力谏阻，历举佛教祸国殃民、伤风败俗之罪，要求将佛骨投之水火。因言词尖锐，触犯皇帝，将欲处以死罪。后经大臣亲贵说情，降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忠心为唐王朝，却受到了重大的政治打击，在赴潮州途中，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抒发受冤屈的情怀。
《宪宗实录》，《韩子年谱》引。
韩愈任潮州刺史虽仅有数月，但却为地方做了些好事，在文教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是恢复州学，聘请赵德为学官，自捐俸禄作为州学经费，在促进潮州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上，起了号召和示范作用。
宪宗皇帝对韩愈有召还复用之意，为宰相皇甫鎛所阻，只移为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正月，韩愈至袁州赴任，考察到袁州境内有买卖男女为奴的陋俗，因下令，凡被卖为奴婢者，准许父母赎归。实行此项措施，对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袁州期间，登门求教者也不乏其人，黄颇就是新增加的“韩门弟子”。
第四阶段为54-57岁，即从穆宗长庆元年(81年)到长庆四年。主要的活动是整顿中央官学，继续为维护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效力。
穆宗皇帝即位后，即下令召韩愈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韩愈履行其职责，对国子监学官的任命，生徒的资格，监内的学风，都进行整顿，使国子监恢复生气，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学府，为唐王朝培养统治人才。但就任未久，即于秋七月调转为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镇州兵乱，朝廷出师不利，诏令兵部侍郎韩愈前往宣抚。韩愈受命即行，疾驱而入镇州，不畏兵刃相迎，不顾个人安危，慷慨陈词，责以大义，喻以祸福，折服乱兵首领王庭凑，使归顺中央。宋王令有《韩吏部》诗一首评其事。诗云：“宣尼夹谷叱强齐，吏部深州破贼围，始信真儒能见用，可为邦国大皇威”。肯定宣抚任务的完成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制度是有重要意义的。完成使命还朝，因功提升为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被调为京兆尹兼御吏大夫，负责京师民政，整顿社会秩序。他敢于执法，决不姑息，使六军将士皆不敢违犯。他们私下议论：“京兆尹就是那个主张要烧佛骨的人，怎可违忤。”在他管理下，盗贼停止活动，遇到旱灾，粮商也不敢抬高米价。京师地区的物价平稳，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不久又改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夏，因病告假休养于城南庄，与文学之士往来唱和，假满百日而自行罢官。当年冬病逝于长安靖安坊。朝廷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韩愈自青年至老年，数十年间论文诗赋甚多，他的着作由其女婿李汉收拾整理，“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着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又有《注论语》十卷传学者，《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书，不在集中。”后人又汇集其他遗文，编为外集，附于《昌黎先生集》之后，总称《韩昌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