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继承了韩愈卫道的思想，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立志行儒家仁义之道的君子。
他批评当时的教育说：“俗尚文学，为学者以抄集为科第之资，入仕者以容和为富贵之路，曷尝以仁义博施之为本乎？由于经旨弃而不求，圣人之心外而不讲，干辩者为良吏，适时者为通贤，仁义教育之风，于是乎扫地而尽矣。”
他认为作一个君子关键在于“从道”。他说：“君子从乎道也，而不从乎众也。”所谓“从乎道”，即是立志学道和行道。而他所说的“道”，即韩愈所卫之道。他说：“吾之道，学孔子者也。”“是古圣人所由之道”，并说：“苟仁且义，则吾之道何所屈焉？故君子非仁与义，则无所为也。”还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由此可见，李翱所谓的君子，即是对儒家宣扬的仁义道德，不仅要“学其言”，而且要“行其行”，不仅要“重其道”，而且要“循其礼”。说得通俗些，即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忠臣”和“顺民”。
他基于这样的教育目的，所以把儒家宣扬的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视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他主张“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乡党使之敬让，与之居则乐而有礼，与之守则人皆固其业。”这就是说，父慈子孝，乡党敬让，乐而有礼，安分守己这一套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是必须认真学习和身体力行的。他认为“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矣。”
就是说，六经的要旨是教人明人伦。因此，他十分重视《诗》、《书》、《易》、《春秋》等六经的学习。但有一点应指出，他主张学习内容不能局限于六经，更不能只专一经而不及其余。他说：“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也。”意思是，只有博览群书，广采众说，则在学术上才能获得更深的造诣。这一思想是很可贵的。
此外，他完全拥护韩愈“文以载道”的主张。他在《寄从第正辞书》中说：“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轲殁千余年矣，吾不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他断言文章不能视为一艺，而应该看做达到古人的“仁义之辞”，由读其词而得其心。他否定魏晋以来纯艺术的观点，但并不轻视文章的艺术性。他比他的老师韩愈更明确地提出了“文理义三者兼并”的理论。他说：“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他不仅强调文章的“义理”，而且注意到了“词工”，使内容通过更好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韩愈的“词与意迨”的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使文与道的关系更加明确了。这种理论不仅对当时的古文运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当时的教学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