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认为治理国家要有人才，而人才依靠教育培养。他对于培《原性》。
养统治人才，提出自己的主张，并结合当时的学校教育制度，采取一些措施。他的主张和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德礼而重学校
韩愈忠于中央君主集权统治，但他没有把武力专政作为维护统治的惟一手段，而是主张把教育作为首要的政治工具，认为教育比其他政治手段都更为重要。他继承儒家重视德治的思想，他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礼，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按照儒学的基本政治学说，统治阶级管理人民群众，德礼和刑罚两种手段都不可缺少。而从实际政治效果来看，先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意识，让君臣父子的名分观念、仁义道德思想支配人民的行动，人民对封建统治会更加顺从，因此要实行德治，应该先德礼而后刑法。既然强调了德礼，也就必然重视以学校教育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
(二)学校任务为训练官吏
学校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是国家用以宣扬封建道德和政治制度天然合理的中心，又是训练能从事德礼教化的封建官吏的机构。
国家“崇儒劝学”，已选定用儒家的政治路线来指导国家，就应当设置学校，选拔学生加以训练，使他们成为能推行儒家政治路线的官吏。特别是中央官学，是补充官员的重要来源，应该选拔最优异的人才来加以训练，所以“自非天姿茂异，旷日经久，以所进业发闻于乡闾，称道于朋友，荐于州府，而升之司业，则不得齿乎国学矣。”要从《潮州请置学校牒》。
《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全国各个地方选拔最优秀的青年，集中于国学，加以训练，使他们成为劳心的君子，“皆有以赞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也。”如果缺少这样一批人，封建国家的统治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是一种历史教训。所以要大力培养一定数量的官吏，使他们成为推行封建礼教的骨干力量。最标准的官吏，应该是“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这些是忠心为封建统治效劳的臣子，“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他们的职责是把封建君主的政令推行到农工商等民众之中去。
(三)整顿国学
唐代经安史之乱，学校教育设施，特别是中央的国子监受到严重的破坏，经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虽然也有人关心倡议恢复，推动朝廷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几十年间，只能勉强维持门面，实际难于全面恢复，不仅谈不上发展，而且积弊甚深，国子监不能发挥其培植人才以维护封地统治的职能。韩愈在唐穆宗即位后被任命为国子祭酒，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央教育机构首长的职责，要求对国子监实行整顿，以此作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整顿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
1·招生制度他调查了学生来源的情况之后，发现学生的出身成分变化很大，认为存在着弊端，需加改革。他说：“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竟，未复本源，致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今圣《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子产不毁乡校颂》。
《论今年权停选举状》。
《原道》。
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在社会经过动荡之后，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制定的教育制度逐渐松弛，社会风习、学习风气都变得更加重势利，而不重品学。贵族官僚子弟，养尊处优，凭藉家族权势，依靠门荫而当官，轻视学习。而工商子弟，则以钱财为贿赂手段，取得在学资格，以提高其社会地位，也打通了参政的道路。
学生成分的改变，影响了官僚地主对教育特权的占有，从长远来说，也将影响官僚队伍的结构以及贵族官僚享有的政治特权，事情关系不小。韩愈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建议对招生制度实行调整，稍微放宽入学的等级限制，而严格按新规定实行。如按《唐六典》原来的规定，太学须文武五品以上的子孙方可入学，现放宽入学的范围，八品官的子弟就可入学；四门学须文武七品以上之子，现也放宽入学范围，无资荫者，只要有才能艺业也可入学。按新的规定实行整顿，对入学资格认真审查，结果出现了“生徒官人以艺学浅深，为顾侍品，豪曹游益不留”。入学的等级限制虽然放宽，却排除了工商子弟入学，实际上仍然保护了官僚地主的教育特权。
·学官选任原来委派学官，“多循资叙，不考艺能”，是国子监积弊之一。因为只凭年资，不根据实际才能，所以有些不称职的人也就混在学官之中，无德无才，难于树立威望，不能以自身的榜样来激励学生。韩愈就任国子祭酒后，要求以实际才学为标准，按照严格的条件来选任学官，“非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不以比拟”。
韩愈曾亲自呈状，推荐校书郎张籍为国子博士，他列举张籍的条件是：“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沉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
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
《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
林。”韩愈任职期间，国子监新增属官，一概拔用儒生。凡符合学官条件的人，受任报到后，必须经过考试认为合格，才能被正式委派为学官。这就防止了皇亲贵戚把国了监作为领取干薪的衙门。
3·改变学风首先是建立比较正常的教学秩序，定时进行教学活动，使死水一潭的国子监富有生气。特别是新选任的学官，对教学有较高的积极性，在国子祭酒的鼓励下，日集讲说。经常性的会讲，吸引着学生。
他们奔走相告，竞来听讲。他们议论国子监出现的新气象：“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师生研讨学问，形成新的风气。韩愈还提倡尊重学官，他认为学官应以道德学问为条件，不以出身相貌为条件，反对以门第寒微相貌不扬为由而排斥有道德有学问的学官。当时的国子监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他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表示对学官的尊重，扭转了不良的风气。如“有直讲能说礼而陋于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
(四)恢复地方学校
要使礼教遍及乡里，仅依靠中央的官学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数量更多的地方学校。韩愈写《子产不毁乡校颂》，不仅是歌颂历史上郑国子产保存乡校，也是主张学习郑子产，吸取他提供的历史经验，“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其现实意义是要求重视地方学校的恢复。唐代在贞观、开元年代，地方学校有相当的发展，后来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地方学校转趋衰落。韩愈出任潮州刺史的时候，感到《举荐张籍状》。
李翱：《韩公行状》。
李翱：《韩公行状》。
远离中心地区的州学荒废日久，礼教未行，造成“闾里后生，无所从学”的局面，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扭转这种局面，凭藉州刺史的权力，下令恢复州学，首先要解决的是学官的人选，在当地寻访，请出进士赵德为州学领导，负责督导生徒。州学一时没有教学经费，他带头捐出自己的部分官俸充当经费，号召其他人也来资助。潮州州学在韩愈的重视和支持下复兴，在他奠定的基础上发展，从此相承不废。宋代苏轼说：“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这说明潮州州学的复兴，促进了该地区文化的发展。而推广礼教的结果，对维护封建秩序起了作用。
(五)在家庭教育中灌输“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统治人才，其道路是读书、科举、做官。
韩愈认为“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的荣耀，他在家庭中就教育儿子要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元和十年，韩愈获任知制诰要职的时候，写了《示儿》一诗，自己现身说法教育儿子，述说个人奋斗取得成就的经历：3年前一个穷书生，除了一束书之外，空无所有，经过不懈的努力奋斗，现在既有名也有位，居住是堂皇的府第，交往的是在朝的公卿大夫。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关键是个人要立志和勤学，“嗟我不修饰，事与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于朝儒。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其初。”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不立志和勤学，为自己创造前进的条件，就与庸人一样，哪能有今日的名位和财产、与公卿大夫的交游。他写诗劝告儿辈，从小就要立大志，要读书成名取高位。
韩愈在自己家庭中反复对儿子灌输“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元和十一年，他又写了《符读书城南》诗，用对比的手法，进行两种前途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韩文公庙碑》。
的教育，激励儿子将来不要做马前卒，而要做公与相，这首诗是他的家庭教育思想最集中的表露。诗中说：“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他承认儿童的学习能力，开始几乎是一样的，但后来由于有的有条件学习，有的没有条件学习，学习条件的差别，使他们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诗中又说：“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达去，不能顾赡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认为读书与不读书的人，差别越来越大，到了3岁发展的结果就非常悬殊。读书的人像龙一样出类拔萃，不读书的人像猪一样蠢笨无知；读书的人像超凡的神马，奔腾而去，不读书的人像爬行的蟾蜍，不值一顾；最终的结果是读书人能成为公侯将相，在深邃的府第中享受荣华富贵，不读书的人则成为马前走卒，让人鞭打驱使过着劳苦的生活。把天渊之别的两种发展前途，形象极为鲜明地摆在儿子面前，他的意图非常显然，就是借此激励儿子坚决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全诗贯串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学问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决定因素，“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有了学问，农夫也可能成为公卿，没有学问，王公子孙也会落为贫民。
因此要儿子珍惜光阴，勤读诗书，博通古今，以为求取名位之资。
韩愈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点，宋人评论不一。陆象山、陆唐老诸人认为是以富贵利达的思想引诱儿童，不可取。黄震则认为“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伪饰者。”反映实情，无可非议。以后，明蒋之翘则认为“此诗实可作村塾训言”。清人陈宏谋则将此诗列入《养正遗规》附诗之中。这表明，韩愈公然宣扬“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虽然受到某些理学家的批评，但他的教育思想确是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