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国史略》，丽末鲜初权近著，记载了檀君至高丽朝的历史，全书共六卷。权近，字可远，号阳村，谥号文忠，安东人，至正十二年生，洪武元年，年十七，中成均试，洪武二年中馆试，同年中礼部试第三，殿试丙科第二，历任春秋检阅、艺文修撰、修职郎、宣德郎、长兴库使、太常博士、进德博士、知制教、成均直讲、军簿正郎、春秋馆编修官、成均祭酒、典客令、右文馆直提学、成均馆大司成、进贤馆提学、密直受左代言等职。入李朝后，历任检校艺文春秋馆大学士、成均馆大司成、签书中枢院事、都评议司事等职，封花山君。洪武二十二年及入李朝后之洪武二十九年先后奉命入明朝贡。
卷之一记载“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包括四郡、二府、三韩历史）、“三国：新罗、高句丽、百济”历史。卷二“新罗纪”记载了统一新罗时期的历史。卷之三至卷之六为“高丽纪”。重要史事之后皆有“史臣曰”，阐述著者对该事的看法。
该书重视对外关系、大臣任命、孝义之事、制度沿革、内乱等关系国家兴衰的史事的记载。在史料来源上无特异之处，但权近作为精通本国历史的饱学之士，其对史料的取舍和对史事的评论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东史纲
《大东史纲》，朝鲜金洸编撰，编年体，共十二卷，记载檀君、箕子至朝鲜纯宗朝历史。
卷一记载檀君、箕子、马韩、高句丽、百济历史。卷二记载高句丽、新罗历史。卷三记载高句丽、渤海、新罗历史及高丽太祖朝前期历史。卷四至卷八记载高丽朝历史。卷九至卷十二记载朝鲜太祖至纯宗朝历史。
该书广泛参考了多种公私史籍，在体例上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以辨正邪、劝忠善为目的。篇首春庵序称金洸编撰该书时，“积以岁月，参考国史野乘”，“笔削润色者实多”、“上而为君，及下而为臣者皆得劝戒”。闵京镐序也说该书“上下四千载之治乱存亡，贤愚邪正，历历指陈，婉而直，微而显。文法则取司马氏之《史记》，规模则仿朱文公之《纲目》”。李明翔序也指出了该书有益于世教的特点。
历史辑略
《历史辑略》，一名《东史辑略》，朝鲜金泽荣撰，编年体。该书始以檀君，终于丽末，共记三千七百四十五年历史，总十一卷。
在书法上学习《春秋》，如檀君之事，渺远难知，句末皆以“云”字结之。在格式上，体现君臣尊卑，如马韩是箕子之统，故同时诸国皆降等以尊其统。撰者还指责《东国通鉴》将本无正统的三国时期未曾降服于人的驾洛国降等书之的做法。该书采用编年体体例，采用的纪年方法是以干支纪年，而其下注以中国年号。高丽朝皆注中原政权年号，如高丽仁宗二年（宋徽宗宣和六年），而不用当时高丽所用辽朝或金朝的年号。
该书参考和征引了中国正史二十一种，韩国史籍《三国遗事》、《东史古记》、《三国史》、《高丽史》、《东国通鉴》、《丽史提纲》、《东史纲目》、《疆域考》、《东史世家》、《四郡志》、《渤海考》、《舆地胜览》、《文献备考》、《燕岩集》、《中京志》，以及日本人所撰《国史略》等，被称为“集本邦众史之大成”。
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记载高丽朝历史。卷一至卷五记载了自檀君至统一新罗的历史，卷六记载高丽太祖至睿宗朝历史，卷七记载仁宗至康宗朝历史，卷八记载高宗和元宗朝历史，卷九记载忠烈王至忠惠王朝历史，卷十记载忠穆王至恭愍王朝历史，卷十一记载前废王禑、后废王昌及恭让王朝历史。
该书在所记史事后有撰者按语，或详述所论史事之沿革，或评论得失成败，或考订正误。高丽朝历史本据《丽史提纲》，又据《高丽史》和《东国通鉴》二书证之。该书本以简明为目的，但对田制、兵制等则广采三国史、中国史及高丽史籍，不嫌其繁，体现撰者对制度的重视。对韩国史籍记载较略的渤海国史事，也不论巨细，悉以采录。因而该书在史实和编撰方法、史学思想等方面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朝鲜历史
《朝鲜历史》，朝鲜赵汉喆撰，是朝鲜简明通史，以编年体记叙，共三卷。卷之一记载檀君、箕子至新罗的历史，包括三韩、高句丽和百济历史。卷之二为高丽一朝历史，记载高丽太祖建国到李朝革命的四百七十五年历史。卷之三为“本朝纪”，即记载李氏朝鲜的历史。因该书为朝鲜学部编辑作为简明教材之用，在史料上并无特别参考价值。
东鉴节要
《东鉴节要》，朝鲜李阳来撰，是编年体朝鲜简明通史，上自檀君，下至李朝英孝王，全书共七卷。该书参考《东国历史》、《丽史提纲》、《东国通鉴》、《丽史汇纂》、《丽史纂要》、《东史撮要》、《大东纪年》、《晦安集》、《宋子大全》、《东鉴纲目》、《韩国小史》等史籍，“刊罗枝叶，务立本领”，“其义谨严，其辞简要”。
卷首有崔永祚序，叙说该书编写过程，称该书是撰者在其师渊斋宋文忠公所撰《东鉴纲目》的基础上，博考诸家史籍，摘其要义，编成此篇，以为童蒙讲习之书。卷之一至卷之三记载檀君至统一新罗时期的历史。卷之四及卷之五记载高丽时期历史。卷之六及卷之七记载李氏朝鲜的历史。书后有朴海昌识，也叙述的该书的编纂过程。因该书主要为童蒙学习韩国历史之用，史料上并无特别之参考价值。
宋史
《宋史》，一名《宋史详节》，该书有三卷本和十卷本两种，编年体，起于宋朝建立，止于明朝代元，叙述了宋、辽、金、元、明数朝兴衰更替的前后四百年历史，也记载了高丽与宋朝的重要交往史事。据朝鲜车轼跋文中称，该书“不知出于何氏之手”，经“张盱江之订定，刘京兆之编辑”。
三卷本现存为明朝嘉靖刊本。卷一记载宋太祖至宋神宗朝史事，卷二记载宋哲宗至宋孝宗朝史事，卷三记载宋光宗至明太祖史事。
如车轼所言，该书宗旨是学习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朱熹《通鉴纲目》，重笔削，重资治，使数百年治乱事迹可以遍览于数日。因而该书在编撰上强调华夷正闰观念。在宋朝存续期间，皆用宋朝年号。辽、金、元的史事皆随年纪事，系于宋朝年号之下，如在开禧二年系事下，记载了蒙古铁木真建国及铁木真事迹。凡辽、金、元皇位交替及重大政事一般都随年叙述，对事关王朝兴衰的国家间关系事务着墨尤多，如宋、金联合灭辽，宋元联合灭金的过程记载尤多。直至元至元十二年，才开始以元朝年号系年。在宋朝存续期间，辽、金、元的国君皆称“国主”，而不称皇帝。如称辽穆宗为“辽主”，金章宗为“金主”，成吉思汗为“元主”（该书将蒙古帝国时期与忽必烈建国号以后通称为“元”）等。
该书尤其重视对历史上治乱得失的记载，以达到取鉴资政的目的。如撰者多次叙述宋太祖削夺武将和藩镇权力，以及驾驭臣下的史事，用吕中的评论说明“天下无难事亦无易事，权柄下移则难于登天，威令既尽则易如反掌”的道理。宋神宗朝则以王安石变乱法度、误国害君为鉴，并引胡安国语称“使天不生安石于其间，而上诸君子以斯道相天子，以成就其大有为之志”。对成吉思汗则一一记载其灭国战功，与全书寥寥三卷的篇幅，显得着墨尤多。对历代衰亡之际的史事也记载较详，如北宋之灭亡，元朝之离乱等。对帝王警示或自警之言也加以记载，如杜太后训诫宋太祖所以得天下之语，元英宗对宰相拜住所言祖宗创业艰难守业不易之语等。
正因该书宗旨在于取鉴资政，故而在“论”上不惜笔墨，广引李焘、吕中、朱熹、胡安国、胡一桂等人的评论，撰者亦对重要史事人物多有议论。如撰者批评金章宗不继金世宗之治，所用非人，疏忌宗室，使金朝由此转衰。对金朝和元朝灭亡，撰者亦总结了其治乱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