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5月26日，维克多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他的房子——街垒广场4号将成为逃亡的公社社员的避难所。老诗人在信中写道：我没有和他们站在一起，但我可以接受公社的原则，尽管我不赞同公社领袖的做法。
我向失败者们提供避难的处所，因为比利时政府拒绝收留他们。
如果有人到我家逮捕逃亡的公社社员，那就让他们逮捕我；如果把他送交法国当局，那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将和他一起坐在被告席上，让人们看到：在这些为捍卫权利而斗争的人士中间，和被凡尔赛国民议会战胜的公社社员坐在一起的是一个曾被波拿巴放逐的共和主义者。
政府将反对我，但比利时人民会站在我一边。
公开信发表后的当天晚上，已经上床入睡的雨果，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诗人以为是某位逃亡者读了今天早晨的那封公开信，前来寻求避难。他刚要出去开门，却听到门外有人在喊：“打死维克多·雨果！绞死强盗！把雨果吊到路灯杆上去！”接着，一块大石头飞了进来，刚好打到他头顶上方的墙上。攻击开始了，一些大石头砸烂了窗玻璃、镜子和吊灯。小让娜正在患病，吓得哭个不停，爷爷将她抱了起来。小乔治还依稀记得巴黎被困的情景，他惊恐不安地说：“普鲁士人来了！”这群人进行了三次攻击，想要闯进屋子，但始终未能得逞。围攻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天快亮时，这伙暴徒才离去。
比利时当局不肯对此事进行任何调查，却做出一个将雨果驱逐出境的决定：维克多·雨果先生，69岁，法国文人，须立刻离开比利时王国，并不得再次返回。
此命令发出后，在比利时各地、甚至在比利时众议院的几位代表中间，引起强烈的抗议，他们坚决反对这次驱逐事件。为此雨果给比利时人民写了一封格调崇高的公开信，对他们表示感谢：对任何遭到失败的事业都应该分析研究，我觉得应当这样。让我们先调查，后审判，特别是后定罪、处决吧！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然而事实证明，到哪儿都好把人一下子就整死……也许，在我的一生中不得不经受流亡的考验是一件好事。不过，我仍然不愿把比利时人民和比利时政府混为一谈。同时我又把比利时政府给我的长期优待当作是自己的荣幸，所以我将原谅政府，感谢人民。
雨果决定去卢森堡。在以往的夏季旅行中，他和朱丽叶曾先后四次在卢森堡的小城维尔顿逗留，他喜欢这个风景如画的小城。卢森堡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车站月台上，人们经过他的身边时高呼：“共和国万岁！”
在美丽的维尔顿，雨果租下了两处房子：一处给自己，另一处则给家人。等一切安顿下来后，诗人又拿起笔开始了他的写作。他为能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和诗歌而庆幸；但从巴黎传来的一些消息也使他感到不安：麦利斯的被捕和瓦凯利的忧虑惶恐；“赤色姑娘”路易丝·米歇尔在军事法庭上大声喊道：“假如你们不是胆小鬼，就杀死我吧！”其英雄气概令雨果感动又钦佩，为此他还特意写了一首诗《比男子更英勇》来纪念这位公社女英雄；8月20日，雨果获悉，他的好朋友——80岁的埃米尔·台尚因病与世长辞。
在维尔顿居住期间，雨果结识了一位名叫玛丽·梅西埃的姑娘。她是公社社员莫里斯·加罗的战友兼情人。加罗被处死后，勇敢的玛丽踏着血迹，就像当年勇敢的索菲一样，跟随着灵车一直把情人送到贝西墓地。之后，她便给雨果写了一封信，要求庇护。雨果在征得儿媳阿丽丝的同意后，邀请玛丽来做阿丽丝的贴身侍女。不久，雨果便使这位漂亮的姑娘成了自己的情人。每天，他都带着这位新情人作长时间的散步，跟她谈上帝、永生、鲜花和爱情；诗人以旺盛的精力带玛丽到维尔顿城附近游山玩水。年轻姑娘的爱情使诗人精神振奋，而玛丽·梅西埃饱含血泪的回忆则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登山归来后，雨果便独自一人关在屋里，站在桌子旁写作。两个月中，他写出了《凶年集》（1872年出版）的诗稿、《九三年》的部分章节以及为《历代传说》第二集而作的诗，真可谓硕果累累。
后来，雨果安排玛丽·梅西埃去了阿尔特维，成为一名制帽女工。
暮年之恋
1871年10月1日，维克多·雨果携家人回到巴黎。保尔·麦利斯为他们租下了拉罗什福科尔街66号的一套房子。
仅仅一年间，发生了多么大地变化啊！一年前，结束流亡的雨果凯旋而归，受到空前热烈地欢迎；一年后的今天，巴黎的气氛全变了，不但听不到热烈的欢呼，而且监狱里人满为患。巴黎沉默了！
雨果和朱丽叶一起乘马车绕着巴黎城兜了一圈。看到杜伊勒利宫和市政厅已在战火中被毁，变成了一片废墟；自己从前住过的房屋也几乎都被毁坏了。老诗人心情沉重。在获准复刊的《召唤报》第一期上，雨果发表了《致编辑们的信》：在我们正经历着的这一严重关头，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必须去做。什么事呢？振兴法兰西。为什么要振兴法兰西呢？为了法兰西吗？不，为了全人类。人们绝不是为了火把自身而去重新点燃火把，……是为了那些把它扑灭的人，也是为了照亮点火把的人。法兰西需要振兴，这也是为了德意志。是的，为了德意志。因为德意志是奴隶，只有从法兰西才能获得自由。
报纸的影响力很大，读者们依然保持着对雨果的忠诚，喜欢读他的文章；但达官贵人们却恨他，因为他们不喜欢他的政治观点。
1872年是雨果生活中最阴暗的一年。
在这一年元月的议会选举中，雨果惨遭失败。他对巴黎公社社员的同情和宽容吓坏了所有的人。在保王党人和波拿巴主义者的沙龙里，人们正在诋毁他的天才。有位名叫格扎维埃·德蒙戴本的报刊连载小说家兼剧作家，竟要求剧作家协会把雨果作为杀人集团的支持者开除出会；波拿巴主义者则扬言，如果他们重新掌权，第一批马上要处死的人中就有雨果。只有蒂奥菲尔·戈蒂埃孤身一人在为雨果辩护：“无论你们怎么说，雨果仍然是伟大的雨果，是蒸气里的、云雾中的、海水里的诗人——是才思敏捷的诗人！”
1872年2月，诗人不幸的女儿阿黛儿被人护送回到了巴黎。一段时间里，家里人根本不知道阿黛儿的行踪。原来，由于本松调防，她追随他去了巴尔巴特岛，却没有把地址告诉任何人。她身无分文，精神失常，被人们送进医院关了起来。后来，在她的身份被确认后，一位名叫赛丽娜·阿尔瓦莱·比阿的黑人妇女将她送回了法国。雨果十分感谢比阿夫人对女儿的帮助，送给她1500法郎，表示谢意，另外又送她一套质地很好的衣服和几件金首饰，作为她对阿黛儿关照的回报。
不幸的阿黛儿从此被安置在圣蒙代的一家精神病院，直到维克多·雨果去世后才离开那里，转到苏雷斯纳城堡——一家豪华的私人疗养院。阿黛儿独住一座小楼，直到1915年去世，终年85岁。她外表温和，始终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钢琴手，但常常胡言乱语。
如同以前二哥欧仁患病时一样，女儿的发疯，使雨果终生都带着这种隐痛：“我可怜的女儿阿黛儿，她生不如死……我压抑着激动的情绪，不让它流露。昨天，我去看望可怜的女儿，啊！多么难受……”
1872年冬，奥代翁剧院决定重演《吕意·布拉斯》。年已古稀的剧作家雨果再次有机会和女演员接近，雨果夫人曾暗中强行取消的朱丽叶小姐扮演的那个皇后角色，现由巴黎剧坛的明星莎拉·伯尔纳扮演。莎拉是个年轻美丽的姑娘，一双大眼睛柔媚而又讨人喜爱，还有一副金嗓子。起初她对雨果有成见，轻蔑地称他为“被赦的公社社员”、令人讨厌的“魔鬼”，不愿意到雨果家参加为即将在剧中扮演角色的演员举行的剧本朗读会。雨果说服了别的女演员前来参加，莎拉也只好跟来了。一旦同诗人相识之后，莎拉立刻被“魔鬼”迷住了。她说：“这魔鬼真有魅力，那么机敏、那么典雅、那么有才华，而且他那多情的殷勤像是对人的尊敬，很容易被人接受。他对普通人是那样和蔼可亲，而且总是那么愉快。当然，他并非优雅的典型，可是他举止有度，谈话温和，使人感受到法兰西旧贵族议院议员的气派。”
诗人热心地到剧院观看彩排，高兴地呼吸着久已淡忘了的剧院气息，年轻的“皇后”也使他精神愉悦，他已爱上了她。
首场演出那天，剧作家和女演员之间已经情意绵绵。在为欢庆第一百场演出而举行的晚宴上，雨果的身边美女如云，莎拉对他说：“吻我们这些女人吧！从我开始。”当雨果吻了在场的所有美人后，漂亮的莎拉又说：“在我这里结束。”
《吕意·布拉斯》重演的成功，使各剧院的经理产生了同一个愿望：重新上演雨果的其它剧本。但雨果考虑到自己的精力和创作，没有同意。他决定离开巴黎：“一个剧的排练，将妨碍我构思新的作品，况且我只有四五年时间可以出东西了。我想还是先把我头脑里已酝酿好的最后几个计划完成为好。……归根到底，我必须走开。”
再者，促使雨果离开巴黎，还有一层原因。雨果虽然年已古稀，但他身体健康、思维活跃，依然很有诱惑力，因而他的身边总是美女如云，像女演员、女作家、沙龙女主人等，她们的照片贴满了雨果的私人记事本。令诗人自豪的是，他还成功地征服了当时的花王于迪德·戈蒂埃——蒂奥菲尔·戈蒂埃之女。她生得花容月貌，魅力无穷。早在布鲁塞尔时，雨果就向她献过殷勤；在巴黎被围困的那段艰苦日子里，雨果还因拿不出食物邀请美人吃饭而愧疚，特为她献诗一首：如果那时你能来，我钦佩的美姑娘！
我也许为你做顿美餐，异乎寻常，
我也许宰了天马烹煮，
请你尝尝飞马的翅膀。
从1872年起，俩人经常见面。雨果常和她一起谈论她的父亲——当时蒂奥菲尔已患严重的心脏病，雨果千方百计地为老朋友争取到一笔养老金。于迪德虽然才只有22岁，同诗人年龄相差悬殊，可她聪明地用《吕意·布拉斯》中的台词来表示她同意以身相许：“我的主人，在你足边，黑暗里有一个人，在等待……”我经过思考，作出了决定。谢谢。
于迪德·孟
征服者的胜利使诗人沉醉，但也使他烦恼，因为他想写而没有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此，他非常渴望能独自安静地写作、读书。他越来越思念盖纳西岛，思念他的“望台”。嫉妒而又无奈的朱丽叶趁机向诗人进言：“盖纳西，在那里多么自在！有大海、海鸥，上城别墅——多好的一幢房子，每个角落都贯注着主人的心灵。那里多安静，没有这些女演员来打扰诗人。”
1872年8月7日，诗人兴致勃勃地带领朱丽叶、阿丽丝、弗朗索瓦·维克多及乔治和小让娜，动身前往盖纳西岛。
回到“上城别墅”的“望台”，雨果心情特别舒畅，立即进入创作状态。朱丽叶更心花怒放，怡然自得。她终于又和雨果单独在一起了。每天早晨，她又可以静静地观察雨果的动静，凝视他的手语，欣赏情人可爱的身躯；又可以看到她的“亲爱的”每天在勤奋地写作，然后由她将这些书稿一页一页地誊抄。在写给雨果的便函中，朱丽叶再次表达了她心中的爱：“这里有一切：火光和烈焰，太阳和爱情——人间的和天上的，我心中和灵魂里的；我爱你！”
然而，阿丽丝在这里却并不感到快乐，寂寞而又单调的生活很快使她厌烦。一个月后她便带着乔治和让娜启程回国，同行的还有弗朗索瓦·维克多。亲人的离去，使得雨果很痛苦。他非常非常地爱他的乔治和让娜，下面是他的两则日记，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
“10月1日：他们乘车走了！……我拥抱着让娜，她很惊奇，对我说：‘爸爸爸上来呀！’我关上车门。车子走了。我伴着他们走到街角。他们都走了。真叫人肝肠寸断。”
“10月15日：我没有得到孩子们的讯息。看不到他们，真要短寿。没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了。”
这一年的11月21日，维克多·雨果又开始动笔写他优秀的长篇小说《九三年》。年已70岁的雨果依然精力充沛，继续保持着他创作的习惯——站在高脚书桌前写作，他说：“我将一直站着，整天不休息。只要上帝允许。”
雨果所写的《九三年》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793年，这是一个充满了暴风骤雨的年代，反映了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亦即蓝军与白军之间的生死较量。雨果自豪地说：“我有权写这场战争，因为我父亲是这场战争的参加者。”
逃亡贵族朗德纳克侯爵潜回旺岱地区发动保王党人进行叛乱。此人极为凶残，统帅叛军杀死了大部分志愿兵和伤兵俘虏，并杀害妇女，还劫走了3个孩子作为人质。
年轻的指挥官郭文被共和国派至旺岱镇压叛乱。郭文出身贵族，朗德纳克侯爵是他的叔祖父。但郭文忠于共和理想，背叛了他的家族。为了监视郭文，上级又派西穆尔登为驻郭文司令部的全权代表。西穆尔登过去是个教士，曾是郭文的家庭教师，两人有着父子般的情谊。
郭文指挥作战机智勇敢，一举击溃叛军，取得了胜利。最后他率部队将侯爵困于他世袭的城堡中，3个孩子也关在里面。城堡里有一条暗道，在共和军士兵冲进古城堡时，朗德纳克侯爵进入地道准备逃走。这时，孩子的母亲发现了陷入火海中的3个孩子，发出了撕人心肺的哀号。在这生死关头，侯爵天良发现，放弃了逃走的机会，从大火中救出了3个孩子。他自己也因此被共和军抓获，判处死刑，将于次日清晨执行。然而这并不是这部小说的结局，小说的情节在这里达到了高潮。郭文的内心世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他看来，朗德纳克由于救出3个孩子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共和国不应判处他死刑；而放侯爵生还，则意味着背弃了自己的职责和誓言。经过一番激烈的思考，最后，郭文放走了朗德纳克，而把自己关进了囚牢里。第二天，郭文当众宣布了对自己的判决，含笑离开了人世。小说中的主人公至死都保持着高尚的情操，他承认现实是正确的，却又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
从郭文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的影子，他终生都在和自己进行痛苦而又矛盾的争论。
在“上城仙境”，满怀着热情的朱丽叶一如既往地誊抄手稿，对所爱之人的才华惊叹不已。1873年元旦，痴情的朱丽叶又一次重复她过去的祷词：
“上帝啊！让我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让他中我意，使我如他愿。我生前，叫他一天也不离开我；死后，让他时刻伴着我。让我今生再世有用和被爱。对我敬爱的人有用，被我敬爱的人钟爱。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的现状，让我们结合吧！”
朱丽叶在1872年3月雇了个洗衣服的女仆，名叫勃朗歇，是她的忠实朋友朗万夫妇的养女。勃朗歇生于1849年11月4日，生父母身世不详，从小由朗万夫妇抚养长大，受过很好的教育，能背诵许多诗，特别是雨果的诗。离家时，朗万夫妇叮嘱养女，行为举止要有理智。
这两年朱丽叶感到自己年岁渐大，体力不支，便有意将勃朗歇培养成雨果作品的誊写员。但她却未曾料到这个姑娘竟会危及自己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