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阵沉寂，打破沉寂的仍是那国民公会代表。他把身子倚在一只肘上，用他的拇指和曲着的食指捏着一点腮，正如我们在盘问和审讯时无意中作出的那种样子，他向主教提出质问，目光中积聚了临终时的全部气力。那几乎是一阵爆炸。
“是呀，先生，平民受苦的日子够长了。不但如此，您走来找我，问这问那，和我谈到路易十七，目的何在？我并不认识您呀。自从我住在这地方，我就孤零零地在这围墙里生活，两只脚从不出门，除了那个帮我的小厮以外谁也看不见。的确，我的耳朵也偶尔听到过您的名字，我还应当说，您的名气并不太坏，可是那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聪明人自有层出不穷的办法来欺哄一个忠厚老实的平民。说也奇怪，我刚才没有听到您车子的声音，或许您把它留在岔路口那面的树丛后面了吧。我并不认识您，您听见了吧。您刚才说您是主教，主教的称号并不能说明您的人格究竟怎样。我只得这样想。您是谁？您是一个主教，那就是说一个教门里的王爷，那些装了金，穿着铠甲，吃利息，坐享大宗教款的人中的一个——迪涅的主教，有一万五千法郎的正式年俸，一万法郎的特别费，合计二万五千法郎——，有厨子，有随从，有佳肴美酒，星期五吃火鸡，仆役在前，仆役在后，昂首阔步，坐着华贵的轿式马车，住的是高楼大厦，拿为穷苦人的耶稣基督做幌子，招摇过市，主教便是这一类人中的一个。您是一位高级教主，年俸、宫室、骏马、侍从、筵席、人生的享乐，应有尽有。您和那些人一样，也有这些东西，您也和他们一样，享乐而舒适，很好，不过事情已够明显了，但也可能还不够明显，您来到此地，或许是因为发了宏愿，想用圣教来开导我，可是您并没有让我认清您自身的真正品质。我究竟是在和什么人谈话？您是谁？”
主教低下头，回答：“我是一条蛆。”
“好一条坐轿车的蛆！”国民公会代表咬着牙说。
这一下，轮到主教低声下气了。
主教和颜悦色地说：
“先生，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请您替我解释解释：我那辆停在树丛后面不远的轿车，我的筵席和我在星期五吃的火鸡，我的二万五千法郎的年俸，我的宫室和我的侍从，那些东西究竟怎样才能证明慈悲不是种美德，宽厚不是一种为人应尽之道，九三年发生的事不是伤天害理的呢？”
国民公会代表把一只手举上额头，似乎要拨开一阵云雾。
“在回答您的话以前。”他说，“我要请您原谅我刚才的失礼，先生。在我家里，您是我的客人，我应当以礼相待。您讨论到我的思想，我只应当反驳您的论点就可以了。我固然可以用您的富贵和您的享乐在辩论当中反击您，但究竟太尖刻了些，不如不用。我一定不再提那些事了。”
“我十分感谢。”主教说。
Ｇ．接着说：
“让我们回到您刚才让我解释的方面去吧。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地方了？您刚才说的是……您说九三年的事伤天害理吗？”
“伤天害理，是的。”主教说，“您对马拉朝着断头台鼓掌有怎样一种看法？”
“那么，您对博须埃在残害新教徒时高唱圣诗，又是怎样想的呢？”国民公会代表反问道。
那种回答是有力的，尖锐的，一语中的。主教为之一惊，但他绝想不出一句回驳的话，可是那样提到博须埃，使他感到很不痛快。无论多高明的人也有他们的偶像，有时还会由于别人的不尊重而心里不舒服。
国民公会代表开始喘气了，他本来已经没什么气力了，加以临终时呼吸阻塞，说话的声音若断若续，但是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的神志还是完全清醒的。
他继续说：
“我很乐意再胡乱说几句。那次的革命，总的说来，是获得了人类的广泛赞扬的，只可惜九三年成了一种人们诋毁它的借口。您认为那是伤天害理的一年，但整个专制政体是不是伤天害理呢？先生？卡里埃是个匪徒，可是您又怎样称呼蒙特维尔呢？您可以说富基挨·泰维尔是个无赖，可是您对拉莫瓦尼翁·巴维尔有什么见解呢？马亚尔罪大恶极，但请问索尔·达瓦纳呢，杜善伯伯横蛮凶狠，但对勒泰利埃神甫，您又加上怎样的评语呢？茹尔丹屠夫是个魔怪，可是还比不上卢夫瓦侯爷凶残。先生呀，先生，我为大公主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叫屈，可是我也为那个信仰新教的穷妇人鸣不平，那穷妇人在一六八五年大路易当国王的时候，先生呀，她正在给孩子喂奶，却被捆在一个木桩上，上身一丝不挂，孩子被放在一旁，她胸中充满乳汁，心中却充满怆痛，那孩子，饥饿不堪，脸色惨白，瞧着母亲的乳房，有气无力地哭个不停，刽子手却对那做母亲和乳娘的妇人说：‘改邪归正！’要她在她孩子和她信仰中任择一种。让一个做母亲的人受那种眼睁睁的生离死别的苦痛，您觉得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先生，请记住这一点，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由。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产生出一个改进了的世界。从它的极猛烈的鞭挞中产生出一种对人类的爱抚。我得少说话，我不再开口了，我的理由太充足。况且我快断气了。”
随后这位国民公会代表的眼睛不再望着主教，他用这样的几句话来结束他的思想：
“是呀，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点：人类尽管受到了遣责，可是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也知道他刚才已把主教心中的壁垒接二连三地夺过来了，但是还有一处，那是卞福汝主教防卫力量的最后源泉，卞福汝主教说了这样一句话，几乎把舌战开始时的激烈态度又全流露出来了：
“进步应当信仰上帝。善不能由不信宗教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是人类的恶劣的带路人。”
那个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回答。他望着天，轻轻地发抖，眼睛里漫出满眼的泪水，眼泪沿着他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低微地对自己说。几乎语不成声，目光迷失在苍茫的天空之中：
“呵你！呵理想的境界！惟有你是存在的！”
主教受到一种无可法喻的感动。
一阵沉寂过后，那老人翘起一个指头，指着天说：
“无极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无极中的这个我，便是上帝。”
那垂死的人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声音爽朗，还带着灵魂离开肉体时那种快乐的颤动，似乎他望见了一个什么人似的。语气停歇之后，他的眼睛也合上了。一时的兴奋已使他精力枯竭。他剩下的几个钟头，显然已在顷刻之中耗尽了。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已使他接近了那位主宰生死的上帝。最紧要的时刻到了。
主教懂得，时间紧迫，他原是以神甫身份来到此地的，他从极端的冷淡一步步地进入了极端的冲动，他望着那双闭了的眼睛，他抓住那只枯皱冰冷的手。弯下腰去向那临终的人说：
“这个时刻是上帝的时刻了。假如我们只这样白白地聚首一场，您不觉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代表重又张开眼睛。眉宇间呈现出一种严肃而阴郁的神情。
“主教先生。”他说，说得很慢，那不单是由于气力不济，还多半由于他心灵的高傲，“我在沉思和观察当中度过了这一生。我六十岁的时候服从祖国号召，我去管理国家事务。当时社会有许多弊病，我进行了斗争，有暴政，我消除了暴政，我公布和宣传了人权和法则。当国土被侵犯时，我保卫了国土，我为法兰西献出我的热血，我从前并不阔气，现在也没有钱。我曾是政府领导人之一，当时在国库的地窖里堆满了现金，石墙也受不住金银的压力，随时可以倒塌，以致非用柱子撑住不可，我却在枯树街吃二十二个苏一顿的饭。我帮助了受压迫的人，医治了人们的痛苦。我是撕毁了祭坛上的布毯，不过那是为了裹祖国的创伤。我始终维护人类走向光明的步伐，有时也反抗过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我自己的对手，也就是你们这些人。在佛兰德的比特罕的墨洛温王朝夏宫的旧址上，有一座乌尔班派的寺院，波里尔的圣克雷修道院，那是我在一七九三年救出来的。我力所能及地尽我的职责行善事。此后我却被人驱逐，搜捕，通缉，迫害，诬蔑，饥诮，侮辱，诅骂，被剥夺了公民权。多年以来，我白发苍苍，只觉得有许多人自以为有权轻视我，那些愚昧可怜的群众认为我面目可憎。我并不恨别人，却乐于避开别人的恨。现在，我八十六岁了，快死了。您还来问我什么呢？”
“我来为您祝福。”主教说。
他跪了下来。
等到主教抬起头来，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已经神色森严，气绝身亡了。
主教回到家中，深深沉浸在一种无可言喻的思绪里。他整整祈祷了一夜。第二天，有几个胆大好奇的人，想方设法要引他谈论那个Ｇ．代表，他却只指指天。从此，他对小孩和有痛苦的人倍加仁慈亲切。
任何言词，只要影射到“Ｇ．老贼”，他就必然会陷入一种异样不安的状态中。谁也不能否认那个老人对主教的精神产生了影响。
那次的“乡村访问”当然要替本地的那些小集团提供饶舌的机会：
“那种人的病榻前也能成为主教去的地方吗？那种人是不指望被感化的。那些革命党人全是叛教的。又何必到那里去呢？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呢？真是好奇，属于魔鬼接收的灵魂，他也要去看看。”
一天，有个自作聪明的有钱的寡妇，问了他这样一句俏皮话：“我的主教，有人要打听，大人您在什么时候能得到一顶红帽子。”
“呵！呵！多么高贵的颜色。”主教回答，“幸而鄙视红帽子的人也还崇拜红法冠呢。”
——节选自第一部《芳汀》
……
我们还有必要再来谈谈那不幸的战场。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正是月圆之夜。月色给布吕歇尔的猛烈追击带来许多方便，替他指出逃兵的动向。给那次屠杀创造了条件，夜色有时也会助人杀兴的。
在放过那最后一炮后，圣约翰山的原野上剩下的只是一片凄凉景象。
英军占了法军的营幕，在失败者的榻上高枕而卧，那是证明胜利的一贯做法。他们越过罗松，安营露宿。普鲁士军奋力穷追，向前推进。威灵顿回到滑铁卢村里写军书，向高贵的巴塞司特报捷。
战役冠以“滑铁卢”的名义是有名无实的，滑铁卢离开作战地点有半法里远。圣约翰山被炮轰击过，乌古蒙烧了，帕佩洛特烧了，普朗尚努瓦烧了，圣拉埃受过攻打，佳盟见过两个胜利者的拥抱，那些地方几乎无人知晓，而滑铁卢在这次战争中毫不出力，却享尽了荣誉。
战争有它那惊人的美。我们一点也不隐讳，但也应当承认，它有它的丑，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一种，便是在胜利过后立即搜刮死人的财物。战争的第二天，晨光往往照着一些赤身露体的尸首。
是谁干那种污辱胜利的事？偷偷伸在胜利的衣袋里的那只手是谁的？隐在光荣后面实行罪恶勾当的那些无赖是些什么人？有人说，抢人的恰是胜利者，况且人都杀了，拿点东西好像算不了什么，可是，这绝不是真正的胜利者的作为。
有一点却是确实的，就是常有小偷跟在胜利者后面。可是我们应当撇开士兵不谈，尤其是现代的士兵。
每个军队都有个尾巴，那才是该控诉的地主。他们一半是仆役，一半是土匪，混在军队中却从不上阵打仗，他们是那些卖出而又随手偷进的火头兵，向军官们请求作向导的乞丐、勤务兵、扒手之类，从前军队出发每每拖着那样一批家伙，因而专业用语里称之谓“押队”。任何军队或任何国家都不管那些人。他们说意大利语却跟着德国人，说法语却跟着英国人。这种人只有严明的军纪才能控制，但是有些将军正是因为对士兵的纵容才有那么大的名声。军队后面窃贼的多少，全以将领的严格与否为准则。奥什和马尔索的军队里绝对没有押队，公道地说威灵顿的队伍里也不多。
但是六月十八到十九的那天晚上有人盗尸。威灵顿军纪严明，对盗贼当场拿获格杀勿论，可是盗犯依旧猖獗如故。正当战场这边枪决盗犯时，战场那边却照样进行盗窃。
惨淡的月光照着那片原野。
夜半前后，有个人在奥安凹路一带徘徊，更确切地说，在那一带弯身行进，从他的外貌看去，他正是我们刚才描写过的那种人，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英国人，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士兵，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闻到尸味就垂涎，以偷盗为乐，现在前来搜刮滑铁卢了。他穿一件蒙头斗篷式布衫，鬼鬼祟祟，却一身都是胆，他往前走，又向后看。关于那是个什么人？黑夜或许要比白昼知道得更清楚些。他没有提囊，但在布衫下面显然有些大口袋。他不时停下来，四面张望，怕有人注意他。他突然弯下腰，翻动地上一些不出声气，动也不动的东西，随即又站起来，偷偷地走了。他那种游动，那种神气，那种敏捷而神秘的动作，就像黄昏时在荒坟间出没的野鬼，也就是诺曼底古代传奇中所说的那种赶路鬼。
假使有人留意，穿过那片迷雾，便会看到在他眼前不远，在路旁的一栋破屋后面，正停着，可以说正躲着一辆小杂货车，车篷是柳条编的，涂了柏油，驾着一匹驽马，车子里有个女人坐在一些箱匣包袱上面。或许那辆车和那忽来忽往的人有些关系。
夜色明静。天空没有一片云。血染沙场并不影响月色的皎洁，有些树枝已被炮弹折断，却不曾落地，仍旧连皮挂在树上，在晚风中微微摇荡。一阵微风拂着野草。野草瑟瑟，犹如灵魂归去。
英军营幕前，夜巡军士来往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隐约可辨。
乌古蒙和圣拉埃，都还在燃烧，在那两蓬烈火之间，远处的高坡上，英军营帐中的灯火连成一个大半圆形，似乎一串解下了的红宝石项圈，两端各缀一块彩色水晶。
我们已经谈过奥安凹路的惨祸。那么多忠勇的人竟会死得那么惨，想来真令人心惊。
在那场灾难爆发的地方，现在连一点声息也没有了。那条凹路的两壁间已填满了马和骑士，层层叠叠，横七竖八，让人心惊胆颤。两旁已没有斜壁了。死人死马把那条路填得和旷野一样高，和路面一般平。上层是一堆尸体，底下是一条血河，那条路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夜间的情形便是如此。血一直流到尼维尔路，并在设置的路障前面积成一个大血泊，直到现在，那地方还受人凭吊。我们记得，铁骑军遇险的地方是在对面。尸体层的厚薄和凹路的深浅成正比。路平坑浅的地方尸层比较薄。
那个夜间行窃的人，正是向那地段走去。他嗅着那条广阔的墓地。他东张西望。他检阅的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死人的队伍。他踏着血泊往前走。
他突然停下。
在他前面相隔几步的地方，在那凹路里尸堆的尽头，有一只手在月光下的那堆人马中伸出来。
那只手的指头上有一个明晃晃的东西，是个金戒指。
那人弯下腰去，蹲了一会儿，到他重新站起来时，那只手上已没有戒指了。
他并没有真正站起来，他跪在那里的样子似乎一只惊恐的野兽，背朝着死人堆，眼睛望着远处，上身全部支在两只着地的食指上，头伸出凹路边，向外望去。样子像一只豺狗。
随后，打定了主意，他才站起来。
正在那时，他大吃一惊，他觉得有人从后面拖住了他。
他转过去看，正是那只原来张开的手，现已合拢，抓住了他的衣边。
诚实的人一定受惊不小，这人却笑了起来。
“啐。”他说，“幸好是个死人！我宁肯碰见鬼也不愿碰见宪兵。”
他正说着，那只手慢慢松开了。死人的气力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