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日
1938年12月29日，也就是于松乔去汪曼云家请他帮忙，找一张李士群照片的同一天，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因为对中国失去了信心，选择了与日本议和投日这条道路。在这一天，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艳电”。说只要国民政府愿意议和，日本会“退还占领中国的土地”、“尊重中国的主权”，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并宣称愿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的“艳电”，激起了中国各政党、团体、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愤怒。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祖籍浙江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市。曾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一起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赴日留学。留学期间，参与创建同盟会，25岁开始追随孙中山，并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后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务。在汪精卫在《南华日报》发表“艳电”之前，他任职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
那么，为什么作为当时的政治领袖，坐到了金字塔顶端的汪精卫要当汉奸呢？他当汉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年轻时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何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遗臭万年地发“艳电”力主议和？这一问题，笔者这里不做详尽的讨论，不过，正因为汪精卫做了汉奸，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汪伪76号。虽然汪伪76号的直接管理者是丁默邨和李士群，但是，如果没有汪精卫，日本人就不会支持李士群等人建立汪伪76号，也就不会有汪伪76号的存在。所以，关于汪精卫的“艳电”，这里还是要详细地说一说。
汪精卫发出“艳电”之前，就和国民党内部一些消极抗日的官员一起，主张所谓的“和平救国”。这些官员包括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然而，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却始终得不到蒋介石等人的支持，于是，汪精卫决定委托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秘密前往日本，和日本政府谈判停战条件，以实现他所谓的“和平救国”。汪精卫也就此迈出了叛国投日的第一步。
高宗武找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经过再三商讨，双方达成协议：即日方决定以所谓“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而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政府，另立政府，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从而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日本人的阴谋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所谓的“和平协议”，瓦解分裂国民党的力量，从而不断削弱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实现他们灭亡中国的目的。总之，汪精卫提出的所谓“和平救国”的道路，促成了日本“梅计划”的正式启动。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的支持下，汪精卫开始了所谓的“和平运动”。
不久，国民党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又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日会谈，初步达成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优厚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合作意向。
1938年10月22日，汪精卫与周佛海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了和平运动的五阶段计划：
第一阶段：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
第二阶段：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
第三阶段：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
第四阶段：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
第五阶段：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随后，在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谓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要求蒋介石下野。
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又一次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派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了最后的谈判，双方经过八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的《重光堂密约》。
现将《重光堂密约》的内容摘录如下：
（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
（二）承认（默认）满洲国。
（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重光堂密约》，正式名称是《日华协议密约》，这份密约被梅思平仔仔细细地装在了西装的马甲的背心里，带回了重庆，交给了汪精卫。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无异于一份卖身契。所谓的和平运动，不过是一场巨大的骗局。从此以后，他汪精卫，就成了全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华民族最大的叛徒。
1938年12月22日，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1938年12月29日，已经逃至河内的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正式叛变投日。
之所以称为“艳电”，是因为当时的电报，为了节省字数，就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而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是“艳”字，所以汪精卫的这份投敌电报，史称“艳电”。
在这份“艳电”里，汪精卫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了所谓的“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的建议。
“艳电”的全文内容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
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的根本方针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地积极地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汪精卫的这篇电文公开后，全国各界民众，社会各界人士一致谴责汪精卫。身为执政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竟然发表如此媚日求和的“艳电”，无可原谅。蒋介石为此迅速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会议上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令军统局局长戴笠，迅速派特务前往越南，刺杀汪精卫。
日特“竹机关”和“梅机关”建立
在汪精卫叛国投日的同时，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也在不断深入，不断加强。日本特高课先后在中国建立了“竹机关”和“梅机关”。
1938年，“竹机关”首先建立。
这个“竹机关”，就是后来李士群、丁默邨多次前往沟通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办公地点。
1938年年中，日军陆军参谋本部提议，在中国成立一个由日军的各军种联合组成的工作小组，在中国从事培养有相对号召力的，可以担任日军建立的伪政权或称为傀儡政权的领导人的工作。
1938年7月26日，日本内阁批准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建立各军种联合工作小组的建议，并授权这个小组，“制定出对华的重要战略”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该小组被命名为“在支特别委员会”，又称“对华特别委员会”，由日本内阁直接领导。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由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海军中将津田静枝、外务省预备役中将坂西利八郎等人组成，这个小组，就是后来的“竹机关”。因为该小组由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负责管理，所以该机关也被称为“土肥原机关”。
“竹机关”位于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一座豪华洋房内，从外表上看，并无太多特异之处，门口既没有挂牌，也没有警卫把守。不过，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日本宪兵队驻扎在这座豪华洋房的四周。
这座洋房，其实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重光堂”，也就是1938年11月12日，《重光堂密约》的签约地。
那么，“竹机关”的管理者——土肥原贤二，又究竟是怎样一个角色呢？
土肥原贤二最早成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他在中国的东北秘密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汉奸网，利用沈阳和哈尔滨的妓院作为大本营，到处搜罗中国的军事情报，并兼营贩运鸦片。土肥原贤二以开办鸦片烟馆为手段，使很多中国官员和当时的白俄情报人员染上了大烟瘾，从而控制了他们，把他们变成了奸细。土肥原贤二在中国东北，建立了自己的间谍基地，并一跃成为全东北最有权势的人物。1931年，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1935年，他又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肥原贤二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由土肥原贤二领导的日本特高课，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设立的间谍机构。在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都设有一个特高课，来负责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
日本特高课的任务有五项：
第一项是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
第二项是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
第三项是破坏抗日地下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
第四项是监视伪高官言行。
第五项是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
除此之外，日本特高课与日本宪兵队配合，为日本宪兵队增设了特高课兼管反间谍业务。
日本在中国派出间谍，设立间谍组织由来已久。曾经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过很多次的日本黑龙会，就是在日本特高课建立之前，最具代表性的，在中国内地广泛活动的间谍组织。日本不仅对中国派出间谍，1906年，在朝鲜也设立了“一进会”，以刺探朝鲜的军事秘密，这个机构为日本吞并朝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特高课头目，网罗了大批间谍，川岛芳子就是特高课第二课的高级间谍，而和川岛芳子齐名的另一位日本王牌女间谍，被日本侵略者誉为“帝国之花”的南造云子，也是上海日特机关特一课课长（关于南造云子是否确有其人，争议颇多，本书对此不做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