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土肥原贤二，还是川岛芳子和南造云子，最终都没有好下场。二战结束后，日本特高课头目土肥原贤二于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第一个被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于1945年11月11日被中国反间谍机关逮捕并处决。而南造云子早在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被三名军统特工射杀。
转回头接着说土肥原贤二，在1938年，土肥原贤二成为“竹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后，开始筹划培养扶持伪政府的领导人。这里还要说一句，那就是日本特高课和“竹机关”的关系。
日本特高课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总称，也就是说，不管是“竹机关”还是“梅机关”，都是由日本特高课分化出来的机构。在当时，日本特高课在中国建立了梅、兰、竹、菊四个特务机关，但是关于兰、菊这两个机关的相关史料较少，这里笔者不多述及。
那么“梅机关”，则在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统管华中地区，和“竹机关”一样，“梅机关”也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总部。
“梅机关”的首任机关长是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
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是汪精卫叛逃的主要策划人。影佐祯昭还亲自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接到南京，扶持其成立了汪伪政府，并出任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
如果说，“竹机关”的任务，是培养日本在中国的伪政府的领导人；那么，“梅机关”的任务，就是扶植、监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二者相辅相成，终于“成就”了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
“竹机关”看好李士群，李士群盯上丁默邨
在“竹机关”成立后，土肥原贤二就开始琢磨，到底扶持谁来做这个伪政府的领导人呢？而汪精卫的叛国投日，无疑就像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送来了枕头，正合土肥原贤二的胃口。
于是，“竹机关”就开始大力扶持汪伪政府。
于是，“竹机关”的土肥原贤二的工作，就成了如何利用这个政府，如何利用汪精卫手下的人，去压制当时的抗日民众，去镇压那些有心抗日的仁人志士。
当时的上海滩，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的锄奸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一些帮会的锄奸行动，也都在悄悄地展开，所以，对于土肥原贤二来说，“竹机关”当下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组织，一个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中国抗日组织的组织，去屠杀中国这些抗日的仁人志士。
这个组织，到底该如何建立？谁去负责筹建这个组织？在中国，日本特高课的特务们大多“水土不服”，既不了解上海滩的内情，也很难找到隐藏在上海滩的抗日力量。
就在土肥原贤二为如何筹建这样一个组织，由谁来负责筹建这个组织而抓耳挠腮之际，日本驻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为他提供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士群。
1939年12月的一天，李士群接到了清水董三的一个电话，在电话里，清水董三通知李士群，“竹机关”的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将军要召见他。听闻此讯，李士群又是惊喜又是忐忑，惊喜的是，自己竟然被日军著名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将军召见；忐忑的是，他不知道土肥原贤二到底为什么要召见自己，此次召见到底是凶是吉。
至于李士群什么时候见到了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对李士群说了些什么，这些已无从考证，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确定的，那就是李士群在与土肥原贤二见面后，满心欢喜，决心从此加大力度招兵买马，大展拳脚组建特务机构。这个特务机构，就是后来的汪伪76号。
李士群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为了迅速实现扩充自己的汉奸队伍的目的，李士群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老上司、老朋友——丁默邨。而且当时，唐惠民正好告诉了李士群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那就是丁默邨刚被戴笠告了一状，被罢免了在国民党内部的所有职务，当下，正在云南休养。所以，李士群这正是拉拢丁默邨的好时候。
在这本书的开头，李士群导演刺杀马绍武的那出戏里，我们已经认识了丁默邨。那么，马绍武案之后，丁默邨去哪儿了呢？
在马绍武案发生半年后，也就是1934年，在陈立夫的推荐下，丁默邨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负责邮电检查。所谓邮电检查，就是对国民党内部官员和机关的往来信件、电报等，进行内容上的审查，一旦发现对国民党不利的信件、电报，迅速上报，并酌情处理。丁默邨的这个第三处，还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调查统计局”的“顺风耳”，也是国民党的“千里眼”，所以，丁默邨对于自己的这个职位，还是颇为满意的。
那么，丁默邨为什么会被戴笠惦记上，并且告了一状呢？
这还要从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叛逃，投靠国民党说起。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3名正式代表之一，算得上党内少有的“老资格”领导人。
由于张国焘在共产党内部职位较高、资历较深，所以他的叛逃，不管对于共产党来说，还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国民党对于主动投怀送抱的张国焘，不仅非常重视，而且非常热情。而在这个过程中，负责策划联络和安顿招待张国焘的丁默邨，因为策划成功，安顿妥帖，顺理成章地一跃成为红人。
张国焘叛逃后，不仅将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内部机密透露给了国民党，还怂恿很多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他一样叛逃，中国共产党因此受到很大损失。蒋介石因此特别嘉奖了丁默邨，这让丁默邨在“调查统计局”，甚至国民党党内，地位迅速提升。
丁默邨的高升，自然会引来不少羡慕乃至嫉妒的目光。
别人不说，但说戴笠，就多多少少感到了一些不爽。
笔者在前文已经多次提到戴笠，这里，详细说说戴笠其人，正是因为戴笠的一些经历，才让他对蹿红的丁默邨心生醋意。
戴笠，原名戴春风，后改名戴笠。戴笠这个名字来自于一首古越歌谣：“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这种歌谣中的簦（deng，音登），指的是雨伞。戴笠、担簦都代表着失意贫寒，而跨马、乘车代表的是风光富贵。这首歌谣的意思是：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天，你富贵乘车，但是我却困顿失意，你在路上遇到了我，请别忘记下得车来，与我拱手作揖啊；如果有一天，你贫寒失意，而我却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咱们在路上相逢，我一定会跳下马来，向你问好！
这首歌谣，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谊，一种超越阶级的情谊，一种纯粹的、无关利益和权力的情谊，不会因为世事改变而流转或者减弱的情谊。
戴笠出生于1897年，出生地是浙江江山县保安乡，家里是地主。戴笠的曾祖父曾经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被封为武德左射骑一职，相当于现在地级市市长。到了戴笠这一代，虽然家道中落，但家中依然有良田200亩，同时还有大量的房产金银，还常常放高利贷。在戴笠四岁前，戴家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日子过得也还算富足。不幸的是，戴笠刚刚四岁，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古人把父亲去世叫作“失怙”，也叫“失恃”，意思就是失去了依靠和照应的人。因为戴笠是家中独子，所以戴笠的父亲死后，家中就没有了可以顶门立户的男人，戴笠和母亲孤儿寡母，在家族中备受排挤，经常受族人欺负，戴笠家的财产也被族人抢占和掠夺，以至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戴笠，常常忍饥挨饿，吃不饱饭。
就这样，相比同龄人而言，戴笠的童年多了一份波折，多了一份磨难。因此，幼年的戴笠相比同龄人而言，少了几分活泼，多了几分沉默和主见，多了几分倔强和独立。
戴笠18岁那年，考入了杭州省立第一中学，没上几天，就因赌博被学校开除。无奈之下，戴笠投奔到民国将领潘国纲的麾下当兵，但没当几天，就因为部队作战失败，而被遣散回家。随后，戴笠在母亲的主持下，跟一个名叫毛秀从的女人结了婚。
结婚后，戴笠不安心在家里务农，婚礼办罢不过几个月，戴笠就背起行囊走出了家门，这一走，就是多年。
戴笠离开家后，在宁波、衢县、金华、杭州、上海等地方辗转流浪。流浪的生活，不仅让戴笠接触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还大开了眼界，真正认识了整个社会。正是这段流浪的生活经历，对戴笠的性格有了极大的影响，也给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1922年，戴笠来到上海，通过老乡在证券交易所里找了一份工作。
在证券交易所的那段日子里，戴笠的命运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因为在这里，戴笠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杜月笙。
戴笠认识杜月笙时，还是证券交易所里一个无名小卒，而当时的杜月笙已是名满上海滩的黑帮老大了。
1926年，29岁的戴笠投考黄埔军校。
戴笠投考黄埔军校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多年的流浪生涯使他早已忘记了学校里所学的知识，而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也并不容易，所以第一次考试，戴笠就因为成绩太差而被淘汰，不过他并没有气馁，又参加了第二次考试，终于被录取为黄埔6期的学员。
戴笠考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了入伍生团第17连，随后进入骑兵科，开始了在黄埔军校的学习。
戴笠在黄埔军校的学习也并不顺利，经过多年的流浪之后，戴笠很难适应学校生活。
然而，正当戴笠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狼一样，在黄埔军校里惆怅不已的时候，北伐战争开始了。戴笠一看，冲出学校的机会来了，就迅速报名参加了黄埔军校组织的北伐军，顺利离开了学校，进入了部队。戴笠进入北伐军队后，主要负责情报工作，老练的戴笠，以他多年来闯荡社会的丰富经验，把情报工作做得缜密而完善，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和夸奖。
北伐战争后，戴笠因为在北伐战争中出色的表现，被蒋介石提升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蒋介石还专门拨了一笔资金给戴笠，让他用来成立密电组，专门从事间谍工作，就这样，戴笠正式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
1932年，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成立，下属各处的处长以及各个办公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都在短时间内确定了下来，只有特务处的处长一直没有确定。特务处是复兴社最重要的部门，最后，蒋介石拍板，由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
在戴笠上任的第一天，蒋介石就推心置腹地跟戴笠密谈了很久。戴笠自然十分感激蒋介石对自己的提拔和信任，他当即激动地对蒋介石说：“我戴某人抱定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起头颅的信念，至死为您效力！倘若我成功，不惧为敌人所杀；倘若我失败，不惧为您所杀。我决心效死，义无反顾！”
戴笠的确没有让蒋介石失望，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的工作，在戴笠的主持下，生龙活虎地开展了起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的骨干人员，就是蒋介石的锦衣卫，他们为蒋介石提供最及时最一线的情报，所以他们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和关照。戴笠对于复兴社的发展，功不可没。对于没有系统学习过特工知识，也没有系统地接受过特工训练的戴笠来说，主管并经营、发展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是非常艰难的，其难度之高、困难之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戴笠最终不仅把复兴社特务处组织起来了，而且连带将整个复兴社都经营得很成功。
1936年，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抗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当时，蒋介石被软禁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所有军政要员只求自保，没有一个人愿意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戴笠对于那些胆怯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心怀气愤，迅速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就只身乘飞机去了西安。
当时，西安的形势远远比戴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戴笠刚下飞机，随身武器就被没收了，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戴笠自知凶多吉少，却还是担心着蒋介石的安全。当时，戴笠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昨日下午至此，即被监视，默察情行，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
后来，西安事变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戴笠也同蒋介石见了面。戴笠见到蒋介石后，“扑通”一声跪倒在蒋介石面前，一再向蒋介石请罪，说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能保护蒋介石。蒋介石看到此情此景，震惊之余，内心生出几分感动。从此，蒋介石对戴笠恩宠有加，而戴笠对蒋介石也更加忠诚。
也就是说，戴笠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在国民党中的权力，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是血汗，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所以，面对几乎称得上一夜蹿红的丁默邨，戴笠自然心存敌意。
至于戴笠和丁默邨，究竟还有什么更多的纠葛，笔者没有查证，但是事实上，戴笠的确是惦记上丁默邨了。此时，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在1938年8月，戴笠在蒋介石的面前，狠狠地告了丁默邨一状，这一状，告得有理有据，有板有眼，不仅拿出了物证，还拉进了人证。虽然这一状其实也不算什么，但是却让蒋介石对丁默邨的态度，急转直下。戴笠究竟告丁默邨什么呢？戴笠说，丁默邨在策反和招待张国焘的过程中，严重贪污。
丁默邨一夜蹿红，本来就根基不稳，在蒋介石心中也只是一颗“新星”，比不得戴笠的地位根深蒂固，所以，戴笠这一状，最终令丁默邨跌下了高台，撤职查办，强令反省。这下，丁默邨傻眼了。最后，戴笠干脆以丁默邨身患肺病，需要修养为由，打发他去昆明“养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