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刹那间，我竟有了主意，是的，他进门时不是强调了我的身份，把我这当作庇护所么——我心中一阵深隐痛，使得脸上肌肉都抽搐了起来，门栓就是这时掉落了。
我凛然的身子紧丝密缝地将门堵住了。
“干什么的？”我很奇怪自己也会打官腔。
面前的第一位，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这种人我见多了，“文革”当中，领人把一户户“牛鬼蛇神”的家抄个乌七八糟的，把居委会内每一户人家的隐私如历数家珍，把——就是这号模样的居委会主任（也许，现在不该用老观念看人了），她们常常自称为社会组成不可缺少的原子核，在那年月里的裂变的确是令人惊骇的（如今，这类聚变该化作衰变了吧）。她长得很胖，胸脯几乎要顶住你的肚皮。她清清嗓子，自信而又严肃地说：“我是维护社会治安的。”
“谢谢，我这里没发生什么意外。”
她怔住了，半晌，才就：“是这样的，据有人反映，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进了你的门。”
“我了解他的身份，他现在是公民了。”
“这么说，他不久前还不是公民——况且，你也不了解他最近有没有犯案。”她有点不悦了，“我们是模范街道，已经有三年不曾出过刑事案件了。”
“正因为这一条，我才在这租了房子，收留人过宿。”我口气和缓了点，人家是远道而来，何必刁难呢。
“那么，我找他一下。”她说。
“不必了吧。”我担心来人又一次受到不必要的惊吓——人在这种境况下神经特别脆弱。
“我们总归有权过问一下吧。”
“我担保，不行么？”
“你了解他？”
“了解。”
“恐怕不见得吧。”她有点恼了，“就是一位朋友，隔天出了事，你也不一定知道。连我也不能为你担保。能保证他不骗你？”她就要往里走。
“站住，你再进一步，就违法了。”我说。
“你什么意思？”她站住疑惑。
“法律保护公民正当居住权利，不允许非法闯入他人住宅，你们要犯非法搜查罪了！”
“我是居委会主任，这里归我管。”她似恍然却很生气。
我冷笑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么？”
她也冷笑了：“怎么不知道？不就是写写材料，写写文章。我当居委会主任作报告，也要动笔写呢——”
我一下子哑了，哭笑不得。好一阵，才声明：“我是政协委员！”
也许“政”字镇住了她，因为她常常以“政府的代表”自居，她兀地站住了，犹豫了一会，竟说：“既然这样，你更有责任协助我们维护治安，我不允许我们街道有任何形迹可疑的人出现，我得对我这条街道负责——至少，你得去派出所申报个户口。”
她分明是软了下来，可又不服输。
“这个——好吧。”
“那就请你同我们走——一次。”她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说。
我转身把门关上：“请你等等。”而后径直走入里间。却见来客仍睡得很香，只是没有鼾声。也许，刚才的一切他都没有听见——但愿他没听见，但愿！我不忍心叫醒他，只轻声说了句：“睡吧，我去去就回。”顺手拉灭了灯。
我又到了门口，把门打开，居委会主任一脸铁青，显然对我刚才关门的作法感到愤懑，她的权力受到一次挑战。
一路上，她喋喋不休：“既然你是委员，是个有身份的人，更不应该留不三不四的人借宿，这要造成什么影响，万一又犯了案子，你担当得起？我们这模范街道也就让你毁了。”
我庆幸我是平反了的，不是刑满释放的，否则，又该有什么样的罪名扣到我的头上？夜寒彻骨，我只觉得身上的衣服都变成冷铁筒子，又硬又冷，一站定就冻伤人——整个身子就似在冰窟窿里一样。什么教授，什么委员，在这样的居委会主任面前都不屑一提——后来，到了派出所，她终于弄清了“政协委员”是怎么一回事，不禁冷笑道：“原来是统战对象，刚才我是听错了，哼……”
“哼”字背后的意思则不言而喻了。
派出所长赶紧说：“你这是什么年月的话？政协开会，我还得亲自去参加保卫工作呢。我还看见（这是指我）在大会上发言……他们都是国宝……真对不起，惊动你了。”
那位居委会主任站在一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只是……他住房里……”
“有政协委员作保还不行么？”所长是红脸汉子，他笑眯眯地从柜子里摸出个瓶子来，“哈哈，深夜打扰我们的委员了，来，干一杯，压压惊！”说着，满满地给我斟了一杯。“不，我不会……”我赶忙推辞。
“不干，不干就是还有气啰？”握杯的手执意递了过来。
我苦笑了一下，只好一饮而尽。立即，一股热气从胸口往上涌来，只觉得头晕晕乎乎……听见所长对居委会主任说：“还不道个歉？”
那主任结结巴巴地说：“对……对不起，不过，履行个手续还是……”
我恼了，借着酒力，竟训斥起她来了：“你不是自称为执法么？你懂得马克思说过的话么？不能一罪数罚嘛！已经罚过了，改过了，就是公民，就有公民权，有借宿的权利……别以为我是委员就有什么了不起，人首先也是公民……”我语无伦次了，“我什么也不是，我是人类的良知，我是历史的投影，我是剪不断的过去与今天；我是根，我是叶，我是伟岸的树干，我也是脆弱的枝；我是大地上的新绿，我也是矿层深处的化石；我是热，我也是砭骨的冷，我什么都不是，又什么也不是……”
她悻悻地走，我仰天哈哈大笑。
一杯，又一杯……我从未有过如此海量！痛快，抑或是痛苦，一概不知！
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踉踉跄跄地走到了街上，闪烁的灯光与天边的星子相映生辉，我疑已入仙境……一股冷风灌进脖子，才猛然记起卧室里还有个他。
门一推开，竟不觉室内的暖流扑来，我感到有点不对劲了。扑到床上一摸，空空如也。开灯，只见被子已掀开，伸手一探，冰凉——就在我酩酊大醉之际，他已走了！
我不顾一切地冲到大街上，声嘶力竭地呼喊：“回来！回来呀！”
声音在黑夜中回荡，听起来是那么陌生、孤寂。人们以为我是在招魂，赶紧爬起来把窗户关上。可我呼唤的又何止是一个人的魂灵呢？
他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
连一点消息也没有。
我不知道，在大千世界的哪个角落，蜷缩着他那可怜的身躯——我只知道，不少刑满者，宁可留在劳改队就业，也不愿回原籍，为的什么则不用说了。而他，却未免有太多的幻想。当然，他如回去就业，恐是最好的归宿了。
至于别的路，那我就不敢想象。
可后来，我却在别的路上找到了他，那时，却不是他求我了……这一切，已很遥远了。
我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今日的蜗居是怎么回事。
七尺蜗居，是美的集萃，是整个的理想境界。
这里能完整地摆上一张床，这床足有三肩到四肩宽，虽然我睡觉再也不会翻身、转动，有一肩宽已足够，可我的手再也不用放在肚皮上面和抱在脑后，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解放；若要有朋友来，挤一挤也还有余地。为了表示对这张床的重视，我用三合板把它隔了出来，成了这七尺蜗居的里间，所余之处，便是我的书房。
这样，我便有了卧室与书房，这可是过去从来不敢奢望的。
书房里的书不多，全是近来添置的，过去的上万册书，均在“左派”们的“满腔怒火”中化作了灰烬，幸存者，据说已编入了省图书馆的目录当中，有一次我去借书，见书上还赫然印有我的印鉴。我去问该怎么索还，馆员说找馆长，馆长说找文化厅长，文化厅长说找宣传部长，宣传部长就得找省委书记……可我哪有精力一级一级往上找呢？而且人家还有话，归还了你，是私有制；留在图书馆，更有使有价值，为公为私，你还掂量不好么？
所以，现在有几本书点缀一下，它多少还能称得上“书房”，这就名副其实了。
书桌与书柜，当然是不久前添置的，式样非常大众化，一点也不出格。中庸即美，这点恐怕很多人不承认，可在事实上却是这么做的。尽管大众化，如今也比过去贵上几倍，完全超过当年的高档商品，这还有点叫我担心，怕有人问上一句：你怎么买得起？
书桌、书柜，还有床，均是土漆，色泽较暗，但有分量感，屋里没多少游动、闪烁的光，也能给人以安全感，不再联想到劳改农场晃来晃去的探照灯光。
光线是暗了点，可比过去呆的号子还是亮多了。而且，我只用最大也就25支光的灯泡，足够了。太大了，我会被刺得睁不开眼，晚上也会睡不着的。光明毕竟是相对的，太阳黑子说黑，其实比我们见的刺眼的光不知要强多少万倍，可我们还说它“黑”呢。所以，再暗，还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永远是光明的。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这种审美观与光明观，所以我们很少有忿忿不平的日子，过得安安稳稳……房子暗点有什么不好，暗到不让人留心，这才太平无事呢。我之所以选中这七尺蜗居，就是因为它不惹人注目，如沉没在这大千世界中的一颗黑石头。我可以安然地在里面写我的东西，做我的梦。
梦？
遗憾的是，至今天为止，连我的梦，也同样“不配交好运。”
也就是说，我没做过一个好梦。
梦中——请别笑话，尽管七八年过去了，我一做梦，就依旧还呆在那一肩宽的所在，不知怎么的又把手放在肚皮与胸口上，梦中的视野，仍只有那污渍印斑驳的牢顶，一盏十五支光的电灯泡幽幽地亮着。我一动也不动，直到浑身出了冷汗，这才惊醒。
而后，我便得坐起来，斟上杯酒，祝贺自己幸亏走出了牢房，获得了解放。
噩梦就有这绝妙的好处，让你醒后欢欣鼓舞，而不是为之抱憾。
所以，我总是说，我宁可做噩梦而决不做好梦。
这是历史的恩赐。
有谁愿意来陪我饮一杯这样的庆幸酒么？
同窗的妹妹是不会的。我知道，因为她做的是天花乱坠的梦，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醒了之后只会捶胸顿足，后悔不该从梦中醒来，这样的梦有什么妙处可言？
梦不同，不相与谋。
我欣赏我的蜗居，永远感激它赐于我这种永无遗憾的梦。
它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梦。
我就永远躺在这样的梦中。
让别人去嫉妒吧。我只有在这样的梦中才活得自在。
我就是这样的梦。
真实的、丝毫也不矫饰的梦。
我小心翼翼地修补着、珍藏着也完善着的这样的梦。我的蜗居也日益亲切、严谨与安全可靠了，存在于这样的岁月与这样的世界之中。永无遗憾。
已经不是浪漫主义的年华了，对蜗居的偏爱是一代人改邪归正的表示。
蜗居四周的邻人，我一无所知。
我欣赏这个蜗居，是它的门单独朝向街面，可以不与任何邻居打交道。任何人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与外界接触的圆周愈大，所具有的危险性就愈大。当你成为一个点，失去了圆周，危险也就没有了。
不过，点只是在概念中存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点”在放大镜中都拥有边缘，而真正的点是无限小，无边缘，也就不存在。
我能努力变成一个点么？
当然，是一个真正的点……也就是事实上不存在的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你相不相信，一个人的不同的灵魂，却也有各自不同的追求，甚至有相反的追求。
作为真正的自我……我，我的追求就是这个点……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避难于乱世。不是说，如今火车一列一列被劫，轮船一艘一艘被抢，不，连几十年几乎没人敢问津的银行如今也一个一个被蒙面强盗闯入……这世界怎么了？也许中国人只能在专制下生活，稍有自由就得越轨，或者说，根本不懂得自由，恐惧自由。太贱了，这样的国民性。
为此，我追求成为一个点，以证明我是正宗的炎黄子孙。
我总是不能正襟危坐，那样，别说脊梁骨受到了不堪承受的压力，有碎裂之感，片刻间便会瘫软在地。化作一汪污水；就是那些“嗡嗡”不绝飞来的苍蝇，都教我受不了，不是停在我的鼻尖，教我无时不刻不在嗅到世界末日的恶臭。这种恶臭，是化了尸水发出的，所以，我神志错乱，竟在我一部长篇的序言中写下了一句带有尸臭的话来：世界就是永恒的末日。没料这句话让我的那位同窗好友的妹妹看到，而且正是由此萌发了爱心，竟称之为“先知的格言”，大概是我永远在预告末日的降临吧。
关于她，理应交代几句。
既是我同窗好友的妹妹，少说也该有三十来岁的，标准的“OG”——如今人兴这么叫老姑娘，英文是“OLDGIRL”卖弄几句洋文，是一种时髦，而我早已译过几部鬼子书，对此却腻了。
她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OG，某某的妹妹。
我一时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过，如今当老姑娘也该是一种时髦，愈老愈嫁不出去，就愈是时髦。她就给我讲过这号时髦故事。一日，听说某某中学调来一位女教师，五十多岁了，还待字闺中，于是，全城的OG们为之振奋，相邀去该中学大庆特庆一番，视其为骄傲。
——不是我们嫁不出去，而是没有可嫁的男人。
——怎么？
——如今的男人，一沾上社会，就统统患了阳痿，无可救药。女人质量高，男人质量低劣，所以社会才雌化了。
她自然是独具慧眼的。
——对不起，我离了婚，还有一个……说不清，一时找不着情人，干吗老缠住我不放？
——我正好就看上这两条，敢离婚就敢向世俗挑战，有个情人就更具竞争性，太对我口味了。
看来，是甩也甩不掉了。
有时，我习惯如同窗一般，称她为小妹妹，有时，一恼了，就叫她小女子……反正她都不在乎，由我去叫。
平心而论，她长不得丑，嫁不出去，冤在她自己。不过，这种高智商、高文凭的女子，总归是高不成，低不就，最后缠上我这号半拉老头为归宿。如今，打扮起来，倒还像个二十来岁的小丫头，有时还会发会儿娇，嗔怪上几句。
可惜我偏不喜欢这些。
来则来，去则去矣。
我的态度，她分明也不计较，大概以显示其豁达大度，否则，那丹凤眼，就会刁成斜眼了，变成凶相，算八字可不吉利，她看上我游戏人生、永远没完的长篇，却对正儿八经的学术专著不屑一顾，这多少还令我佩服她的眼力呢。
被誉为先知，我便视她为知己，于是喋喋不休地向她诉苦，关于这部永远写不完，写出来也永远不可问世的长篇，关于那些可恶的苍蝇，还有脆弱的脊梁骨……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这是大脑缺氧，这很好治，你会拿大顶么……以头立地，像先哲黑格尔老头子所说的，两脚朝天，双手撑地，马上就能恢复清醒的头脑，长篇也说可以写完，说不定也能问世，成为万古不朽之作。
我将信将疑。
可拿大顶，如今实在是再没比这更容易的事了。我刚弯下腰去，脚自然而然就往上飘去，一下子便成功了，片刻间，我有如醍醐灌顶，好不惬意，头脑空前地清醒，眼睛雪亮，脊梁骨一下子坚硬得像钢筋一样，撑得我皮肉发胀，给我一种牢固，坚实的感觉，那些讨厌的苍蝇也早已远遁，对我的鼻尖失去了兴趣，我只嗅到一阵阵令人销魂的芳香。
后来，我作了考证，以拿大顶来治大脑缺氧是完全有科学依据的，因为这可以加强大脑的血液循环。我只纳闷的是，如今电影、电视中，尤其是东瀛的功夫片，何以用这种倒立来惩罚那些有过失的武士——按理，他们只顾一味练武功，打个天翻地覆便是，干吗以清醒头脑来惩罚发达的四肢？
这么想，证明我又太清醒了，世上的事，能这么钻牛角尖么？
所以，我不能老去拿大顶。
我一直想完成这部长篇小说，骨鲠在喉，说实话，我并不是写小说的料，因为长期的学术工作，弄得我养成了有“无一字无来历”的癖好，无古不成文，而这部小说，则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极力显得对一切无所谓，而且，任何一个字也不愿有什么来历……写起来，决不一气呵成，而是停停打打，断断续续。兴致即来，挥之万言，没了心思，则束之高阁，一字不著。于是，前言不搭后语，有一句没一句，看了后面不知道前面，死人活了，活人却不死不活……反正，我随心所至。
大概，小女子看上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