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庭审判的通知早已经发出去了。在这个中等县城里，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公布执行之后，这样的开庭审判还不曾进行过几回，所以，人们都感到新奇(对于一个有着三十年历史的人民共和国来说，这种新奇感既是可喜的，又是可叹的)。离开庭前一个多小时，几百个座位已经挤满了。窗台上也坐满了年轻人。窗外的树丫上，晃着不少细伢子、细妹子的光脚丫——可谓盛况空前，旁听人数超过了过去的几次。也难怪，受害者是一位知名人士，连孩子都说，有哪一个这么胆大包天，居然敢打伤一位给大家写书的伯伯。伯伯是个好人——给大家写了那么厚一本本的书，都是劝人家当好人的，所以，打好伯伯的人，就一定是坏东西，头顶生疮，脚板流脓，坏透了顶！
审判长摇起了铃子，法庭立即肃静下来了，一片庄严的气氛。法官们一个个按了按领口的纽扣，怕它散开，有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便捂住了嘴。县城里都是没见过多大世面的百姓，此时竟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他们都太善良、太安分了，这样的事太耸人听闻了。……不必多描绘这种威严了吧。
审判长讲了几句开场白，重申开庭审讯的重大意义及其在今天的历史价值，便宣布：
“带被告李立雄！”
李立雄由刑警押上了被告席。
四周响起了一片“嘁嘁嚓嚓”的议论声，不时冒出一两声短促的尖叫：“凶手！”“惨无人道！”“灭绝人性！”……李立雄偷偷抬起眼睑——没敢抬头，可立即就遇到了一道道燃烧着仇恨，燃烧着愤慨的目光，一直烧灼到心口，他战栗了，是的，在这里，他无法寻找到哪怕是在狱中还能有的、同病相怜的目光，他更感到自己的卑微、下贱与低劣！
旁边有一个妇女在说：
“还这么年轻，真想不到。”
他投过去了一道感激的目光。
可马上又有人抢白：
“如今杀人抢劫的，又有几个不是年轻人？十年浩劫，就劫在他们的心上。”
完了，被当作杀人放火的一路货色……昨夜从委屈到燃起星点希望，现在又反过来走向绝望了。他目光中流露出了忏悔与乞怜，就似一只小老鼠偷偷跑出来，让人一脚踩住后小眼睛所现出的神情。
在茫茫人海之中，他似乎遇到了一道熟悉的目光，是谁？他不由得想到隔山对歌的那个妹子，会是她么？不可能吧，她怎么能从那么远的深山里跑下来。当日拒绝的，今天却终于感到失去得太可惜了，如今，连一个关心、同情自己的人也没有。也许，写书的那位“吟冰”会来吧？别妄想了，人家在北京，当然，吟冰是能理解他，宽宥他的，从书上就可以看得出。不，这目光不会是他们——可是，这目光分明与众不同，带有惋惜、追悔，是谁呢？
这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了。
起诉书中说，李立雄自一九七六到一九七九年期间，于看守所工作，一共打伤了三十八人，其中重伤致残一人，已经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百三十四条，故予以追究。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负伤者中，相当一部分是无罪的，目前均已平了反。其中就包括知名作家郭仁彬同志……头发斑白、显得颓老的审判长庄重宣布：
“下面，请原告郭仁彬同志出庭。”
还没来得及看原告从什么地方出来，也一下子弄不准这原告是什么人——李立雄脑子乱了，首先遇到的是几百、上千道迥异的目光。这目光不是投向他的，人们已不关注他了，而是投向侧门，目光里充满了隐隐的痛苦，深深的爱戴和无限的崇敬。这是怎样的目光呀？！见到这样的目光，李立雄心里裂开了，自己当日所仇恨、所毒打的人，居然有这么多人关心和尊重，反过来，自己在众人心目中又成了什么？凭这样的目光，他骤然间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了……刚才听到打伤多少人的数字时，虽有点吃惊，却不曾有这么明显的沉重的感觉，现在，麻木的神经亢奋了起来，他恍恍惚惚记起了老一辈人好讲的“积德行善”之类的话来。唉，只怕自己死了也不得安宁……在肃穆之中，响起了手推车的车轮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坐在手推车上被推进来了，李立雄远远就认出了他。是的，正是他，他残废了，是自己造下的罪孽！李立雄似看到雷电劈折的老树，那火烧焦的枝干仍倔强地指向天际，在控诉……老者眉际间的疤痕是那么显眼，仿佛是斧头凿下的，叫人惊心动魄。双眉下那正直而又深邃的目光，竟似两道光束，摄魂夺魄，可以直透一切人的心底。白发全都竖立着，在反射着银光，是那么神采奕奕。当他一见到被告席上的李立雄时，满脸的皱纹，竟开始抖动起来，使整个面部变得模糊、矇眬起来。
手推车愈推愈近，李立雄只觉得一道道似剑的目光划过心口，心口在发痛，在滴血……他忙扶住了被告席上的栏架。
审判长颇有兴致地向大家介绍：
“郭仁彬同志，名字大概都不熟悉，可一提起他的笔名，大家也就知道了，他的笔名叫‘吟冰’，不久前还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小说《最后一个精神囚犯》，可能不少同志都已经读过了……”
庄严的法庭，居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时，李立雄却瘫倒下去了……当一提到作者名字，提到书名时，他耳边就炸了一个大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毒打的就是这样一个人，“龅牙”讲的显然也是这样一个人，而又正是这个人在牢里不屈不挠的写作和谆谆善诱的讲话，以及他所写的那部小说的思想内容，给他以生活的勇气，对于明天的希望。可现在，却又是这个人来控诉他，要扼绝他的一切权利——这么说，他写的、讲的全是另外一码事，可这又能怪他么？谁要是挨了那样的毒打，能没一点仇恨？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的。人不是草木，七情六欲都是有的，凭什么不让他控告自己呢？
希望，燃起，灭了，再燃起，然后便是最后的死灭……李立雄对一切都绝望了。他不知道是谁把他重新扶起，只是木然地站着，眼里失去了最后一丝神采。
审判长认真地说：
“下面，请省政协委员，作家吟冰同志发言……”
“不，审判长，不要称我的职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该叫公民。”吟冰在手推车上微微欠了一下身，纠正道。
“公民郭仁彬，”审判长大概已很久不习惯这个称呼了。“面前的被告，你认识么？是不是其本人？”
吟冰看了李立雄好久一阵，头部抖动了一下，声音也颤抖了，好不容易才说出来：
“是他，认识，我认识他，没错，对，我还认识许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
审判长立即说：
“现在，请你发言……非常对不起，半个多月之前，我们才发现你一年多以前写下的控告书，当日没能及时处理……”
吟冰仍久久看住木头人一样的李立雄，喉头起落着，异常艰难地说：
“是呵，如今是一年多之后，我伤残的后果才逐步明显了起来，不得不使用手推车了，当然，还在治疗，也许有一天能重新站起来。可是，一年多以前，我仍是个健康的人，即便是在十年浩劫中我也没忘保住身体这一革命的本钱，不过，那时，我根本无权走上这个法庭……那时，我不是公民，是犯人，在押的要犯，反革命。既然是犯人，那又有什么权力控诉看守呢？我——不——曾——有——过——控——告。”后面一句话，他是咬住一字一字吐出来的。
“你没有控诉？”李立雄的辩护律师惊奇地追问道。
公诉人从桌面的案卷中抽出了一份材料，出示给整个法庭看。继而说：“控诉书在这里，是郭仁彬公民被打伤后第二天写的。控诉人伤势太重，记忆力受影响，重伤中的事也许忘了。”
“没忘，是有过这么回事。控诉书是别人写的，当时我曾劝过代笔的人不必交出去，显然，他们不曾遵照我的吩咐……”
法庭骚动了，法官们相互低语着什么。
律师沉吟了一下，看住了公诉人。
公诉人发言说：“我们这是公诉。”
律师说：“可代笔人违背了受害者的意志，这是不合法的。”
李立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像个木偶的活动脑壳。
吟冰在说：“不，不能指责代笔人什么。为什么要将代笔的控诉递上去。这是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的。打了人，是得被控告，不仅因为打我，还要因为打了其他人，包括不曾属于平反的犯人。不能指责他们代笔……正是为了他们，我才坚决要来，来到这原告席上，而不是在调查时撤回这个非我所写的控诉，只是被告席上……”吟冰深沉地说着。
审判长惊诧地插断了他的话：“这么说，难道你现在是要撤回对李立雄的指控？”
没等吟冰回答，公诉人立即说：“他还打伤了那么多的人……”
法庭上人声嘈杂起来了，李立雄茫然不知所措，他是没有发言权的，而且也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然而，当茫然的目光投向旁听席上时，他立即认出了那道熟悉的目光，对，是他，是那位借小说给他的朋友。朋友正在对他微微摇头，表示叹息……正在这时，吟冰举起手来要求发言，没等审判长摇铃，法庭却马上肃静下来了。
吟冰把麦克风拉到口边，以一种低沉而有力的腹音说：
“是的，他还打伤了很多人。但这些被害者，只是因为我起诉了的关系，才被一一调查落实，证明他们受到过非人的摧残，否则，就无人问津了。假如我不曾荣幸地到政协挂了个委员的名号，假如我这个作家没什么名气，假如我从此不再发表作品，不再有社会影响，你们会寻出尘封了一年多的控诉书么？不过，我还是应该感谢发现这份控诉书的人，不是为我，而是为其他的人，包括犯人。是呵，假如我现在还是一个犯人，这样的控诉书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整个法庭又一次轰动起来了。审判席上的法官们也有点坐不住了。
对于吟冰的这一番话，李立雄似乎听得很明白，又很不明白。是否吟冰认为自己是犯人时作的控诉不应该有效呢？还是在号召所有的犯人都来控诉？吟冰是在坚持要判他的罪，还是说撤回他个人的控诉并没什么用处？他有点糊涂了。耳边隐隐响起了“龅牙”那揶揄而又无奈的声音“……这就是命……”，又掠过“眯眼”那像是讽刺又是劝导的许多话来，骤然间，疯子那沉重的镣铐又撞击出了巨响……那本小说《最后一个精神囚犯》又映入了眼帘，可这书对他本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日，他从来没宽待过任何犯人，如今“犯人”会宽容他么？这殴伤造成残废的严重后果，是伴随着终身的，连忘却都不可能了。不能忘却的能宽容么？……李立雄不敢往下想了，脸色变得苍白，似失去了生命与知觉，他什么都不理解，什么都不领悟……吟冰几乎要从手推车上站起来了，吟冰眼里噙着泪花，双唇哆嗦着，说：
“我们面前这个年轻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不过二十来岁，是一个憨厚、诚实的农民子弟，他不应该犯罪，也不知道什么叫犯罪，可他却成了名符其实的打人凶手，他手上有血。对于犯了罪而又不知罪的人，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仅仅用《刑法》第几条去套他的问题，而后再告诉他么？启蒙工作不会是这样的吧。请问，过去，难道不正是我们告诉他，对反革命，对罪犯，要毫不留情，对敌斗争愈坚决，就愈革命，愈英雄吗？是呀，这些全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我写了《最后一个精神囚犯》，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希望，一种良好的心愿，面前的李立雄，他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事实上，我也看得很清楚，他在用枪托捅我，用皮鞋踩我时，眼里表现出的是一种崇高的义愤，一种刻骨的仇恨。事实上我们并不认识，也没私怨。就像当年宗教裁判所处死布鲁诺、判决伽里略时，那些个执行者，那些个教徒，难道不也认为是理所当然，是崇高的么？他们会想到这是残忍的、灭绝人性的罪行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追究一下把许多无辜者送上刑场的原因，历史与现实的责任，却去责怪行刑的工具？又急急忙忙把工具送上审判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