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致公党。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中国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总堂发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长期以来，致公党为争取祖国富强和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致公党号召各地党员积极支持祖国的抗日斗争。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实行改组，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1948年5月，致公党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与各民主党派联名通电表示拥护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发表宣言，号召广大海外侨胞积极支持祖国的革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力量。1949年，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致公党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参加选举中央人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形势的变化，致公党的组织和活动，从海外转移到国内，在国内的归侨、侨眷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发展党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致公党充分发挥与海外侨胞各界人士和社团有广泛联系的特点，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工作，鼓励党员和所联系的归侨、侨眷密切同海外亲友的联系。在接待侨胞、华人来华探亲、观光、旅游、讲学以及引进资金、技术、人才、设备和促进对外经贸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致公党多次组团赴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牙买加、澳大利亚等国，走访各地的华侨、华人友好团体和各界人士，扩大了友好往来，密切了关系，加深了友谊。 目前，致公党在全国有17个省级组织和2个中央直属的市级组织，党员17000多人。
关于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 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1944年底，一批进步学者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政治民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与民主科学精神，在重庆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时局，发表政见。后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建为九三学社，并于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选出许德珩、褚辅成、税西恒、潘菽、涂长望等16人为理事，梁希、卢于道、黎锦熙等人为监事。 解放战争时期，九三学社支持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在北平、上海、南京、重庆等地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民主运动，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1949年1月，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和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和平主张，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度、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组织成员参加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发展科学技术、教育和医药卫生等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走上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九三学社不断开拓工作的新局面。充分发挥人才和智力优势，就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课题进行调研，提出了多项重要建议，受到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积极开展海外联络工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服务；努力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贡献力量。目前除台湾、西藏外，九三学社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36个市（县）建立了委员会或筹委会。现有社员7万4千余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者占563%，具有中级职称者占421%。
关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台盟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后，即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48年5月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并派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参加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台盟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台盟作为参政党，在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认真履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参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在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台盟中央1949年迁到大陆后，初设于上海，1955年迁到北京。在台湾同胞较集中的25个省、市设有委员会。其成员主要集中在教育、科技、医学、经济、文艺、新闻出版界，与岛内和海外的台胞有着广泛的联系和深厚的乡亲情谊。 台盟近三分之一的成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有一些盟员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政务。目前台盟在祖国大陆台胞较集中的12个省和直辖市建立组织，共有成员1800余人。
以上九个政党的基本情况已经清楚地展现了它们之间是亲密无间和团结合作的关系，这一关系正如中共中央在1989年发布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所指出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这一关系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更不是随意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不同历史时期长期合作的结果，是经历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风风雨雨考验过的结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历程
在中国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
所谓政党政治，是指国家政治的主要行为者是政党，政党是国家政治的核心，国家的政治格局是由政党制度决定的。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一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史深刻表明，政党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政党政治是丰富多彩的，作为政党政治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的政党制度也是丰富多彩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更不能盲目模仿和照搬别国的政党制度。确立和实行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稳定、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政党及政党政治是从西方引进的，是外来物，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古老的中国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打开了中国通向民主政治、实行政党政治的大门，使中国从此融入进了世界政治文明的潮流。政党在中国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对封建皇权的否定。孙中山当年发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呼声，就是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要求实现政党政治的呼声。自19世纪末，政党在中国出现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苦苦摸索，试图寻找一条通向民主和光明的政党政治的道路，无数志士仁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半个世纪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都表演过，各种政党制度在中国都试验过。但是都失败了。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在还没有来得及成熟的时候，就被北洋军阀扼杀掉了。以后，国民党实行的一党独裁制，由于它的倒行逆施，结果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在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下，不仅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的被镇压的政党，民主党派也处于非法的受压迫的地位。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反抗国民党法西斯一党统治的斗争，就是在中国寻求建立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符合最广大中国人民利益的、民主的政党制度的斗争。
事实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在探索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20年代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这种探索，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是这种探索。在1939年的民主宪政运动中，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命题。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构成和阶级构成”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在抗日战争后期，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同时也为了防止内战的发生，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明确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随后，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和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视的态度，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同他合作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时所设想的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甚至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 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这样的前所未有的、新型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人在战后作出了艰苦的努力，毛泽东还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但是，随着蒋介石和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的爆发，蒋介石国民党断送了人民热切盼望民主的希望、断送了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可能，走上了与民主决裂、与人民决裂的道路。这样在中国彻底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制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就必然地应运而生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诞生。这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奠定多党合作制度的基石，其架构确定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共同纲领》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风雨同舟、精诚合作历史的继承和总结，又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崭新未来。在建国后的50多年里，这个崭新的政党制度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完善，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它已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
历史十分清楚地表明：在中国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和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这项制度载入宪法。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着眼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继续推进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实践中的作用
五十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并将继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5年10月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做了很好归纳和总结。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中国共产党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一般都邀请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召开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共商国是。除会议协商外，民主党派中央可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取意见，以及其他需要同民主党派协商的重要问题等。在2003年和2004年两年时间里，中共领导人亲自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各种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等共有36次，其中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的有13次。
——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中，均占适当比例。通过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活动，他们反映民意，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制定法律，监督政府。2003年换届后，他们中有176万人担任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7人，全国人大常委50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41人，省级人大常委462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52人，市级人大常委208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