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进步青年到俄国去学习，同陈独秀联系，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人，做建党的准备。他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员中主要骨干都同时进行了这种学习。由于赵恒惕政府的破坏，湖南自治运动终于失败。1920年11月25日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到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他经过革命的实践和艰苦的学习，已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因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启示，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比在长沙的会员要好得多。他们能阅读法文书报，蔡和森搜集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一百种，准备编译丛书。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根据上海半淞园会议的要求，1920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15人（还有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共20多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了5天会。一致通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标志学会由成立初期的学术团体，终于逐渐变化为一个革命团体。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以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蒲鲁东的办法，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对立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蔡信长约3000多字，写于8月13日；萧信几长一倍，写于8月初。蔡的信表明，他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信中对他的挚友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萧子升的信，谈了许多琐事。强调读书，学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舆论为限。他估计：“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然后谈到讨论会务时的争论，他“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关于会务计划，如何准备人才、经济等，各地方分工等，列了一个大表，认为1931年或1936年前，“为纯粹的预备时期”。由于信收得晚，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始复信，长4000余字，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认为教育手段的革命，与最近罗素在长沙的演说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此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随后毛泽东又收到蔡和森于9月16日给他的一封长信，5000多字。详论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个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要他的朋友放心：陈独秀等已在组党，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旗帜鲜明”（宣言即陈的手笔）。
1921年1月1日至3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开了3天会，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方法，即刻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讨论法国来信。人人畅所欲言，详细讨论后，表决结果：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根本方针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15人，2人弃权，1人主张“促社会进化”；关于方法与道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易礼容、陈章甫等12入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3人弃权，2人主张“德谟克拉西”主义，1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刻着手方法，包括研究、宣传、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文化书社、印刷局等）等6项，组织一项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同意。
法国和长沙的两次大讨论会，清楚地证实，新民学会已成为一个有较严密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组织准备的伟大历史作用。学会74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30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在早期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任过教授的有10人。这正是杨昌济教育救国思想教导的结果。如美籍学者李振翩（表决时，他赞成“促社会进化”、“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教育家周世钊（赞成“促社会进化”，第二项弃权），华侨教育家张国基、女教授劳君展、魏璧等。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新民学会的成立、发展、变化及后来的分化，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湖南这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一代进步青年同中国革命、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全国的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来以后，学会内部即逐渐产生思想的分歧。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学会会员大体可分作这样三部分：一部分是否认现状的革命派；一部分是对现状不满的改良派和其他中间分子；此外还有少数会员受了国家主义影响，或图谋个人发展，不赞成进一步的革命活动，对学会散布各种不良影响。这后一部分人，不久就走上了与革命分离的道路，其中有的人后来终于变成了反动分子。例如熊梦飞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一二·九运动时，此人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却是国民党制造的所谓“新学联”（同党领导的合法产生的北平学生联合会相对抗的组织）的头面人物，坚决的反共分子。全国解放前，曾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由于反动罪行昭著，解放后被捕判刑。又如萧子升，到法国后，虽仍积极从事学会的活动，如组织会员分工协作，研讨各种学术，并利用在华法教育会工作之便，为国内传递信件等。但由于赞成普鲁东主义和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思想日渐右倾，为谋个人前途，后来终于同早年挚友分道扬镳，担任过南京国民党政府农矿部副部长、国家博物馆馆长等职。1945年后，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联合国工作，长期旅居国外，1977年12月在乌拉圭去世。学会大部分中间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多长期从事教育、科学和文化工作；全国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三部分人，是五四运动以后，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的不可避免的分化。为了严肃新民学会的原有宗旨和集体奋斗精神，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邀集新民学会会员讨论学会政纲和各项问题时，曾提出“会员出会问题，因有些名义上是会员实质上非会员的，决定：（一）在《会务报告》内登一启事（亦刊《会员通信集》第三集）（见下）；（二）会友录里不列名（因此熊梦飞的名字没有列入《会务报告》中）；（三）开会时不约”。通过“启事”如下：“敬启者：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员满意者；本会对于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本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这个决定，使不赞成学会原有宗旨的人当时即从学会分离出去，从而使学会的组织更加纯洁。
从新民学会的产生与成长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一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即具有强烈的党性观念，即有意识地努力建立一个新式的严格的秘密革命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湖南兴起的革命运动中，新民学会实际上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学会之所以做到这一点，自然是由于有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卓越的领袖。
据《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四期《新民学会会员介绍》资料所载，学会会员共74人，内湖南第一师范学生39人；外省籍一人（刘清扬）；妇女18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31人；长期从事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的30多人（其中教授十余人）；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要职的除萧子升外，还有任培道（1894—1989，女），她原参加过文化书社组建工作，后留学美国，为知名教授，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台北女师校长等职。
新民学会最初成立时，是一个进步的学术性团体；到1920年时，发展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就变成一个以政治性为主的革命团体了。这在下一章将要谈到。1920年7月，法国的学会会员在蒙尼达举行的5天会议，1921年1月学会在长沙举行的3天会议，都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蒙尼达会议14个会员中，有8人先后入党，1922年又成为创建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重要骨干。参加长沙会议的18名会员，会上有12人赞成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中部分人成为湖南建党的骨干。湖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集中在新民学会，成为学会的核心，这个核心（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等，在法国是蔡和森、向警予等）实际上起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他们在思想理论和干部组织两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准备。因此，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谈到新民学会曾起过共产党前身的作用，即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当然，从整个学会的宗旨、性质、指导思想和成员组成等方面而言，都不同于共产主义小组，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已列入陈的建党计划中：“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陈独秀、李达等将上海建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并寄去《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上海、北京小组成员中，李达、李中、李启汉、林伯渠、陈公培、周佛海、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缪伯英等，都是湖南人，都与长沙小组成员有联系。1920年冬，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人，贺民范也可能是小组成员。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民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自动不存在了。
留法勤工俭学
新民学会成立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具体问题，就是会员的出路问题。大家都从学校毕业了，往何处去呢？这个问题又同学会会务的开展有密切的关系。学会的目的在革新思想，以求个人与人类的向上，怎样才能找到实现这个目的的道路呢？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话说，就是必须去求世界的学问，从中加以研究、抉择。大家都留在长沙，这两个问题自然都不能得到解决。
学会成立前后的几个月中，大家常讨论这个大问题。结论是必须向外发展：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开展大规模的自由研究。当时还不知道法国勤工俭学之事。何叔衡最先提出到日本去。经过反复商量，公推罗章龙先行，俟得罗回信后，大家再谋陆续出发，罗负有投石探路的使命。学会成立后不多天，罗即起程，时间大概在4月下旬。他一路游历名城胜迹，抵达上海后，忽悉日本东京发生迫害中国侨民的风潮（1918年5月7日），便中止赴日，满怀义愤而回到湖南。罗从长沙动身时，学会会员和友好四五十人，集北门外平浪宫设宴欢送。不少人赋诗赠别。毛泽东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共22句）保存下来了，使我们得以了解到他们当年的豪情壮志和宽广胸怀：“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曾在中国招募了十五六万人去做战争勤务，现在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这时先后在法国居留过的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还和一些法国人士组织了一个华法教育会，蔡当会长，李任书记，在华工中进行教育工作。蔡元培等回国后，在北京设了总会，上海、广东设了分会，宣传勤工俭学的主张。1918年5月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便将这个好消息写信告知毛泽东、萧子升等。
十月革命的炮声这时正开始传到中国。“劳工神圣”之说，在《新青年》上虽然要到1918年11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五号才有正式的反映，但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学会会员之中，关于劳动的伟大意义及其同知识的关系，是一个并不陌生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自己或多或少有亲身的体会；另一方面，例如从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特别是他晚年把土地分给农民，直接从事劳动，过着勤劳、寡欲、斥“富”、排“惰”生活的事实，也得到很多启示。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他们在岳麓山过的那段工读生活，就是受到新村主义的影响，曾筹划过“新村”的蓝图，想创设一个“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的新天地。这个“世外桃源”当然只能是一种空想。因此，这时他们都很赞赏这个号召，无不跃跃欲试。同时，还由于当时不可能直接到苏俄去，东欧德、奥、捷各国又正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而法国正是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国家。这种既做了工，又可求得学问，并且能就近了解苏俄和欧洲革命情况的勤工俭学办法，对一般有志青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