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韩蕲王——兼答“绥德汉”缘起所问刘汉腾
大约有十数余年的时间了，或因公务来绥佳宾之约，或因本土朋友聚会，酒席宴间、寻胜访古途中，每多以“绥德汉”之缘由涵蕴为问，我无不为之倍多窘困：“绥德汉”，怎能以片言只语了得？凡此境况，我只好援引宋蕲王韩世忠类比，恳请客人、朋友于闲暇时去研读韩世忠之生平传略！
我所以如此指说，其原由只在于我大半生的感受：绥德这一方热土，或古或今，堪称精神家园者，唯民风习俗中崇祀韩世忠神灵这一事象，别无他！而今，慨叹年届古稀，总觉此生尚有一份未了情难以释怀：身为绥德汉子孙后代之我辈，却对“绥德汉”不甚了了，这不能不说是我绥德人的一大哀叹！执著于此情此念，浅见如我偏又更萌生哀叹：当此新世纪，中华民族诚然以大国巨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伟大中华之泱泱十数亿人，或为官方、或为民间，最缺憾的恐怕是绥德汉韩世忠式的臣民太少太少。这又岂止单是我绥德人的一大哀叹？
即因此，我确乎每多追念蕲王。由是，遂有此命题文稿分述如下——
且为泼韩五辨——追念篇之一
《宋史》以及宋、元、明时有关韩世忠的传闻、笔记文本中，差不多都说到韩世忠于少年时有“泼韩五”这一称谓。时越数百年，而今竟有文人因此撰文，确指韩世忠于青少年时是一个“市井无赖，甲级流氓”。面对如此恶言诋毁者，惟惭愧我辈太孤陋寡闻，真不知道此人身居何地，其德行又属哪个等级？
但凡留意或看过宋代史籍的人都知道：韩世忠出生于宋哲宗元佑四年己酉（1089年4月16日），于徽宗崇宁四年春（1106）籍入戎伍，其时只十八虚岁。当年的绥德父老为什么说他“泼”呢？窃以为当初的州城父老选择这一个“泼”字极有分寸、极准确生动。“泼”者，仅泼辣、泼蛮而已，其含义只在于赞许少年韩五有胆魄，言行举止无所顾忌亦无所畏惧，与“无赖”、“流氓”并不沾边！试问：这个正值少年之季、尚未涉世的小韩五，敢于搏杀巨蟒、煮肉而食，敢于揭榜邀赏、降服伤人害牧之野马，敢于只身深入响马洞中去探险，你说他泼不泼？更何况，当此岁月中，韩五早已练就一身好武艺，每当边衅频临，故土家园遭受异族侵害时，甘以“敢勇应募乡州”去直面生死拼搏，迎战来犯之敌，“期于战获鬻级以偿。”于此，且不说他杀巨蟒、降野马唯有益于一方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而了无侵扰当地官家民间利益之过失，且不说他“以敢勇应募乡州”舍身去保家卫国之举宜当称诵，我辈只恳请读者注意这“期于战获鬻级”六个字的含义！
原来，少年韩五不单嗜酒好拳，而且，为人特崇尚义气，经常领上他的穷哥儿们入酒肆饭铺去浪吃浪喝，待酒足饭饱之后，只一声“账记在我名下”便拍屁股走人去了！这样的欠债何年月偿还？这“期于战获鬻级”六个字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难怪时至今日，在我绥德父老中，尚留有“韩五的钱——钱是好钱，有年没月！”这么一句歇后语来比喻虽身处贫穷且崇尚信义、概不赖账的欠债者！韩五甘自掂上人头去玩命沙场，试身手于刀枪丛中，只是为了邀功偿还他所贳欠下的酒饭钱，这样的少年儿郎，你说他泼不泼？
至此，我辈更相信为我绥德父老口耳相传的“泼韩五”则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即韩五出生在古州城南关砭上的一个破瓦窑里，四个哥哥相继死于瘟病，韩庆、贺氏夫妇偏偏有幸又生得这么一个蛮悍不羁、野性子韩五儿！这韩五稍长大后越发蛮野，时不时翻墙揭瓦、惹事生非“胡”作害哩！可凡是遭他作害的，都是那些为富不仁、强权霸道人家。对弱小贫苦人家，韩五从来不欺侮。“麻石头街上绊坷多，挨打受气的尽是乡里人！韩五是乡里人，却不认这个理。那怕是天王老子地王爷，平白无故欺侮乡里人，只要叫韩五碰上，他准要为乡里人撑腰壮胆，添一顿拳脚，争一份道理！正因此，凡骂说韩五是“泼皮”、“无赖”的人，多是州城中那些有钱有势、多有作恶的人家”……
关于韩五之“泼”，不妨论断曰：这一别名，正是当年的绥德父老用平民百姓自身的眼光和语言来审视、赞许少年韩五是一个血性男儿！而他这一份“血性”，既来自其先天血缘，亦同时为绥德这一片热土后天所滋养！为此，不妨请看如下两点：
（1）史载韩氏家族由晋入陕，落户于古州城南纸坊沟村。韩世忠之曾祖韩则，“居乡以义侠闻，家故饶财，赈贫药病，多所全活”。又据绥德父老口耳相传，韩世忠祖上所以家道败落，是因一场瘟疫所致。经这次劫难后，韩氏三代只留下韩庆夫妇一家人，被逼流落于砭上，寄身于破瓦窑中。至此，可不可作如此推断：在这一场瘟疫漫延中，以义侠闻名的韩则老人，为了邻里乡亲，不惜献出了自家所有，来与这一场灾难抗争，致使自家尚且富裕的产业终于败落。历史长河，岁月悠悠。在我绥德汉人群之中，并不乏如此事例，譬如，清光绪三年大饥，四十里铺乡绅顾生德独力捐赈，济该铺左、右四十余村，自三年冬至四年春，家产几尽，该生因忧而卒，铺民德之，共建功德坊以示不忘。顾生德之高风亮节，也许与韩则老人一脉相承、前呼而后应。说少年韩五的“血性”来自先天，自有其祖宗遗风、先辈血缘在，还可援引其十八岁籍入戎伍为证。崇宁四年，西边多事，军府校艺，少年韩五以骑射绝伦、力挽三百斤铁胎弓之惊人技艺而被选入军伍，这当然是件十分光彩的事儿，但是，当即便要随从党万所部去出征银州。韩庆夫妇自然会想到韩氏家族的独根苗儿韩五此一去意味着什么，于是，心怀顾虑，表示不同意。然而，只经儿子“大丈夫当建功立业取公侯，岂可龊龊自守？”如此一激励，老父亲便“奇其志，乃听去。”由此可见，这位韩庆老爹不也系“血性”人欤？
（2）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古绥德州“地近边陲，俗尚强悍”，“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是古绥德地域的历史写照。而且，地土贫瘠，自然灾祲频仍的险恶生态，造就绥德人不强悍则难以生存，难以自保；无侠肝义胆则难以偕力结群，抗御灾祲与异族入侵。史载韩世忠少年时即酷爱武功，整日与其同年哥儿们戏槊于二郎山上。其实，我辈认为那是古绥州一方民风中的少儿游戏习俗，与古今之绥德人习惯以大秧歌为乐一样！尚记得，时至民国，古绥德州地域民风依然有重武轻文遗风。赵雄因撰《韩蕲王神道碑》文而追述当年绥德州地之历史渊薮，曰：“自起翦以来，山西出将，尚矣。呼吸风雷，动摇山岳，战胜攻克，卓然以勇略闻者，班班不绝于册书”，诚哉斯言！尚在唐初，则有绥德汉张平高从李渊反隋，后因功封肃国公，死后又追封为罗国公，入祀州城文庙乡贤祠中；晚唐则有绥州刺史高思祥，世代为边将，绥民念其功德，于其死后，就在高氏祖籍古州城南三十华里之淘沙川岸，为其建立专庙，每年香火祭祀。于此，更应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当在韩世忠出生前之宋神宗元丰七年（1082），有高思祥之后世孙累功授官六宅使、鄜延路钤辖、宁州刺史、荣州团练使之高永能战死于永乐城。这位共为绥德州地万民百姓视为保护神而为西夏军旅闻风丧胆的高老将军，西夏王国竟不惜以偿金与其等身的价码召令部下或擒俘、或斩首。不幸于此永乐城大战中只因受制于监军太监徐禧，面对全军覆灭，竟拒不“从其孙昌裔掖之从间道出”，只好在“吾自结发从事西羌，战未尝挫，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恨无以报，此吾死所矣”如此一席长叹之后，“易一卒敝衣，巷战而死！”高老将军之死，慷慨悲壮，义无反顾！绥德父老念其生前恩德，敬为神灵，同与其先祖高思祥俸侍于一庙，勒石树碑，以祈永垂！至元帝国，出于笼络汉民族之怀柔政策，于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年间，特诏赐高永能祖孙之神庙香火地三十顷，以期恩养祭祀于不绝！
绥德民间有“泼韩五”曾于“响马洞里得天书”的传说故事，而淘沙川高永能祖孙之神庙恰与响马洞相距仅只一箭之遥，不难想像，高永能祖孙辈之忠义勇武的故事，又岂能不对天生“血性”、嗜好武功的韩五有更多的激励？至此，不妨结论曰：少年韩五之“泼”、之蛮悍、之“血性”，也同时为古绥德州之地域人文、民风习俗所造就，既是“泼韩五”之独特个性，亦是古今绥德汉之共性！为此，我辈于此篇末亦不妨寄语那些个着意诋毁韩世忠青少年时是“市井无赖”、“甲级流氓”的文人先生们，还是多读一点儿历史，多走访一些地方，而后再来舞文弄墨，也许会少些胡说八道，少惹引读者瞠目反胃！
文死谏，武死战——追念篇之二
十八岁许身戎行，矢志报国，是韩世忠人生履历中至关重要的一大跨跃。如前文所述，韩五虽以“泼”闻名于世，但也同时令人明显地感到：历代绥德汉所特有的人格魅力诸如轻钱财、重许诺、尚义气、志存高远等，少年韩五无不具备。“大丈夫当建功立业取公侯，岂可龊龊自守？”这既是他从军伊始的人生宣言，亦是他许身戎伍后的最高追求。而这，也正好与历代封建帝王要求文武臣僚必以“文死谏、武死战”为最高行为准则合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是也！
自崇宁四年入编军籍伊始，至绍兴十一年（1142）十月罢官归隐，可以说，其间之三十五年，韩世忠无时无刻不在为江山社稷之存亡，百姓生灵之安危而运筹帷幄、喋血沙场。孝宗朝礼部尚书赵雄为蕲王所撰万言神道碑记，追述其一生战绩有曰：“摧劲敌如拉朽、芟剧盗如刈菅，大战数十，小战数百，封功盛烈，光照古今”，“秦、汉而下，可以言智谋、忠义如古名将者，若诸葛亮、郭子仪，其庶几乎？”正因如此，高宗皇帝不但一而再三以官爵赐封，且以御书“忠勇”大旗、功推“中兴武功第一”等褒奖以示恩宠。孝宗帝更以“中兴佐命定国无勋”冠其碑首，盖棺定论。或古或今，对绥德汉韩世忠的一生，再没有谁能比孝宗、赵雄君臣二人更了解、更熟悉！神道碑记字里行间充满敬仰之情，确乎出自赵雄的一片真心。至于所述高宗皇帝累示“宠爱”，抑或亦发自肺腑，我辈则大不以为诚然如是！
余每读《宋史》、《南宋纪事本末》等史书以及此神道碑，蕲王叱咤风云之英雄形象、忠勇无畏之凛然正气，时不时跃跃然如在眼前，令我欣慰，令我敬仰，遗恨不能与其同年月共干戈。然而，每读至诸如“周身刀枪箭斑如刻画，十指仅全四指”，“王穷追不己，贼伏溃卒数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胄，上马趋之，矢石雨下，臂、指、吻、鼻中四镞。王怒，折弓箭，拔刀径前。”“王令中军曰：‘今日当以死报国，若面不带数箭者皆斩！’士殊死斗……王嗔目大呼，挺刀径前。”这些句段，我辈遂不忍卒读而倍多伤感叹惋！绥德汉韩世忠，身为统帅，每临阵总是身先士卒，置生死于度外，所为者何？“武死战”又为何？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君君臣臣，背负沉重的儒家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绥德汉韩世忠在生死关头，只能如是！
然而更令人伤感叹惋的则是：韩世忠位极人臣，虽不在文僚之列，却也无愧“文死谏”经咒！
众所周知，徽、钦二帝入虏为质，中原沦丧，当此民族危难、国将不国之际，唯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构驻军于济阳，算是大宋王朝余脉尚在。即此时刻，首先是绥德汉韩世忠领所部赶至济阳劝进。金人当然不给北宋王朝残部以喘息之机，“纵兵逼城，人心汹惧，王据西土台力战，虏稍却。异日再至，而酋帅白马三郎以众数万薄城。”其时，韩世忠所部将士仅千人，与贼遇，“即单骑突之，斩酋帅以还，部兵乘胜鏖斗，虏众遂溃，南京解围。”值此机会，韩世忠再次“诣济阳劝进，遂扈跸如南京”，赵构由是即皇帝位，史称高宗。从此，始有偏居江南一隅之南宋。请读者注意：即此时月，韩世忠便奏请高宗“移跸长安，下兵收两河”。《宋书》以及赵雄所撰之神道碑皆以“朝议不从”为之掩饰。窃以为只怕是并非“正宗”的赵构首先不肯听从！
或问断言“掩饰”一词何所据？
有关韩世忠眷念故国故土情深意笃之文字，宋、元史册中累见不鲜。故国故土，诚为韩世忠时时事事不能忘怀，正因挚此深情，面对数十万之金兵来犯，韩世忠总是置生死于不顾，每战告捷，总是不忘“陕西诸路乃出兵产马之地”，恳请高宗能幸驾长安，以图恢复大计。为元初丞相妥妥所纂之《宋史·韩世忠传》中更有这么两节文字，曰：
于绍兴七年，“金人废刘豫，中原震动。世忠谓机不可失，请全师北讨，招纳归附，为恢复计。会秦桧主和议，命世忠徙屯镇江。世忠言：‘金人诡诈，恐以计缓我师，乞留此军蔽遮江淮’，又力陈和议之非，愿效死节，率先迎敌，若不胜，从之未晚。又言王伦、蓝公佐交割河南地界，乞令明具无反覆文状为后证；章十数上，皆慷慨激切；且请单骑诣阙面奏，帝率优诏褒答。后，金果渝盟，咸如其言。”
“金使萧哲之来，以诏谕为名。世忠闻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许！愿举兵决战，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又言：‘金人欲以刘豫相待，举国士大夫皆为陪臣，恐人心离散，士气沮凋。’且请驰驿面奏，不许。既尔伏兵洪泽镇，将杀金使，不克。”
我辈每读至此，莫不为绥德汉韩世忠审时度势、忠心耿耿热泪浸心。这决非我辈多情善感，徒为走书诓戏而轻抛儿女之泪。至此，不妨就上述摘引文字略加评述，相与读者共切磋：绍兴五六年中，涟水、淮阳等大小战役，金兵以及伪齐来犯之敌，莫不累战累遭惨败，逼于韩世忠、岳飞等将领之不可征服，金人素性撕破面皮，废弃儿皇帝伪齐刘豫不再依靠，进一步将“以汉治汉”之诡计深入至南宋朝廷、高宗身边，专打以秦桧为首的“内奸”牌。秦桧夫妇先后从大金国回归南宋，古今史学界多有质疑文章定论：货真价实的内奸！南宋臣民莫不心明肚知，何高宗却能视若股肱、言听计从？说白了，唯一的“天机”即是高宗不愿乃至害怕失去屁股下坐的那一把龙椅！韩世忠累言迎还“两宫”，黄天荡大战中金兀术眼见死无归路，可怜兮兮地一而再三直面乞求韩爷能给他一条生路，得到的答复，只有两句话：“但迎还两宫，复归疆土，归报明主，足相全也！”倘若“两宫”迎还，你将赵构如何搁置？反视秦桧力主和议，直至公然敢于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父子，其嚣张何至于此？窃以为，秦桧手里定有如此一张“底牌”：你高宗若不屈从“和盟”，徽、钦两宫立马即可从北国返回！秦桧完全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高宗皇帝：与其让徽、钦二帝回来做伪皇帝，你做岂不更好？你做皇帝，尚可给南宋王朝保一点面子，你何乐而不为？赵雄神道碑中亦隐隐约约地透露出秦桧敢于力主和议的个中“玄机”：即“时桧主和议甚力，自大臣宿将万口附和，王独慷慨泣涕上章以十数，为太上开陈和议不可之状。”敢问此“自大臣宿将万口附和”九个字的潜台词是什么？孝宗朝的赵雄只能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