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的租庸调制
624年，唐高祖下令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唐代的均田制继承北魏而来。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由中央政府对臣民授田。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有：
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笃疾、废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若为户主，每人受口分田三十亩，永业田二十亩。
对贵族官僚授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
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可以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可以出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租庸调制是国家的田赋制度，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租庸调制对均田农民的三项主要所得，项目分明地进行征收。配给百姓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仍缴还政府，在其受田时期，令其负担的租额，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百姓对国家的义务劳役，每丁每年向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徭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各地百姓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每丁每年交纳绢二丈、帛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贵族官僚不用纳租庸调。
唐代租庸调制下的租额，仅为四十税一，和汉代的三十税一相比，更为优减。每人每年服徭役二十天，较之汉代每人每年服徭役三十天相比，是减轻了。唐代租庸调制比汉代定额轻，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
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是紧密配合的制度。国家为百姓制产，务使大家有田地，百姓可以向国家完粮。即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使有身者同时有田有家。
二、唐代账籍制度
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推行，关乎百姓民生和国家赋税的征收。首先，要靠账籍的整顿和规范，若账籍出现错乱，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推行就不可行。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自小孩出生到成丁，以至老死，都登载上。当时的户口册就叫籍，全国户口依照经济情况分列九等。户口册需要同时造三份，一本存县，一本送州，一本呈户部。政府的租调，全部以户籍为根据。账是壮丁册子，在今年即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这是庸的根据。唐制，每岁一造账，三岁一造籍。壮丁册子一年重造一次，户籍册子三年重造一次。一次称一比，因其可以用来和上期的薄账相比对。唐制，州县经常保存五比，户部经常保存三比，如是则地方政府对户口壮丁变动，可以查对到十五年，户部可以查核到九年。这一工作相当麻烦。户口有异动，田亩有还受（丁男十八授田，六十为老还官），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普遍经常地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与模糊。这需要具有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否则很不容易历久不衰。而且唐代很快就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强盛的光明时代，造册人出现人事的松懈，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无关大体的，有些偷懒马虎是难免的，遂使账籍逐渐出现错误，与实际经济情况不相符合，年岁日久，账籍中的错误越来越多，与实际经济社会情况的背离度越来越大，遂使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变得不可行，继而出现崩溃。其次，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制度的内在缺陷。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制度用意颇似现代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均田制与租庸调制需要对全国民众，每个家庭、每个壮丁都照顾到，计划到，在中国这一广土众民的国家其实很难做得到。现代的计划经济对每个人做计划，尚且做不到，何况中国古代交通不便，政府组织简单，纸张也不便宜，书写也不方便，更做不到这样的计划。到后来，逐渐出现户口登记错乱，均田制与租庸调制遂不可行。
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崩溃还与下列因素有关。第一，政府手里掌握的土地田亩数量越来越少，而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土地田亩不够分配，后来出现无田可授的情况；第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贵族官僚和地主豪强大门第兼并土地，从中舞弊，阻挠和破坏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推行。
就唐代账籍制度而言，可见任何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而且任何一项制度，必与其他制度发生交互影响。故凡是一项制度之成立，也决非此项制度可以单独成立的。
三、唐代的两税制
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瓦解的情况下，为了收取赋税，保证国家财政的需要，唐政府在全国推行了两税法。
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得到皇帝唐德宗的准许。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唐代中央政府是以779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物，作为户税和地税的总额分摊于各州；各州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物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的总额分摊于各地。户税和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分上上至下下九等）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田亩，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是一种新的赋税制度，具有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
积极的一面是：
首先，国家征税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下，国家征收的标准，主要依据的是丁身，即人口征土地税；两税法国家征收的标准，主要依据的是土地的多少，即财产的多少征税。以前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很强，迁移不自由；两税法实施之后，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户无主客，已见居为薄，人口迁移较为自由了。
其次，税收负担较为合理化。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下，以丁身为本，土地多的地主和土地少的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的数量一样，个人赋税程度不均衡，不合理。两税法实施之后，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财产多者多缴税，财产少者少缴税，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国家扩大了纳税面。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逐渐败坏的情况下，流亡农民日益增多，流亡农民到流亡地以后，由于没有在当地授田，按照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规定，他就不在流亡地纳税，同时他也不在原籍地纳税。两税法实施之后，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当地不管土户、客户，只要有财产就得纳税。贵族官僚原先负担户税和地税，两税法就是由户税和地税发展起来的，贵族官僚理应纳税。两税法的推行，扩大了纳税人群，在国家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也能增加政府的收入。
消极的一面是：
首先，租庸调制三个项目分得很清楚，两税法把这三个项目归并在一起，手续简单了，日久相沿，把原来化繁就简的来历忘记了，后来遇到政府要用钱，要用劳役，不免增加新的赋税项目。而这些新的赋税项目，早已在两税中征收了，现在再加入此赋税项目，岂不等于加倍税收。这是税收项目不分明之弊。
其次，采用两税法收税，出现各地租额和税率不相同的情况。中国历史上的田赋制度，从井田制到租庸调制，全国各地租额，由政府规定，向来是一律平等的。两税法把全国各地田租按照同一规定数额征收的精神废弃了。旧的田赋制度是一种量入为出的制度，即先规定了田租定额，政府照额征收，再把收来的田租作为政府每年开支的财政来源。两税法是量出制入的，当时杨炎定制，是依照其定制的前一年，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的田租收入为标准而规定以后各地的征收额的。后来中央政府的征收就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随地摊派，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了。推行两税法后不久，全国各地的田租额出现了轻重不等的情况，大相悬殊。随着各地的经济情况变化，形成贫穷的地方更贫穷，富裕的地方更富裕的状况。这是唐代两税法严重影响到之后中国各地经济升降的情形之所在。
再次，采用两税法收税，政府为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方便起见，牺牲了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一项经济思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自推行两税法，政府便认可民间农田的自由转移，失去了为民制产的精神。结果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并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最后，采用两税法收税，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农民需要卖出米粮，换了钱来纳税。如是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
唐代两税法的推行，不仅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革，是中国税制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分水岭，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变革的重大转折点。两税法的意义在于：
第一，简化了税制，简化了税种，将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为户税和地税两种，代表了税种由繁多到简化的历史趋势。
第二，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种以财产多少为主的纳税方式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标志着国家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财产为主的转变。
第三，两税法的颁布意味着租庸调制的废除，与租庸调制为依托的均田制——政府直接控制全国土地的、法理上的土地国有制，实际上也被正式宣告废除了。表明土地制度由土地国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变。
第四，两税法不再直接控制农民的人身征取赋税，特别是征取力役，实际上废除了农民的徭役制度。意味着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弱化，人口迁移的自由。表明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由强到弱的变化，人口迁移由困难到容易的变化。
第五，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表明了纳税的程序由繁琐到简化的变化，节约了纳税的成本。
第六，两税法以后，以货币计量完税成为税收的发展方向，货币币值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纳税者的负担。两税法的征收，代表了税收由收取实物形式向收取货币形式的转化。
第七，两税法隐含着公平税赋的思想。实行户无主客，已见居为簿的原则，不再区分土户和客户，全都以现在居住地方为准登入户籍纳税，不分贵贱和身份，按资产多少分等交纳税收，每个人都要履行纳税义务。在两税法中已经有了要公平纳税的理念，只是还没有明确提出而已。
第八，两税法的量出为入原则，规定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定出全国总税额，分配给各地征税。中国古代财政制度一向遵循量入为出原则，在清代以前，我国始终没有产生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本质上是量出为入的。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这就开创了我国预算制度的先河。
第九，两税法将租庸调和其他的杂税、杂费统一为两个税种，首开了中国费改税的先河。
唐代两税法的推行，使农村形成数量众多的地主。这种小数量的经济集中，可以使士大夫知识分子退到农村做一个小地主，农村文化因有经济基础而获得营养，得以发展。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而没有安放在都市，这与两税法推行的后果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也说明了两税制度为什么能从中唐一直推行到清末的原因。
四、汉唐经济财政之比较
把汉唐两代的经济财政政策相比，可以见到恰恰相反之势。汉代自武帝创立盐铁政策，这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有过富者，而在经济上加以一种限制。而对于下层贫穷的人，政府却并未注意到。虽说汉代田租是很轻的，但农民并未得到什么好处，穷人很多，甚至于逼得出卖自己为奴。政府的轻徭薄赋，只让中间地主阶层占了便宜。唐代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用意，在于不让民间有穷人。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最主要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尤其侧重在为民制产。至于上层富人，政府并不管。在唐初，商业很自由，不收税。而每一个穷人，政府都设法授田，使其可以享受有一定水准的生活。简单一点说，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这一情形，唐代人与汉代人相比，唐代人似乎要高明一些。唐代可以容许过富，却不让某人过穷，这仅限于初唐。有些类似于现代英美的自由经济。汉代人似乎不太高明，汉代只注意不让过富，没有办法防止一般劳苦下层民众陷于过穷。等到唐代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崩溃，改成两税制，茶盐各项都一一收税时，便和汉代差不多了。
汉唐两代的经济财政政策的变化都是由兵祸引起的。汉代的盐铁政策，缘起于汉武帝征伐匈奴，向外用兵。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破坏，茶盐诸税的兴起，是由于唐玄宗向外开疆拓土，继而引起军人作乱，内战频起而造成的。
“唐代经济制度利弊得失分析”
唐代经济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经济制度的共存时期。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
唐代历史比较长，有289年，社会比较开放，统治者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进行着制度创新。唐代创立的许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