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400多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大迁徙、大混杂和大融合，到隋唐时期各民族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认同显著加强。以这种历史底蕴为基础，唐代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心胸更加豁达，“华夷之辨”的观念趋于淡薄。唐代的民族与宗教制度和政策对于大唐盛世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国人称汉族为“汉人”，海外国人则无论何种民族统统以“唐人”自称，可见，唐朝对各民族人民影响之深。
一、唐代的民族
作为唐代皇族的李氏集团，就是一个掺杂着少数民族血脉的家族。在李唐起兵之初的谋臣、武将圈子里，多有胡族出身。入主中原之后的李氏家族自然看待少数民族的眼光就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表现出独特的特点。唐代的民族制度和政策在唐代前期实行得较好，后期实行得较差。
唐代的民族制度和政策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唐代具有民族平等思想，与国内各民族和海外各民族平等交往，具有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唐代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认识，形成了以天下为一家的民族平等思想，造就了唐代皇帝以万国之主自居的强烈自信。唐代时中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也造就了一种胸有成竹、凭高视下、怀来四方的开放气魄。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民族认识上的不偏不倚体现了一种博大包容的宽阔胸怀，反映出唐代统治阶层的国家观和天下观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原和华夏，而是一种囊括中原和四夷在内的大一统的观念，既自信大度，又高度负责。
当然，唐代统治阶层不可能真正做到将各民族一视同仁，但对少数民族确实实行了以恩惠为主的开明政策，通过与少数民族间的通好、和亲、互市、册封、结盟以及建立羁縻府州等，大大缩减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
其次，唐代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具有包容四方、海纳百川的开放气魄。
唐代中央政府设立了鸿胪寺、礼宾院和典客署等机构，专门负责接待各国的使节和宾客，还在边远之地设立互市监、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唐代与300多个国家建立了朝贡关系，较为密切的有70多个国家。朝贡关系虽有贡物与赏赐的经济交流，但实质上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写照。唐高宗时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各国贵胄使臣云集唐都长安拜谒李唐天子，许多人被唐廷授予勋官之职。当时来唐使节最多的国家是新罗、日本和大食，唐代文明对新罗和日本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更加稳固。
唐代政府在选官任官上采取汉胡并用，基本上没有偏重和华夷之分，甚至对胡将胡兵尤为重用，也有不少外国人在唐为官。文化上大批接纳少数民族政权贵族子弟和外国留学生入唐学习，甚至他们可以进入唐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并享受衣食优待。唐代还为外国留学生专门设立了宾贡科，考中者称宾贡进士，可入仕做官。
二、唐代的宗教
唐代大部分的时间里对宗教不加以限制，任其发展和传播。但不同的帝王时期由于个人的偏好不同，而推崇不同的宗教。唐代由于对外来的宗教采取放任的态度，其结果就是传入中原的外来宗教很多。
唐代的宗教制度和政策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
首先，唐代统治阶层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需要倾向不同的宗教。经过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百姓渴望安宁的社会环境，道教主张与民休息，故唐初崇尚道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诸帝都提倡佛教，武则天时达到高潮。武则天将佛教排位高于道教，自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为企求长生，笃信道家的修炼之术，用于崇道活动，以致政事荒废，诱使安史之乱爆发。
其次，唐代时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导致多教并行，同时存在。唐代统治阶层不再采取“独尊儒术”之策，而是基本推行了儒、佛、道三教并用的政策。唐太宗虽大力提倡儒学，但也认为佛、道二教皆可有益教化，确立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并用的政治指导思想。唐代统治者对三教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侧重，但三教并用的政策基本上得以推行，并召集三教头面人物进行“三教讲论”，就三教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辩论。这不仅有利于三教间的相互吸收，而且形成了一种自由的文化氛围。
再次，唐代统治阶层推行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政策，导致新传入的宗教很多，造就了多教并行、共同发展的局面。唐代不但佛教、道教、祆教有发展，同时新传入的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得到一些传播。佛教到隋唐时佛经翻译的质量和数量大为提高和增加，中国本土文化因素更多地渗入其中，除继续援引玄学入佛外，佛教主动吸收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并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融进佛教体系。佛教被儒、道改造，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的佛教众多宗派，佛教已经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品格。景教，唐太宗允许在京城长安义宁坊为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摩尼教在武周时传入中原，后来传入回纥并成为回纥的国教。大历三年，唐代宗准许回纥在京城建立摩尼教寺，并赐额“大云光明寺”。
最后，唐朝对宗教实行了更为规范的管理。具体来讲，其一，将宗教事务纳入国家管理体制之中。唐初由鸿胪寺崇玄署管理佛道事务，武则天以后，僧尼的管理权归尚书省礼部的祠部，两个部门的长官均由俗人担任。在地方上各寺院虽由僧人负责管理，但他们的任命权却在祠部。唐代的僧官制度与以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僧尼的主要管理权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常设官署，唐代各级官吏被赋予检查僧道活动的权力，形成了以俗官为主，僧官为辅的局面。其二，实行僧道度牒制度和户籍制度。为控制僧道人数，唐政府实行度牒制度。所谓度牒即是官方发给合法出家者的证明书，僧尼以此牒为身份凭证，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免除地租和徭役。其还俗或死后，则要将度牒归还官府，严禁转让。《唐律疏议》规定：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另外，为对僧道进行统一管理，掌握总体情况，唐还建立了专门的僧道户籍，和民户一样，三年一订正。户籍一式三份，分送州、县和祠部，以备不时检查。其三，严格控制寺观经济。佛教的基层组织为寺院。唐文宗年间由于推行两税制，对寺院田产征收与民田一样的粮税，使寺院经济的特权大大削减，但出家人继续享受免役的特权。
“唐代的民族与宗教利弊得失分析”
唐代中外文化的多元发展进一步造就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气质，而以此作为深厚的底蕴，也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民族恢弘大度、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保持中华文化延续性的根本恐怕就在于中华文化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唐代儒、佛、道三教间长期的相互碰撞和吸收，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中唐以后的诸帝逐渐丧失了唐初各帝的求治之心，礼佛与片面扶道现象不断出现，导致宗教发展阶段性失控，使寺院经济膨胀，国有土地减少，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唐中后期的宗教政策，或重佛抑道，或灭佛兴道，有统治者利用宗教的成分，也有统治者个人宗教偏执与迷狂的成分。
唐代政治述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唐代前期的一百多年里，政局相对稳定，经济逐步走向繁荣，军事强大，文化发达，疆域辽阔，对外经济文化交往频繁。到唐玄宗的开元时期，盛况空前，气象万千，空前绝后，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景象。
唐代在中国制度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是制度发展史上的转折中枢。在中央政府组织上，结束了中国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开创了下半段历史的尚书六部制。在选拔人才上，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乡举里选制，开创了下半段历史的科举考试制。在租税制度上，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开创了下半段历史的单一税收制。在兵役制度上，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普及兵役制，开创了下半段历史的自由兵役制。
唐代是建立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的。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冲击，旧有的社会关系松弛了，崩溃了，瓦解了，社会结构得到了刷新，可以说适度地进行了一些除残去秽的变革。唐代继承隋代制度创新的成果，而抛弃其虐民暴政的一面，以隋炀帝的虐民暴政为反面教材，调整统治政策，宽假百姓。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则进一步对社会结构进行了调整。旧有的上层皇亲贵戚和士族势力受到打击而趋于衰落，而社会中下层势力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的推行而得到提升，使社会结构相对合理化了一些，理顺了一些社会关系，为唐朝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而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励精图治，进一步把唐朝推向了繁盛的
顶点。
唐代的历史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泾渭分明的前后两部分。唐代前期，先后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有贞观遗风，政启开元”的武则天的治理，还有唐玄宗前期的“开元盛世”。一代一代的君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创造出不俗的业绩。有作为的君主，多集中在这一时期。唐代有名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狄仁杰、姚崇、宋璟、张九龄等，有名的谏臣魏徵，也都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明君贤相云集、治国有方的时期，为群星灿烂四射、耀眼光芒的时代。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乱象迭起。唐代中央政府按下葫芦起了瓢，手忙脚乱，而且自身也经历着不断的摆动、动荡和混乱，使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当然，不同的帝王时期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革除过一些社会弊端，清理过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略为有所作为的中后期帝王，如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果断废除过时的租庸调法，改行两税法；唐宪宗改革两税法，整顿漕运，平定藩镇，一度实现中兴；唐武宗大力灭佛，镇压藩镇，革除科举弊政，卓有政绩。但这些时期时间很短，终究日薄西山，实在难挽颓势，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势江河日下的状况。总体来说，唐朝中后期一些帝王的积极作为，大都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衰退的迹象，但延长了唐王朝的寿命。越到后期，统治集团自身也越来越骄奢淫逸，日益腐朽堕落，不顾人民死活，于是就有了唐末王仙芝、黄巢的农民起义。这时，唐王朝离寿数已近在咫尺了。
§§第三章 宋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