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为人妇的董鄂氏能在顺治的视野中出现，很可能同清代实行的命妇轮流到后宫侍奉后妃的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已经成为襄亲王妃的董鄂氏自然在命妇之列，到宫内侍奉后妃，也就为顺治同她的不期而遇提供了条件。
可真应了那句“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值得注意的是，孝庄皇太后在顺治十一年四月初五颁布了懿命，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为由，停止实施这个历代都没有的命妇入侍制度。皇太后很可能已经听到多情天子同弟媳董鄂氏的某些风流韵事。
按照太后的布置册立内侄孙女为皇后即将举行，此时哪能节外生枝；再说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又是个很看重礼法的人，一旦得知王妃红杏出墙、移情别恋，肯定无法忍受；为了满蒙联姻、为了家庭的和睦，孝庄决定立即把一切都消灭在萌芽中，切断顺治同董鄂氏幽会的途径，让他们把刚刚萌生的恋情冷却、淡化，在无声无息中消失。
从顺治十一年四月到顺治十三年八月十九的两年多中都发生过什么，已经无从考察，但可以想像得出太后的禁令并未能阻断顺治同董鄂氏的恋情，而且最终一些风声还是传到了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耳中。为此，董鄂氏受到了丈夫的“斥责”，而顺治竟打了这个满腹委屈的丈夫一个“耳掴”。博穆博果尔“乃因怨愤”在七月初三去世，董鄂氏作为未亡人而进宫。
董鄂氏对顺治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在为悼念董鄂氏所写的“孝献皇后行状”中，顺治写道：“后至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经卒业，习书未久即精，朕喻以禅学，参究若有所悟。”对《四书》、《易经》的学习，对书法的精通以及对禅学的领悟都使得董鄂氏同顺治在文化上志趣相投，彼此之间有说不尽的话题。
对顺治来说后宫佳丽虽多，但不是来自蒙古草原就是来自满洲世家，几乎个个目不识丁。
已经熟读经史子集的少年天子，又焉能寻觅到知音！平心而论，董鄂氏比起那些汉族才女，还相差甚远，但对于生活在文化荒漠中的顺治，却是难得的红颜知己。顺治帝炽热而又持久的爱，不仅在后宫，也在董鄂氏的心头荡激起巨涛。
难以摆脱的负罪感与情投意合的愉悦纠缠在一起，然而博穆博果尔之死，的确令董鄂氏在内心深处怀有负罪感，抚今追昔，百感千愁，“恨不相逢未嫁时”！她最终得到册封，堂而皇之地登上皇贵妃的宝座，并在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生下皇四子，而且此子一出生就被立为皇太子……宠冠三宫也使得她成为众矢之的，在情感激烈竞争的后宫，谁也不愿意成为失败者。
当翌年正月二十四日皇四子夭折时，顺治立即追封皇四子为荣亲王。
尽管在顺治诸子中皇四子是第一个得到亲王封爵的，董鄂氏仍能感受到妃嫔中那些幸灾乐祸的目光……顺治依然坚持立董鄂氏御制行状董鄂氏之子荣亲王生的儿子为皇太子，然而经受丧子打击之后的董鄂氏，已经虚弱到难以再承受生育的重负，一再向皇帝表示不必以己子为太子。
也许正是考虑到董鄂氏不可能生育的身体状况，废后之念再次在顺治的胸中涌动。本来他同第二个皇后就毫无感情可言，为了日后董鄂氏的处境，他必须让董鄂氏正位中宫。深知其中厉害的董鄂氏，在得知顺治已经停止向皇后进笺奏后，“长跪顿首固请”，并以“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力劝顺治放弃废后之念。
满蒙联姻笼罩着后宫，就像一条挣不脱的枷锁，禁锢着多情天子与他的心上人。董鄂氏一方面品尝着挚爱，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妒忌的陷阱，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慎之又慎。顺治十四年她的父亲鄂硕去世，对此董鄂氏的反应并非异常悲痛，因为她正担心父亲会依仗皇贵妃父亲的身份在外面招摇生事，父亲的去世反而令她不必再牵挂，她的理智似乎不近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