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顶大的长处是智慧。但什么是智慧呢？智慧有一个要点，就是要冷静。譬如：正在计算数目，思索道理的时候，如果心里气恼，或喜乐，或悲伤，必致错误或简直不能进行。
--梁漱溟
心理的关系
这次由上海到广州，来往都乘飞机，较上次由广西到广东坐飞机感觉苦，因为时间太长，机上虽不震荡，可是声音太大，用棉花塞住耳孔还不行。我大体上精神还好。同机者有一个年轻身壮的西装少年，气概很了不得的样子，但飞起五分钟后，即呕吐不止，我还帮忙照拂他。另外一人上机即睡觉。至于我只顾看风景，很替他们叹息，这样好的风景不能看。我的身体不一定比他们好，我平常坐船也不晕，不管风浪怎样大，呕吐的事从来没有过。我看晕船与晕机，都是心理问题为多，甚么事都怕心慌意乱，怕自己给自己暗示。暗示就无办法。从暗示引起一点事实，由事实更给以踣示；辗转循环，从心到物，从物到心，便不能支持了。但开头还是心，若开头心理坦然，物亦就不来了。最怕自己心虚，自己暗示。或者是需要相反的暗示，就是不怕，要气壮。
心理的要素，其转变人的力量很大，从催眠术及其他一类的事情均可诋明此理。我看见很多次催眠术，从催眠术治头痛牙痛及妇女种种病痛，它未能治别的，只是转移心理。我最初看催眠术，在民国元年，作催眠术的是熊飞卿，地点在一个大戏院里，他拿小孩实验得很多。其中有两件事：一件是将小孩催眠后对他说："屋中生火，很热"，小孩也说"热"，说"脱衣服"，小孩就脱衣服，说"热得很你出汗"，小孩就现出很热的样子果然出汗--那时正是冬天，戏院中并未生火。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是他对小孩说："把手举起，我不说放下，不要放下。"于是教很强壮有力的警察去搬，都搬不动。其实这些没有旁的神妙，都是心理的作用。还有，曾看过一本杂志，那上面说，印度有一怪人，仿佛是有魔术的人，他有种种怪事。其中之一怪是吃任何毒药，吃过了都平安无事。把这怪人带到欧洲去，许多医学家用种种毒药教他喝，都没有毒死，医学家简直莫明其妙，不知为甚么这样强烈的毒药到他肠胃里面不生变化。这许多的例，在我解释，都是心理的关系。古人传说，李广昏夜见石以为虎而射之；箭没入石颇深。白天再射，便不行了。这亦是心理的关系罢。还有人家失火，房屋燃烧，一妇人能将笨重行李物件提负走出；而其实平日是体弱无力的人。这皆见出心的力量大。人的生命原潜在着无尽的可能，并非魔术也。我常说中国人与印度人都是拿人类所最优长的理智这一点，不往外用，而用在生命本身上，以了解其本身生命。所有中国印度的学术都是从此开出的：也可以说中国人印度人在心理的开发创造上大而虽多。现在人或尚未发觉其重要，而理解之。要在人类社会改造后，经济制度有好的安排，大家吃饭问题有了解决，心里安，才能转移过来研究人生生命上的许多问题。
心理的调整
大家来到此地，都抱有求学研究之志，但我恳切的告诉大家说：单是求知识，没有用处，除非赶紧注意自己的缺欠，调理自己才行。要回头看自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这才算是真学问，在这里能有一点（进步），才算是真进步。
人类所以超过其他生物，因人类有一种优越力量，能变化外界，创造东西。要有此变化外界的能力，必须本身不是机械的。如果我们本身是机械的，我们即无改变环境之力。人类优长之处，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这从何处见出呢？就是在他能自觉，这是人类第一也是唯一的长处。而更进步的，是在回头看自己时，能调理自己。我们对外面的东西，都知道调理它，比如我们种植花草，或养一个小猫小狗，更如教养小孩，如果我们爱惜它，就必须调理它。又如自己的寝室，须使其清洁整齐，这也是一种调理。我们对外界尚需要调理，则对自己而忘记调理，是不应该的。
不过调理自己与调理东西不甚一样。调理自己要注意心思与心情两面。心思方面最要紧的是要条理清楚。凡说一句话，或写一段文字，或作一篇文章，总要使其清楚明白。一篇东西，得要让它有总有分，对一个问题也要能仔细分辨。如缺乏条理，徒增多知识是无用的。因为知识是要用条理来驾驭的。至于心思之清楚有条理，是与心情有关系的。在心情不平时，心思不会清楚，所以调理心情是最根本的。
对心情应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懈，一是乱。懈或散懈，是一种顶不好的毛病，偶然懈一下，这事便做不好，常常散懈，则这人一毫用处也没有。社会上也不会有人去理他。在写日记时的苟且潦草敷衍对付，都是从懈来。日记写得短不要紧，最不好是存苟偷心理。一有这心理，便字不成字，话不成话，文不成文。苟且随便从散懈心理来，干什么事都不成不像，这就完了。
乱或暴乱，是心情不平，常是像有点激动，内部失掉均衡和平，容易自己与自己冲突，容易与旁人冲突，使自己与环境总得不到一个合适。暴乱或偏激，与散懈相反；散懈无力，暴乱初看似乎有力，其实一样的不行。因其都是一种机械性，都无能力对付外面变化，改造环境。这种无能的陷于机械性的人是可怜的。然则如何可不陷于机械而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是要在能自觉，不散懈，亦不暴乱，要调理自己，使心情平和有力，这就是改变气质的根本功夫。
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在我们寻常言动时，绝不可有苟且随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时候，尤须集中精力。除非不说不做，一说一做，就必须集中精力，心气平稳地去说去做。譬如写一篇文章，初上来心很乱，或初上来心气尚好，这时最好平心静气去想，不要苟且从事，如果一随便，就很难得成为一气。所以我们地东西不拿出则已，拿出来就要使它有力量。诸同学中有的却肯用心思，但在写文章时，条理上还是不够，有随便苟且之意，字句让人不易看清楚。有的同学还更差些。这不是一件小事体，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根本所在。
所以大家要常常回头看，发现自己的缺欠，注意去调理。做事则要集中精力去做，一面须从容安详，一面还要挺然。挺然是有精神，站立得起。安详则随时可以吸收新的材料，因为在安详悠闲时，心境才会宽舒；心境宽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运用融会贯通。否则读书愈多愈无用。
调整自己必亲师取友
做人必须要时时调理自己，求心志清明，思想有条理。如果大家能照此去行，简直是一生受用不尽；如果不能够注意这话，就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己不要自己。
但在这调理自己的上面，有什么好方法呢？前次曾说过调理自己要自觉，要反省，时刻去发现自己的毛病；比如自己的毛病在于性子太急，或在于太乱太散懈，这都须自觉地去求医治。但是人每不易做到，不易自知其病，虽知病又不易去管理自家。古人云："智者不能自见其面，勇者不能自举其身。"这就是说人不易看清楚自己的面孔；即看清了又不易随时可以自主地调理自己。于是这时惟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此外别无他法。为什么呢？因为每人常会把自己忽忘了，如果不忽忘，就一切都无问题；无奈都易于忽忘，因此就得师友常常提醒你，使你不忽忘。
靠朋友之提醒以免于忽忘，这是一层；更进一层，就是靠朋友的好处，以融化感应自己的缺短而得其养，假定我的脾气是急躁的，与脾气和平者相处，可以改去急躁；我的精神不振，而得振作的朋友，我处于其中，也自然会于无形中振作起来。
所以如果我们有意去调理自己，则亲师取友，潜移默化，受其影响而得其养，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说得再广泛一些，如果要想调理自己，就得找一个好的环境。所谓好的环境，就是说朋友团体，求友要求有真志趣的朋友；好的朋友多，自然向上走了。如果在一块的人是不好的，那就很危险，不知不觉地就会日趋于下流。
再则，朋友彼此帮忙时所应注意的，就是：以同情为根本，以了解为前提。我们对朋友如果是爱护他的，自然要留意他的毛病短处，而顶要紧的，还是要对于他的毛病短处，须有一种原谅的意思。我们指点他的毛病短处的时候，应当是出于一个好的感情，应当是一个领导他帮助他的意思。是要给他以调理，不是只给他一个刺激就算完了。自然，有时候一个严重的刺激，也是不可少。即是说有时候有给他一个痛责的必要。但大体上说，你不要只给他一个刺激算完，必须得给他一种调治。如果爱惜他的意思不够，说话就不会发生效力。
朋友与社会信用
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或在社会上所取得的信用资望，与朋友很有关系。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标准，而决定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信用。仿佛一个人他自己不能有一个显著的颜色--自己固然有颜色给人看，可是朋友帮助他的颜色更显著。交什么朋友，就归到那一类去，为社会看为某一类的人。没有较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自己不会被人看高一点。能不能有较高尚的朋友，那完全看自己的情感志气趣味如何。朋友相交，大概在趣味上相合，才能成为真朋友。从自己的趣味、好尚、品格，而定朋友高低；从朋友高低，而定自己在社会上的信用地位。那么，人不能交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很难得到教好的地位，而自己趣味好尚不高时，也很难交得教好的朋友。
说到我的交友，可分为两个段落：头一个段落为我二三十岁时所交的朋友，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比我年纪大的，如张难先、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诸先生，都比我大十岁或二十岁，他们对我可算是忘年交，我看他们都是在师友之间的。不同年龄的人其趣味不同，而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这都不是容易的。后一个段落里头的朋友，多半都比我小几岁，他们以我为中心，而形成一个朋友团体，一直到现在还一起共学共事。现在中国社会与以前老社会不同。由个人相交而成朋友的，这是老的方式，
以后朋友的关系要生变化，不单是个人彼此的关系。说朋友就是集体，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朋友与信
朋友相信到什么程度，关系的深浅便到什么程度。不做朋友则已，做了朋友，就得彼此负责。交情到什么程度，就负责到什么程度。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如同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处不好是一样的缺憾。交朋友时，要从彼此心性认识，做到深刻透达的地方才成。若相信的程度不到，不要关系过密切了。
朋友之道，在中国从来是一听到朋友便说"信"字。但普通之所谓信，多半是"言而有信"的意思，就是要有信用。这样讲法固不错；但照我的经验，我觉得与朋友往还，另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也是信但讲法却不同，不是信实的意思：而是朋友与朋友之间要信得及，信得过所谓知己的朋友，就是彼此信得及的朋友。我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智慧与情感，了解他的心性与脾气。清楚了这人之后，心里便有把握，知道他到家。朋友之间，要紧的是相知：相知者彼此都了解之谓也。片面的关系也不是朋友，必须是两面的关系，才能发生好的感情。因为没有好的感情便不能相知。彼此有感情，有了解，才是朋友。既成朋友，则无论在空间上隔多远，在时间上隔多久，可是我准知道他不臻背离；此方可谓之为信。
择业
关于择业问题，我觉得最好的态度有两个。
（一）从自己主观一面出发来决定。看看自己最亲切有力的要求在哪点，或对于什么最有兴趣。如自己对于社会问题、民族危亡问题之感触甚大，或对自己父母孝养之念甚切，或对家庭朋友的负担不肯推卸……这些地方都算真切的要求。兴趣即是自己所爱好的，方面很多，自己兴趣之所在，即自己才思聪明之所在。这两方面都是属于主观的条件的。从这里来决定自己往前学什么或做什么。学这样或学那样，做这事或做那事。但自己主观上的要求与兴趣虽如是，而周围环境不一定就有机会给你，给你的机会，亦不定合于你的要求、兴趣。这时如果正面主观力量强的话，大概迟早可以打通这个局面。即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二）由客观上的机缘自然地决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把自己的心放得很宽，仿佛无所不可，随外缘机会以尽自己的心力来表现自己。这时自己虽无所择而自然而择。这个态度一点不执著，也是很大方的。
最不好的就是一面在主观上没有强有力的要求，兴趣不清楚，不真切，而自己还有舍不开的一些意见选择，于是在周围环境就有许多合意与不合意的分别。这些分别不能解决--一面不能从主观上去克服它，由不合意的环境达到合意的环境；一面又不能如第二个态度之大方不执著--就容易感觉苦闷。苦闷的来源，即在于心里不单纯，意思复杂。在这里我可以把自己说一下，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我个人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从前个性要求或个人意志甚强。最易看出的是中学毕业之后不肯升学，革命之后又想出家。可见自己的要求、兴趣很强，外面是不大顾的。从此处转入哲学的研究，从哲学又转入社会问题之研究与做社会运动；这仿佛是从主观一面出发的多。但这许多年来在实际上我觉得自己态度很宽大，不甚固执，随缘的意思在我心里占很大位置。就我的兴趣来说，现在顶愿做的事，就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将所见到的道理，类乎对社会学的见地与对哲学的见地，能从容地写出来，那在我真觉得是人生唯一快事。但是目前还需要应付许多行政事情，我识人任事似非所长，所以有时会觉得苦。可是我不固执，几乎把我摆在那里就在那里，顺乎自然的推移，我觉得把自己态度放得宽大好一点。不固执，随缘，多少有一点儒家"俟天命"的意思。我自己每因情有所难却，情有所牵，就顺乎自然地随着走。
我的情形大概如此。同学对个人问题应从主观客观各方面来审量一下，或偏治学，或偏治事，治学治何种学，治事治何种事，来得一决定，向前努力。
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