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让是中国人的精神。六：甲、西洋人是自己本位，--以自己作出发点；乙、中国人是关系本位，而以对方为主。我如要再这样比较下去，还可慢慢写出一些。不过大意总是如此了。所谓西洋人是自己本位，以自己作出发点，其显著之例，即宴客时自己居中，最贵之客居其左右，次者愈来愈远。中国人必请客人上座，而自己下面末座为陪。何谓关系本位？如主客是一种关系；长幼是一种关系；亲疏是一种关系：如是等等。凡事讲关系如何，故曰关系本位。关系就是伦理。伦者伦偶。伦理者，人和人之间双方相互关系之理也。例如父之义在慈。这个慈，就是从父子关系上讲来，而规定出以对方为主的。以对方为主，或说以对方为重。就是在父亲心里以儿子为重，念念为儿子设想，自己虽有所牺牲，不辞。主人便应以客为重，念念为客人设想，自己虽委曲一些，应当的。掉转来，子之义在孝；孝又是以父亲为重，念念为父亲设想了。作客的便应以主人为重，其义同。此其以对方为主的精神甚明白。
因此，西洋人权利观念发达。权利观念，就是从自己本位来的，以自己作出发点的。而中国人呢，权利这一观念在脑中几乎没有明确地位。心中尽管有许多要求（这些要求与权利内容或相当），却不许讲；只许讲义务。慈是父的义务，恭敬客人是东主的义务；一切一切所讲，皆义务也。然则那许多要求将如何？那许多要求，只能在对方所负于我的义务中得之。换句话说：只能从对方给我。
于是，就分开两边：一边争是西洋人的精神；一边让是中国人的精神。"让"固然是一种可贵精神；"争"我亦不敢完全菲薄，故亦称为一种精神。
中西固有一讲权利一讲义务之不同。还须知道中国所说之义务，与西洋所说之义务亦不同。中国所说是道德上的义务，不是法律上的义务；而西洋人则是说法律上的义务。道德上的义务是软性的；法律上的义务是硬性的。
在个人曰道德；在社会曰礼俗。礼俗大致出于社会，存于社会。法律则出于国家，掌于国家。一个偏从下起；一个偏从上来。一个软些；一个硬些。礼俗总是大家公认的，必有理性在内。法律则理性成分每不如强制成分之多。
倘若读者问我：你这种种对照比较，确有些不差；但中西何以有此分殊？其所从来，到底在那里？
或又问：是不是就从西洋人以自己为本位，而中国人与之相反而来呢？不是，不是。自己本位或不以自己为本位，都是一种结果。真正造成这分殊情势的，是我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人的生活重心靠家，而西洋人的生活重心靠团体。--一切一切由此来。
（四）
中国人的生活重心靠家，而西洋人生活重心靠团体。--一切一切由此来。我要再三复述这一句话。
中国人的生活重心何以落到家上？我答：就是为缺乏团体给他依靠之故。中国人何以较之他方社会缺乏团体这样东西呢？我答：这是因为他很早（文化史上很早）便缺乏宗教之故。--关于这一点，后面再申论。"家"是组成中国社会的单位。第一，财产是家的，不是个人的。父子共财，夫妇共财，不必说。乃至祖孙共财，兄弟共财，叔侄共财，--扩到很大的亦有。这与西洋人之父子异财，夫妇异财者，完全不同。西洋是以个人为单位，以组成社会，极明白。
中国老政治上，老法律上，每每将许多责任问题交代给"家"，都是证明此一意义。社会上有许多纠纷，亦是某家对某家，某姓对某姓的问题。明明是个人的事，亦扯到一家一姓上。因为个人的单位地位不曾确立。
"个人"到何时始见？个人要待团体映见出来。团体之于个人，个人之于团体，犹左与右，右与左。无左即说不上右，无右即说不上左。团体个人对待起义；中国不以个人为单位，就是缺乏团体之明证。同时，西洋的"家"所以见轻，除了近代工商业的影响关系之外，根本上是为了西洋团体生活自古极重也。西洋人之为集团生活，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皆可见；而以宗教为最初根本。人类文化到处皆以宗教开端，其理甚多。但其重要一点，则当那时非宗教不能结集人群；非结集人群，莫由开出文化。那时人与人彼此相需相待不可或离之社会结构未著，极易分离涣散；宗教在此处，独有其统摄团结的力量又那时人性甚野，固难从理性得一社会秩序，抑且冲动太强，亦难威之以刑；宗教在此处，独有其统摄驯服的力量。人类今后自非必赖宗教而后组织团体，但当古代确是如此。
中国人的散漫，实原于以理性主义的孔子教化代替宗教而来。像在甘肃回汉杂处的地方，最能看见有宗教则有团体，无宗教则无团体的实情。因为从回民团结力之强，最反映汉人之散漫；而回民团结之所以强，全在宗教，亦彰露在事实上。我说中国缺乏团体，不是说没有团体。我说中国缺乏团体，特指强有力的大团体，如西洋中古宗教，近代国家之类，亦非说没有任何团体。--这是请注意的。我说中国人漫散，亦只是指其缺乏团体一点而言；其实中国并不散漫。其理后详。
中国人生活重心靠家，而没有大于家的一物事可靠，于是不得不"身家念重"。身家念重就被人指为自私；其实你要他如何能不身家念重呢？大于家，而令他感觉亲切可靠的，在哪里呢？
以上专从家与团体相对相映来讲，以见中国缺乏团体。更从中国人富于"天下"观念一点，亦可见其缺乏团体。"天下"是什么？天下是天的下面。天的下面，有多宽多大呢？那是没有边涯的呀！团体不论如何大，总有范围可指。有这一范围的事实，就自然有其观念。中国人头脑中总是这没边没涯没范围的观念，岂不就证明他生活上缺乏"大而有范围"的事实吗？
大就大到没有边；小就小到身家上。--此之谓散漫。
（五）
此时你可恍然而悟：人和人的关系，中国为什么是软性的，西洋为什么是硬性的，人和人之间，中国为什么处处寓有彼此相与之情，而西洋为什么恒出以彼此相对之势。还有，为什么一则讲法不讲情，一则喜欢斟酌情理情面而纪律不足，完全是一家人生活和大团体生活的对照。
法律是团体的产物，情谊则由家庭滋长出来。盖机械的办法，没有通融，整齐划一，免得争论，是闭体对付众人所不得不然。然而在家庭间，却用不着，也行不通，受不了。家庭间情义斟酌，随宜应付，亦不能用之于团体。
问：中国的社会既以家庭为本，何以不名之曰家庭本位，而说为伦理本位？答：若将家庭本位排列在社会本位个人本位之间，精神意趣又有不合，他是将家庭意义扩大起来，化社会为家庭，而不自限于有形的家庭。所以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人民则曰子民。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伦理关系中；且以人人在伦理关系上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为其政治理想。其余若师徒如父子，朋友论兄弟，乡党叙年齿，皆以家庭骨肉之谊，准推于其他一切。一切家庭化，即一切情谊化。因情而有义，在生活上，时则彼此顾恤，互相保障；时则彼此礼让，力求相安。伦理关系实即义务关系。于是乃使此社会中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若远若近的伦理关系，负有若轻若重的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有伦理关系的人，亦对他负有义务。就是这样，将社会上的人都连锁起来（我前说中国人并不散漫以此），而巩固安定之。他并不以有形家庭为本，故不宜称为家庭本位。从经济上说，财产为个人所有的社会，便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一切生产手段归公，便是社会本位的社会。从前的中国社会与此二者皆不相同。却隐然有似一种共产，但此共产其相与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所共。盖不但亲厚者共之，即对较远的伦理关系，亦不能不负担一些义务。此其分际伸缩，全在情理二字上取决。因此，我不认他为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而认定他是关系本位，伦理一词，则表出此种关系，并表出以对方为重之义，所以定名伦理本位。
这种伦理本位的社会，与西洋社会相较（不论中古或近代），全非同物，时人不察，随便以封建相呼，实属错误。维持这种伦理本位社会的当然是一种礼俗，而不是国家法律。因根本上他没有超居在上的一大力量，为法律所自出。他的法律，仍是礼俗的变形而已。
（六）
我的话已拉得很长，而好像还没有到题，恐读者生厌。然而我为指证中国社会有其特殊结构，实在无法再求简捷。读者但不忘我处处说中国缺乏团体，正为了说明中国所以缺乏政治上的民主，则处处依然是不离题的。
中国社会有其特殊结构，不与他方社会同。其不同翻来覆去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两端之西洋社会者，吾人已用"伦理本位"一词表示之。昨天大略谈过了。今天要讲一讲中国社会的"职业分途"。
在西洋社会，中世纪时是农奴与贵族两阶级对立。到了近代，农奴因工商业兴起都市发达而渐解放；但又转入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对立。所以西洋始终是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社会于此前后二者，一无所似。从其不同之处，揭出而表示之，就名为职业分途。
何谓阶级？正确地说，在一社会中，其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有分属于两部分人的形势，--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或云生产手段，如农业上之土地，工业上之工厂设备），而生产工作乃委之于另一部分人任之--就形成阶级对立，而各为一阶级了。例如：中世纪的生产靠农业，农业靠土地，而土地垄断于贵族领主，其任生产之劳者则为农奴。又如近代的生产靠工业，工业靠工厂机械设备，而此设备乃为资本家所有，其任生产之劳者则为工人。据有工具者不作工，作工者没有工具；遂造成剥削与被剥削之两面，彼此既互相依存分拆不开，却又矛盾对立，这是西洋社会的实情，然而中国社会则没有构成这两面。
其所以没有构成此两面者，即在其社会中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垄断的形势。此可从下列三点明之：
一、土地之自由买卖颇早，人人得而有之。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三、蒸汽机，电机未发明，工具皆甚简易。长子继承制实封建制度之核心。西洋所以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社会，盖由此为他造成一集中的力量，扩大再生产。中国于土地自由买卖之上，偏又遗产均分，土地便难垄断。于工业工具简单之上，偏又遗产均分，资本便难垄断。于是生产工作者恒自有其生产工具，而得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因此，称之为职业分途。中国向来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这就表见职业分途之意。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等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耳。于此，要说一说士人。士人有些像西洋的教士，其在中古亦属贵族。但中国则半耕半读，且耕且读的家世居多数。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谚语，可见其缺乏阶级分界，而"禄以代耕"要亦不过一行职业，为构成此职业社会所不可少的一种成分而己。
"士大夫"一句话是指士人与官吏相联。中国发明官吏制度最早，在留心世界文化问题的人看来，极可注意。英国罗素曾列为中国文化三特点之一（三特点是：一以孔子的伦理代替宗教，二文字以符号构成而不用拼音，三官吏制度发明特早与贵族分为两事）。盖在从前西洋官吏和贵族殆为不可分的一个观念。中国官吏由读书人经过考试而来，读书的机会极容易，考试的机会更是公开。做官之时固有其一种职权，然并非他自身享有特权，不能指为特权阶级。且由于考试制度官吏制度之建立，政治上实有开放给众人，使众人都得参与的机会。--这是说经济上缺乏垄断则政治上亦垄断不成。
阶级对立的社会，造成一种逼人对外抗争的形势；职业分途的社会，则开出你自己求前途的机会。因此第一个大影响又是助成中国人分散之势。社会的和平固由此得之，而人人各自奔前程，各自顾身家（多则顾其宗族乡党），亦由此确定。圣贤豪侠，表现其大功大德，也许可以有；但没有团体的活动，多数人共成的政治。
（七）
今天我们要讲到中国在民主上的缺欠了。且让我将前次列举过民主精神五点在中国文化中的隐现长短，复述一遍：
第一，承认旁人之一点，充分的有。
第二，平等之一点，表现的有曲折；即一面讲平等，又一面讲等差。第三，讲理之一点，表见极充分。第四，尊重多数之一点，意识上有之，生活习惯上则缺乏。第五，尊重个人自由之一点，表现的有曲折；即一面有，又一面不然。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是忽略的。现在我要说，中国在民主上的缺欠，就是在第四第五两点上。何以缺欠不在旁处，而独在此？答：此两点是要从团体生活中培养出来；中国既缺乏团体生活，所以就于此见缺欠。这两点亦就是政治上的民主。所以我曾说：中国自古富于民主精神，但政治上则不足。
我分两步来讲。第一步先讲团体生活中所需要的民主（即第四第五两点），中国人恰好不足。第二步再讲他缺乏政治，是其缺欠民主的由来。
中国文化问题略谈
一、文化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业生产。农工如何生产，所有其器具技术及其有关之社会制度等等，便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社会之治安，必依靠于社会之有条理有秩序而后可。那么，所有产生此治安此条理秩序，且维持它的如政治、如法律制度、如道德习惯、如宗教信仰、如军队警察种种，莫不为文化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来一无所能，一切生活多靠后天学习。于是一切教育设施，遂不可少，而文化之传递与不断进步亦即在此。那当然，若文字，若学术，若图书，若学校，及其相关相类之事，更算是文化了。
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告诉人，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俗常以文字、文学、学术、思想、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意的；文化之本义，必包括经济、政治，而且作为主要部分。
然则，若音乐戏剧及一切文学与艺术，是否亦在吾人生活所依靠之列？答：此诚为吾人所享受，似不好说为"所依靠"。但人生需要，非徒衣食而止，故流行有"精神食粮"之语。从其条畅涵泳吾人之精神，而培养增益吾人之精力以言之，则说为一种依靠，亦未为不可耳。
古人谓："言各有当。"读者其善会作者立言之意，可也。
二、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别于外来的文化而言。于此求一清楚之划分，是不可能的。不过以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中国所受变于外洋者太大，尽失其故步；故大略划取未受近百年影响变化之固有者，目为中国文化。这亦就是特指吾中国人夙昔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从文化比较上来看，此中国文化具有极强度之个性。所谓极强度之个性，盖从下列各层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