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民在集团生活中感到团体的干涉力过强，抹杀个人太甚，很觉不合适，于是发生反动，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行到近代，又发生很多流弊，于是思潮上又有一个反动，集团主义的空气复高唱入云，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严格的集团主义，都是团体高于个人的。这样看来，西洋人自中世纪到现代，都是在集团主义个人主义里头兜圈子。中国人过去过的是伦理生活，在历史上并没有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潮，也没有个人为重，抑团体为重的问题。中国人生活的单位就是家庭，是介于集团生活与个人生活两极端的中间。因之中国人的身家观念很强，他心目中最关切的，莫过于他的家庭或有伦理关系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就不感到亲切，所以就缺乏公德。处处看起来，都似乎觉得中国人自私。他的根源是从中国社会的散漫来的。其实中国人并不自私。中国人只是身家观念重，一身一家的念头重，而非自私。怎么他的身家观念这样的重呢？因为他的生活，靠家庭靠自己，并不靠什么团体，从何引起他的团体观念呢？他的生活又不靠国家，又何从养成他的国家观念呢？没有这样的事实，又从哪里生出观念来？中国人的生活就是靠家庭及其伦理关系的人。过去的中国人可以关门过日子，读书中状元，用不着团体。某人发了财，是他自己的努力，不是团体给他发的财，读书中状元也都是个人的事情。他的生活与团体不发生关系，怎能勉强造成他的团体观念呢？民国几十年以来的社会组织，都是消极散漫惯了，国家不管人民，人民也不问国家的事情。而且这个国家太大，看不见边际，对于国家的观念因之也就模糊。而在欧洲则小国林立，国际竞争剧烈，国家对外竞争要靠人民，人民也靠国家保护，是以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就亲切。中国地域太大，文化又高于周围的民族，几千年来没有国际竞争，国家与人民不生密切关系，他的生活上最亲切的只是一身一家，其余有关系的则是亲戚朋友，乡党邻里。不像外国人有宗教，职业，阶级，民族种种集团。西洋人离开了团体和国家就不能生活；团体国家与自己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团体国家观念就强，热心于团体国家的事情，从此锻炼出许多公德。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上公就是私，私就是公，公私打成一片，为自己就是为公，为公就是为自己，这样公私打成一片，才能锻炼培养成公德。
公德是一切团体所需要的好习惯，要个人对团体的生活有良好的习惯，一定要团体生活联合成为一回事。如果公是公，私是私，要他舍私为公，这是难办到的，不能责之众人的。舍私为公，是一种豪情侠义，这种豪情侠义在中国社会里倒是常有的。我们中国人虽然缺乏公德，但是急公好义的人却是常有的，不过急公好义与公德是两回事，急公好义就是刚才说的为公而牺牲他自己，这是一种超凡的举动。这种超凡的举动，在散漫的社会才有的，因为大家只知道有身家而不知道有公众，对于公益事情就由豪情侠义、急公好义的人来做。大家知道京剧里面有一出剧叫《状元谱》，是说陈伯玛没有儿子要为善修铺路，他说："我也曾为儿女朝山拜庙，我也曾为儿女补路修桥。"这个修桥补路的事情，就是急公好义，就是一种善举。本来修桥补路这一类事情在今天是建设厅的事情，不过那时候，这些事情没人管理而成为急公好义人的善举了。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散漫，显出中国社会没有团体，不能运用团体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说到这里有一个普通人容易犯的错误观念，常说中国人自私，中国重个人主义，这些话是不对的。个人主义是在集团生活发达后才有的，是集团主义的反动，他主张尊重个人，发展个人，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主张，并不像随便乱说的个人主义自私，一般中国人对个人主义误解误用了。在中国个人主义是不会产生的，因为中国人没有集团生活。中国人亦不见得就自私，不但不自私，而且大公无私莫过于中国人。上面说过中国人他是身家观念重，可是也是有很广大的观念，那就是中国人常谈的天下。
中国念书的人开口天下闭口天下，常以天下为公，四海一家为他的理想。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向来是一视同仁的。不过天下这个话太大了，这个观念太空了，天下是无边的太宽了，于他的生活不能亲切，于他生活最亲切的只有身家。中国人一大就大到天下，一小就小到身家，而介乎中间的团体是没有的，对于国家观念是不清楚的。而外国人与我们恰恰相反，外国人对于家庭观念不强，有的只是集团观念，对于团体意识个人意识非常清楚，却没有天下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对他是很淡漠的。外国人有的是不大不小的团体观念，过的是不大不小的国家和集团生活。他们处处为国家和集团利益打算，其所谓公就是大范围的自私。西洋人最不好的，就是他可以为他的国家和团体不讲理，违背公理的来抹杀是非。团体的情感很狭隘，有的是团体的自私心。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真是天下为公。
集团生活很容易发生斗争，而斗争又加强集团的力量，团体与斗争，斗争与团体一定是相连的。凡是一个斗争发生，就不容易消灭。要能应付这个斗争，这就要加强团体的力量。团体的组织力加强，团体的干涉力加强，完全是由于斗争来的；没有斗争团体非散不可。斗争造成团体，团体造成斗争，西洋人就是如此。不独是西洋人，凡是外国人过的都是团体生活。而中国人过的生活是散漫而和平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太好了，而是外国人听不懂的。一句什么话？是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有理可以走遍天下，不讲理便遭大家的鄙视，这个话太好了。从这个话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大公无私，看出中国人离心力发达。这个话真是要散漫的中国人才能够讲得出来；有宗教集团，职业集团，以及其他很多的阶级集团的国家的人，不能够说出这个话。因为一到团体，便不能讲这一个"理"字；个人的感情原来能够讲理，而团体的情绪，总是冲动，总是没有理性的。个人有理性，团体缺乏理性。"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两句话在外国是说不通的。大家不相信这个话，因为现在世界明明白白是有理倒寸步难行，"九一八"事件中国有理，日本没有理，而中国到了国际联盟却寸步难行。日本不讲理他的武力可以走遍天下。今日真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我们中国人相信有理走遍天下，愿意这样干，大家的心里都承认，如果没有理，就该输就该吃亏，中国人所要的是"理"。
说到这里就知道中国人反对自私，没有自私，中国人是最公平的。在道理上中国人是最公平的，而事实表现的却似乎自私，这是哪里来的？这是身家观念重来的。中国的社会构造：一面养成身家观念重，一面养成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精神。西洋人那个社会，则是一面构成团体生活，一面养成个人主义。身家观念重，是中国人的短处，可是天下为公四海一家这个观念，却是中国人的长处；这类观念是西洋人所没有的，所不发达的。
现在讲的时间已经是很长了，想来结束几句。我的结论，就是说中国原来的社会构造很特殊，大家平常所说的中国人自私，就是从其社会构造的特殊而来的。中国社会构造特殊的特征，就是我们平常爱说的散漫。中国人的散漫，的的确确是中国社会构造特殊的特征。所谓散漫是怎样讲呢？他是无所分亦无所合；就是不十分"分"，亦不十分"合"，分得清楚合得清楚不叫散漫。中国社会所以散漫，就是分也不分清楚，合也不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就缺乏团体观念和国家观念，而富有天下观念，富有大公无私的心理。这是老的中国社会如此，从今天往前去，不能不变，不能不走上团体的道路。但是中国人往前走团体生活的路，却不能用机械力硬造，要硬造必有那机械力才行。中国人的团体生活是要由散漫走上去的，是要由自私走上去的。西洋人虽然有团体生活，虽然很早就有团体，但他是从不知不觉演成的。中国人是要由自觉的到团体生活，这个由自觉造成的团体生活，是不妨碍他的天下观念，是不妨碍他四海一家的精神的。中国人的团体生活往前去，要发挥他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观念，并且要发扬他"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精神；可是同时要增强他的团体生活，运用组织来提高他的团体生活，这是我们看到中国一定要走上这一路线。
不错！往前去的中国就从散漫到组织。可是从何处入手呢？据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要从乡村入手。因为中国人缺乏个人生活，同时缺乏团体生活，他所有的就是家。中国国家可说是集家而成一乡，集乡而成县，集县而成省，集省而成国。中国这个散漫的国家，一定要求组织，但我们求组织，如果从家入手，那就太小，从国入手又太大，事实上不能一步登天，所以要从乡村入手。先求乡村有组织，人民有乡村的组织生活，一步一步的做到国家的组织生活。这个组织一定要自觉的去求才可以成功。这是个自觉的组织，是世界上所没有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他的组织不是自觉的。中国今日从乡村完成这个组织，完成中国的大社会组织。等到中国完成了这种自觉的理性的国家组织，他就可以领导全世界，领导全人类。只有中国人就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才没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以中国人大公无私四海为家的精神，就能够稳定世界的和平，就能够为人类谋福利，否则像西洋人日本人那样的横暴强霸，是永远没有和平日子的希望。他们的团体自私心很重，他们的爱国心，就是他们团体的自私心。他们的团体自私心太重太强，就必定引起斗争。斗争是人类前途和平的大障碍，要求人类前途和平，就非打破这种团体自私心不可。打破这个自私心，只有中国人才有资格。时间很久，我们就止于此罢。
中国民族的力量
旧历元旦在上海访蒋百里（方震）先生，谈谈关于大局的情形。蒋先生曾在日本德国学陆军，其军事学在国内最知名。他大致说国际情势转变很快，不必轻易悲观；--自然也不必轻易乐观。他对东四省之失掉及华北问题，不视为什么大不了，说不定几年之后可以拿回来。不过虽因国际情势变化上，可从外面给我们以机会收复失地，但自己没有力量还是不行。所以就在我们自己力量的准备了。
他研究中国历史，看到这么几点：
（一）中国民族在武力上夙不优长，谈不上有武功；但每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能够战胜强敌。
（二）中国以整个国家为一个力量，而如何如何，似是很少的；亦就是国家常常没有力量。而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是从地方起来。
（三）中国人在种族上无狭隘之见，只在文化上有信念，不肯放松。中国人为种族而斗争者少，为文化而抗争者多。中国被外族征服，非从种族而有亡国之感，乃是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感，不甘心文化之灭亡。
他判断中国复兴，或是从地方自卫的力量起来，为文化而斗争。他又说全国形势以山东为最重要。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的时候，他曾向袁世凯说过，别的可以相当让步，唯对山东必须设法保全。美国乌德将军也特别讲山东之重要及好处。所以他对山东特别抱希望，希望从山东发出刚才所说的力量，一从这自卫的文化的战争力量，而得到一个中国的恢复的根基。我听了他的话以后，有很多感动启发。他说决定战争之胜败的条件原很多，但可以归类为人的条件与物的条件。这人和物两面的关系都很大，都很要紧；但总以人为主为先。因为物总要靠人运用的。人的条件亦包含很多，例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和不和等都是。但战争大了，长久了，那还是多数士卒的关系重大。士卒优劣长短如何，自又有许多点可论，例如体力技术等，但究不如其心理精神关系重要。大概以士卒对于他们的作战之意义，有亲切认识，而从内里发出力量者，为制胜基本条件。论到这里，那各不同社会的人，其作战心理就不同了。譬如游牧民族，或者工业社会，对于侵略性的作战，便有兴味；农业社会就不然，而只在自卫性的作战，才发得出力量。中国人便是如此。前说三点，亦均系指出中国人在那些作战上才亲切有力。那就是对自卫亲切，对侵略不亲切；对地方亲切，对国家不亲切；对文化亲切，对种族不亲切。这很合乎我所观察的。我常说：中国不像国家，而只是一个社会，是一个文化体。同时因为理性发达的结果，所以种族之见少，而天下一家之意多，从不与人作对，彼此间的疆画界限不严。对固有文化所含之理性很宝贵，如宋明之末，许多殉难的烈士，与乎未能殉难而作遗民的，他们对国亡固有很大的感慨，而他们心中还有更强烈的问题，就是文化问题。战争不止一次，人家的优长点，在一次表现，在二次三次表现，但不能永远表现；我们的优长点，第一次不表现，第二次可以表现，第二次不表现，第三次可以表现，它不能水远不表现。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最后的胜利。所以要紧的是现在要作训练民众的功夫，预先奠定文化自卫的心理基础，用不着预先存一种狭隘感情的仇恨心理。要培养其理性，使其头脑开发，问题来了，一指点就明白。
中国士人的心理
中国人对在上的威权每无好感，而厌恶、唾弃、反抗，这不是现在才如此的；在历史上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都是如此。其来源是因中国人早受理性的启发，才对强权势力不给以位置。这心理原是好的，但不免偏激。学生闹风潮，有时由此心理而来。在我觉得，对中国的念书人是很容易办的，其要点就在你能够宁静地抓住他此刻的心理。当他气冲上来，心气不平的时候，你这方面最好不要刺激他，阻挡他，而让他的气可以尽量发泄。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就是他越急躁，你越开诚平坦，坦露胸臆，几分钟后，他就躁不起来了。这时你有几句话便可折服他，可以马上没有问题。不过，这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在你心中当真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没有说不出来的话。你便可尽量让他气生，生气以后就无事了。对个人可以绝对如此。
对于群众则较难，因其机械性较大，不如个人之易得旋省平思。但亦除去以你自己的和平，去制他的不和平外，更无好法。
中西学术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