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三个意思要和大家说。第一个意思是：师生之间切不要使之落于应付，应常常以坦白的心相示，而求其相通。如果落于应付，则此种生活殊无意趣。大概在先生一面。心里要能够平平静静的，不存在一个要责望同学以非如何不可的意思，也不因少数同学懒惰而有不平之气。在同学一面，更要坦白实在--不搪塞，不欺骗，不懒惰。所谓坦白，就是指自己力量尽到而言；虽然自己有短处，有为难处，也要照样子摆出来。如果力量没尽到而搪塞饰掩，这是虚伪；如果力量没尽到而把懒惰摆出来给人看，这便是无耻。这两者是毁灭生命的凿子。人生只有尽力，尽力才有坦白之可言。坦白绝不是没有羞恶，没有判断，它是要使每个人从坦白真实里面来认识自己，来发挥各自的生命力。每人都能如此，其情必顺，其心必通，才不致落于形式的表面的应付上，才能够大家齐心向前发展，创造！
第二个意思是：人都是要求过一个痛快的生活。但此痛快生活，果自何而来？就是在各自的精力能够常常集中，发挥，运用。此意即说，敷衍、懒惰、不做事，空自一天天企待着去挨磨日子，便没法得到一个痛快的生活--也很不合算。于此我可以述说我的两个经验。
头一个经验，仿佛自己越是在给别人有所牺牲的时候，心里特别觉得痛快、酣畅、开展。反过来，自己力气不为人家用，似乎应该舒服，其实并不如此，反是心里感觉特别紧缩、闷苦。所以为社会牺牲，是合乎人类生命的自然要求，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生活更能有力！
再一个经验，就是劳动。我们都是身体很少劳动的人，可是我常是这样：颇费力气的事情开头懒于去做，等到劳动以后，遍身出汗，心里反倒觉得异常痛快。
以上两个经验，一个比较深细，一个比较粗浅。但都是告诉我们力量要用出来才能痛快。人类生命的自然要求就是如此。于此苟无所悟，实在等于斫丧自己的生命。第三个意思是：有的人每每看轻自己的工作，觉得粗浅而不足为，这是一个错误。须知虽然是粗浅的事情，如果能集中整个精力来做，也都能做到精微高深的境界。古人云："洒扫、应对、进退，即是形而上学。"又云："下学而上达。"都是指此而言。在事情本身说，表面上只有大小之殊，没有精粗--这件事比那件事粗浅--分野。俗话说"天下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只在各人自求而已。大概任何一件事业或一种学术，只怕不肯用心，肯用心一定可以得到许多的启示与教训，一定可以有所得，有所悟。在这个地方的所得，同在那个地方所得的是一样高深；在这里有所通，在别处也没有什么不通，所谓一通百通。所以凡对人情事理有所悟者，就是很大的学问。此其要点，即在集中精力，多用心思，去掉懒惰。能如此，才算握住生命真谛，才算得到痛快的合理的生活。
日常生活的态度
我们日常的生活（或者说是心理状态），大概总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其形著于外者，约有三种方式：
（一）譬如大家有时很兴奋，对于自己的功课，也很注意，仿佛急于有所求的样子。这时应当反省这是干什么？仔细一想，心理还是有私有贪。须知世界上没有什么可贪的东西，要把他放得空洞开豁一些就好了。
（二）再就是懒惰散漫，苟且偷安。这时应当把自己心里头所有问题都提出来。问题是心里的真切痛痒处，最大的问题，是足以警惕自己的懒惰与散漫的。例如关心国家社会问题，就应当以国难和种种社会罪恶来提醒自己。家庭经济困难的，就以家贫来提醒自己，也未尝不可（但有流弊）。问题无大小无远近，只要是真切地感受到的就行。这些消极的办法还不够，自己还应当抓住自己的长处来尽量发挥。
（三）还有感觉到烦闷的。这个需要找朋友谈一谈；如仍不能解决时，再求于师。除去此三种不合适的心理状态以后，平平实实地去读书、工作，那真是顶理想的生活态度了。我们不要心理上老是存一个东西，最好是坦荡平实。
吾人的自觉力
一个人缺乏了自觉的时候，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自觉真真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只有在我的心里清楚明白的时候，才是我超越对象、涵盖对象的时候；只有在超越涵盖对象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对自己有办法。人类优越的力量是完全从此处来的。所以怎么样让我们心里常常清明，真是一件顶要紧的事情。
古代的贤哲，他对于人类当真有一种悲悯的意思。他不是悲悯旁的，而是悲悯人类本身常常有一个很大的机械性。所谓机械性，是指很愚蠢而不能清明自主，像完全缺乏了自觉的在那里转动而言。人类最大的可怜就在此。这点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明白；只有常常冷眼去看的时候，才能见到人类的可悲悯。
人在什么时候才可以超脱这个不自主的机械性呢？那就要在他能够清明自觉的时候。不过，这是很不容易。人在婴儿时代是很蠢的，这时他无法自觉。到了幼年、青年时代，又受血气的支配很大。成年以后的人，似乎受血气的支配较小；但他似乎有更不如青年人处，因这时他在后天的习染已成，如计较、机变、巧诈等都已上了熟路，这个更足以妨碍、蒙蔽他的清明自觉。所以想使人人能够清明自觉，实在是一大难事。人类之可贵在其清明自觉，人类之可怜在其不能清明自觉，但自今以前的人类社会，能够清明自觉者，实在太少了。
中国古人与近代西洋人在学术上都有很大的创造与成就。但他们却像是向不同的方向致力的。近代西洋人系向外致力，其对象为物，对自然界求了解而驾驭之。中国古人不然，他是在求了解自己，驾驭自己--要使自己对自己有一种办法。亦即是求自己生命中之机械性能够减少，培养自己内里常常清明自觉的力量。中国人之所谓学养，实在就是指的这个。
人若只在本能支配下过生活，只在习惯里面来动弹，那就太可怜了。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清明，让我们正源的力量培养出来；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人格。失掉清明就是失掉了人格！
吾侪当何为
广西留京学会同人以其学报出版，向予索稿，仓卒无以应，且即一时感想所及，敬写为吾学会同人赠。吾侪皆所谓学界中人也，所谓知识阶级也，在昔则所谓士者是也。予之生也晚，又忽于考古，不能习知往昔社会中所谓士者，其品概行修果视今之知识阶级为何如？其所业务在彼时社会中之关系位置，又视今日之知识阶级为何如？且士风也时有变改，士所业务亦因文化变迁，而稍稍易其在社会中之关系位置，殆皆未可举一概余。予更不欲以一二端之见征，辄谓往昔社会之组织状况有胜于今，或往昔社会之风俗人情必善于此。抑予并不能知在社会中果理宜有此一种所谓士或知识阶级者，自成一范围，自为一阶级，而有其特殊之关系位置暨其品格，或否？予亦但就所知往昔社会之一些情形与所见今日社会之一些病痛，而示以今日吾侪行趋之所当指。
以予所闻，往昔社会有所谓"四民"之说，而士居首；四民者，士、农、工、商也。此四者似即由其所业务不同而分别，而社会上于此四业乃颇形著一种尊重或轻贱之态度于其间，其轻重适如其名第之顺序：即士最崇高，农稍次，工又次之，商最贱。士而出仕，则为治人之官吏；其农工商则皆为治于人者也。故士殆将以官为业；虽读书不仕者尽多，求仕不得与夫仕而退居者尽多，而官吏额数至为有限，然有此趋势--士殆以官为业--固明白也。士既以官为业，似可以说为一种贵族，然有两点宜辨。世所称贵族恒指一族姓子孙世代享有特殊权利名位者，而士之为官则偶然耳；罢官则归农，盖极通常之情形也。世所称贵族恒广有资产，豪富异于平民，而士之一阶级例以清贫淡泊见称；比为官则又以得财为戒。故以农工商业致富，而遗资产于子孙者，为名正言顺之事，人无有非之者；而士因官致富则士林之所贱矣。更言其要，则所谓士者在往昔社会中，似即以做官治人为其行业；然其位置，于享名为常，于享权为暂，去于享利则颇远。次当言士之品行。士之一流既为社会所尊崇，故其自处不能不高；社会所以律之者严于常人--农工商人--甚远，每有"读书明理人不应如此云云"之意，故士之自律亦不得不严。语所谓"为齐民矜式"实有此形势也。虽"刁生劣监"尽不少其人，"士大夫"之品格德行，核其内容，尽未必果高于乡夫俗子，然士之一阶级应当讲求品行，固尔时社会所共认，而彼亦自认者；而在今日新社会中，则无复有此观念矣。
凡右方所言，初不寓褒贬赞否之意，但在指出所谓士者，其在往昔社会中之大概情势如此；意欲就此情势推见士之在其社会上为害为益，为祸为福？抑更非意在推究其为益为福之一面；吾意只在取以与今之知识阶级比较对观，其为祸害是否稍愈？于是当进而言，今之知识阶级在社会上，其为如何一种局势。
从今日社会变化之新形势观之，则殆将不能更以士农工商四民之分类而为之区界；或更确言之，士类渐失其故日之区界，而别演成一种新区界。盖在今日农工商莫不有其甚深之高文典册，非徒手艺技能如往昔之比：故学为农工商者亦即是士，而士之为农工商之学者亦即是农工商。士之行业不徒在政治教育，乃并及于农工商；而业农工商者复不妨从事于政治教育。由是往日士之别于农工商者渐失其沟界。然故日之沟界虽其失哉，而士农工商之新演成的沟界则又厘然也。今日之士农工商不难辨也。孰为农？田间力耕者是也。孰为工？厂中操械运锤者是也。孰为商？店前临柜而布算者是也。是其操业甚专，生活各殊，固不容浑也。孰则为士？所谓士或知识阶级者，其操业盖难言也。或为官吏，或为议员，或办纱厂，或办银行，或为律师，或为会计师，或为教师，或为工程师，或开矿山，或伐森林，或席大地而植棉，或沿江海而为渔，乃至千百其途，莫能以枚数焉；抑其人方且为官吏，倏尔而办纱厂；方且为议员，同时可以办银行；昨为教师，今则开矿或植棉；乃至日易其途，莫能以一格概定焉。然知识阶级非无定实也，知识阶级者，盖有机缘凭藉，得受高等教育，能挟高文典册，以享高等生活者是已；此则最当记取者也。其操业虽千百其途而不同，然其为玩弄智慧弋取大利则无不同也。是故方其办纱厂非所谓工也，方其办银行非所谓商也，方其植棉非所谓农也。农也，工也，商也，皆劳力者也；知识阶级云者则劳心者也。往昔社会所谓士者其界画今多不适用，独至于劳心之一义，殆为古今之通义定诂焉。
此玩弄智慧或劳心之云者，殆唯得受高等教育挟有高文典册者能之，而人之欲以玩弄智慧弋取大利为业者，故必求受高等教育求挟高文典册焉。然谁则得受高等教育得挟高文典册者？其必出于有资产之家或有势力之家，或与有资产有势力之家为缘者也。此即必有机缘凭藉之说也。盖今之教育，非徒读书之谓也；读书又非徒读中国书已也；故昔之但须备几本旧书者，今则科学实验之所需也，手工图画音乐体操种种之所需也，其为需费不知大于昔日若干倍焉：此岂无资产者之所能为也。今之教育，至于中等教育已非寻常人家所能为力，至于大学高等教育则尤为一特殊又特殊阶级所独享受者已。非如此不能造成一个士或一个知识阶级，亦唯此知识阶级能弋取大利享高等生活，更使其子弟得受高等教育，继其知识阶级之业。如是而演之，劳心者恒世其劳心之业，劳力者恒世其劳力之业，而二者之沟界行且日鸿而日深焉，岂独厘然可辨而已哉！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在昔不必然也，在今日殆将趋于必然矣。是故士在往昔非所谓贵族，如前所辨者：而知识阶级在今日乃有类于贵族矣，以其几于子孙世代享有特殊权利名位也。岂独为贵族，抑且为富人。士在往昔不能言利，于享名为常，享权为暂，于享利最违远，如前所辨者；而知识阶级在今日则竞言利，其有能创业致富者，不独名正言顺，且群所称美，以为是真能用其所学，知识阶级之好者也。在昔士品最高，农亦复有高趣，而商最贱；故士恒以农为缘，而于商最违远。在今日知识阶级独于商为近，几于不能以区别焉。若新闻记者也，律师也，会计师也，士欤，商欤？是不能分也，即士即商耳。且何必举此为言。就根本言之，商盖以智取利者也，本于劳心之义为近，于劳力之义则远（其曰店前临柜布算，自是狭义）；知识阶级所谓玩弄智慧弋取大利者与此为同工焉，特又能大而化之耳。故若纱厂工也，营纱业者是商非工也；矿厂工也，营矿业者是商非工也；植棉农也，营棉业者是商非农也；渔牧农也，营渔业者是商非农也。然是皆受高等教育能挟高文典册所谓知识阶级者之所取业焉；则商欤，士欤？夫谁得而分别之，即商即士耳。此新形势昔所未有也。
吾非谓今之知识阶级果皆富且贵也，吾更非谓今之富且贵者皆曾受高等教育，能挟高文典册也。吾独谓由今日之形势而不变，则知识也，资产也，权位也，行将相联属而不分，以为一阶级所享有焉：劳力也，愚闇也，贫且贱也，行将相联属而不分，以为一阶级所困处焉。是欧、美近代文化之移植中国者，盖甚失吾往昔社会较能调剂均衡之故步矣。往昔社会之组织结构未必合理也；然其间若士也，农也，工也，商也，各有位置，颇见匀称；关系巧属，无大偏倚，则视今日较为合理之一点也。
故日之美点虽失，故日之劣点则转在今日而益彰。欧、美之知识阶级，不必皆求仕也，而我则以往昔士之在求仕也，于是大学专门毕业者，东、西洋留学回国者罔不求仕焉。西洋之受高等教育挟高文典册者不必不运锤操械也．（匪云与小工同一作工，但多有手自操作，比于工匠生活者）；而我则以往昔士之耻于为是也，于是学为农工之学者亦鲜肯作此老实生活，而偷袭其为士之旧习焉。凡今受高等教育得具学识者，其有能用其所学，创业致富，成其所谓玩弄智慧弋取大利，盖真其中之好者也，盖百分居一也，千分居一也；其大多数悉趋于谋差混事之一途，以苟且偷生焉而已。此则又为欧美近代文明之所未见也。盖欧化移植于中国也，其结果不独在以其不均衡之弊予我已也，乃更在因我之旧局夙弊，而媾生一新弊于我焉。此即上不能为富且贵之士商，下不能为贫且贱之农工，进不能如欧西之所谓知识阶级，退不能如昔日中国之所谓士，历年由中等以上教育，暨东西留学所产生之人物之大多数，为社会病者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