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逐渐成了做生意的地方，在这里所通行的只有商业的原则。一个人投身于政治生活之中是为了发财，他所关心的只是他还能在世界上活多久。
——爱默森《给托马斯·卡莱尔的信》
多余的奢侈品
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关于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有不过。我们都不够理解他们。然而可惊的一点是，我们对于他们居然还知道不少呢。近代那些改革家、各民族的救星也都如此。唯有站在我们所谓的甘贫乐苦这有利地位上，才能成为大公无私的聪明的观察者。无论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中，奢侈生活产生的果实都是奢侈的。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然而教授是可羡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是可羡的。
——梭罗《瓦尔登湖》
灵魂是无价的
不论你的生活如何卑贱，你要面对它而生活；不要躲避它，更别用恶言咒骂它。它不像你那样坏。你最富的时候，倒是最穷。爱找错误的人就是天堂里也找得到错误。尽管贫穷，你要爱你的生活。甚至在一个济贫院里，你也还有愉快、高兴、光荣的时候。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户上，像照在富户人家窗上一样光亮；在那门前，积雪同在早春融化。我只看到，一个安心的人，在那里也像在皇宫中一样，生活得心满意足而富有愉快的思想。城镇中的穷人，我看，倒往往是过着最独立不羁的生活。也许因为他们很伟大，所以受之无愧。大多数人以为他们是超然的，不靠城镇来支援他们，可是事实上他们是往往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来对付生活，他们毫不是超脱，毋宁是不体面的。视贫穷如园中之花草而像圣人一样地耕植它吧！不要找新花样，无论是新朋友或新衣服，来麻烦你自己。找旧的，回到那里去。万物不变，是我们在变。你的衣服可以卖掉，但要保留你的思想。上帝将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还是一样地大。哲学家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要焦虑于发展，不要屈服于玩弄你的影响；这些全是浪费。卑贱像黑暗，闪耀着极美的光。贫穷与卑贱的阴影围住了我们，“可是瞧呀，我们的眼界扩大了。”我们常常被提醒，即使赐给我们克洛索斯的巨富，我们的目的一定还是如此，我们的方法将依然故我。况且，你如果受尽了贫穷的限制，例如连书报都买不起了，那时你也不过是被限制于最有意义、最为重要的经验之内了；你不能不跟那些可以产生最多的糖和最多淀粉的物质打交道。最接近骨头地方的生命最甜蜜。你不会去做无聊的事了。在上面的人宽宏大度，不会使那在下面的人有任何损失。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
——梭罗《瓦尔登湖》
政治家和君主的区别
政治家和君主的区别在于：当政府由个人执政，那么统治者便是国王；而人民依据政治学的原则治理国家，人民轮番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当他成为统治者时，则称为政治家。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政治的四种形式
政治有四种形式——民主政体、寡头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因此，最高的裁决权归于这些统治权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或者部分或者整个的权力。
民主（平民）政体是公民通过投票将政府官员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的政府形式；而在寡头政体下，需要财产资格，在贵族政体下还要有受过教育的资格。我所指的受过教育是受过由法律规定的教育内容。因为在贵族政体中担任官职的人是忠实于全国性制度的人，这些人一定会被看做是“最优秀的人”，这种政体政府的名字正是由于这一情况而获得的（贤能政体，最好的统治）。君主政体，正像它的名字所含有的意思那样，是建立在一人有权统治所有人之上的。有两种形式的君主政体，一是帝王统治，受到获得权力的条件限制；另一则是“僭主政体”，不受任何限制。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
职业政治家的素质
政治首先保证你有权力感。即使身居微职，职业政治家也能意识到，他在影响人，在参与支配人的权力。特别是有一种把握着重大历史事件的神经末梢的感觉，这样一些感觉使他从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但问题在于，靠什么样的素质他才能不辜负（不管在具体条件下多么有限的）权力，确实负起肩上的责任？我们现在涉及伦理问题，因为，为了能操纵历史的舵盘，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伦理问题。
可以说，有三种素质对于政治家特别重要，热情——责任感——判断力。实事求是地说，热情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不成功，便成仁。这不是我的亡友格奥尔格·齐美尔习惯地称作“无实之华”的那种心态。“无实之华”是某一类知识分子，特别是俄国知识分子（当然不是他们中的一切人）的特色，在今天这场用“革命”这个骄傲的名称粉饰起来的狂欢节中，它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也起了一种重大的作用：一种没有任何实际责任感的喜欢做智力游戏的人的空中楼阁式的“浪漫”。因为，只有热情，心再诚也无济于事。热情，如果不为“事业”服务，不把对这项事业的责任当做重要的行动指南，是造就不了政治家的。为此需要判断力，这是政治家十分重要的心理素质。判断力，就是沉静地面对现实的能力，也就是对事对人的距离。单纯就此而言，“没有距离”是一切政治家的不赦之罪之一，也是把我们的下一代知识分子惯成无用之辈的弊端之一。问题正是：怎样才能迫使炽烈的热情和冷静的判断力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政治用的是头脑，而不是人体的其他部位。但是，献身于政治，只能出自热情，并靠热情来支持。当然，这种政治不应是轻佻的智力游戏，而应是真正的人类行动。强烈的克制，是热情的政治家的特点，也是他同那种华而不实的政治半瓶醋们的区别。只有通过养成保持距离——包括这个词的各种含义——才能做到严于克己。政治“人格”之“强”，最最重要的是指具备这些素质。
因而，政治家必须时时刻刻同自己本身的浅薄和过于人情味的敌人作斗争，这就是庸俗不堪的虚荣心——一切实事求是的献身精神和距离的死敌，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与自己的距离。
虚荣心是一种十分流行的特点，大概没有一个人完全摆脱了它。在学术界和知识界，它是一种职业病。不过对于学者来说，不管虚荣心表现得多么讨厌，总还不是十分有害，就是说，通常并不干扰学术活动。对于政治家来说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把追求权力作为不可避免的工作手段。“权力欲”——这是常见的说法——因而实际上属于他的正常素质。如果追求权力不是为“事业”服务，而是不务实事，成了纯粹个人自我陶醉的对象，那么他就开始对自己职业的神圣精神犯罪了。在政治领域中，归根结蒂只有两大不赦之罪：不务实事和不负责任，两者往往一致，但也不总是这样。虚荣心就是要求尽量出风头，它使政治家不能自拔地陷入蛊惑：犯其中一桩罪或两桩都犯。当民众领袖被迫考虑“效果”时，就更糟糕了。正因为如此，他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又想变成演员，又想轻而易举地为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只关心他给人的印象如何。不务实事使他越来越追求权力的金碧辉煌的外表，而不是真正的权力。不负责任则表现为：只是为了权力本身而享受权力，而没有实质性的目标。尽管，更确切地说：正因为权力是不可避免的手段，而权力追求是一切政治的动力，所以，对政治力量所作的最坏的歪曲莫过于靠权力瓦釜雷鸣，虚荣心大作，陶醉在权力感中，简言之，对权力的形形色色的膜拜。我们这里也有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家”的狂热崇拜，试图神化他。也许他能发挥巨大作用，可实际上一事无成，一钱不值。批评“权力政治”的人完全正确。从“权力政治”的典型骨干们精神上一下子崩溃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爱卖弄的空架子背后隐藏着何种内在的弱点和无能。这种空架子是对人类行动的意义表现得极为可怜、极为浅薄的自命不凡的产物。事实上，任何行动，特别是政治行动都有悲剧的成分，那种自命不凡的空架子对这一点却毫无认识。
政治行动的最终结果往往——但不全是规律——和本来的意图不协调，有时甚至截然相悖，这完全是事实，而且是全部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不过我们今天不想进一步证实。正因为如此，如果说行动应当有精神支柱的话，那么“为某项事业服务”这样的思想是丝毫也少不得的。政治家为之追求权力、运用权力的事业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信仰问题。他可以为民族的或人类的、社会与伦理的或文化的、精神生活的或宗教的目的服务；他可以由于“进步”——不管什么样的“进步”——的强烈信念武装起来，也可以冷漠地拒绝这类信念；他可以要求为某种“理念”服务，也可以原则上否定这种要求而为日常生活的具体目标服务——不管是什么，总要有一种信念。不然的话，那种尘世虚妄、逝者如斯的命运实际上——这是完全正确的——也会降临到那些虚有其表的政治成就上面。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涉及今晚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以政治为事业的伦理。政治本身——不管其目的如何——能使何种职业在人生合乎道德的总体安排中得到满足？换句话说，何处是政治得以栖身的道义场所？当然，最终必须在互相冲突的深刻的世界观中进行选择。最近又重新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在我看来讨论的方式相当错乱。让我们果敢地面对这个问题吧！
不过，我们首先要把问题从浅薄无知的歪曲中解放出来。伦理，最初可能扮演一种糟糕透顶的角色。让我们举几个例子。诸位很难找到这样的男人，当他的爱情从一个女人转到另一个女人身上时，会没有一种感到要把自己的做法正当化的需要。他会对自己说：她不值得我爱，或者她使我失望了，或者摆出诸如此类的理由。他不爱她了；妇人必须承受这种直截了当的命运。而他还要为自己编造“正当”的理由，把不幸和不义全加在她身上。这实在太不侠义了。情场上的胜者都爱玩这种把戏：情敌一定不如自己，否则他不会输掉。任何一场战争胜利后，胜者如果以有失身份的语调声称：我胜利了，因为我是正义的，这并不奇怪，也很自然。或者，当一个人由于恐惧战争而从精神上崩溃时，他不直接说：这太残酷了，而是觉得需要为自己的厌战情绪辩护。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感觉：因为我必须为一项不道德的事业战斗，所以我受不了。战败者也会这样为自己辩护。与其像老娘们儿那样在打完仗后找“祸首”——造成战争的毕竟是社会结构——倒不如像条男子汉，吞下苦水，对敌人说：“我们打输了，你们赢了。这已经过去了。现在让我来谈应该做什么结论吧！这要符合战争所争的实质性利益，还要——这是大事——考虑对未来的责任，这主要是胜者的事。”任何别的做法都会丧失尊严，造成恶果。一个民族可以原谅对他们利益的伤害，但不能原谅对他们荣誉的伤害，尤其不能原谅用教士的优越感来伤害他们的荣誉。任何一份在几十年后公布于世的文件都会再度激起不体面的叱闹、仇恨和愤怒，而不是至少从道义上埋葬战争及其结局。这只能借助务实精神、风度特别是尊严来实现。却永远不会借助“伦理”来实现，这种伦理实际上意味着双方都失掉尊严。伦理并不关心政治家的事：未来和对未来的责任，而是追求过去的罪责，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毫无结果，因为不能作出结论。如果说有罪责的话，那么，这样追罪责本身就是罪责。这样做会忽视实质利益对全部问题不可避免的歪曲：胜者关心的是索要最大的好处——道义的和物质的；败者则希图通过认罪捞到好处。如果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卑鄙”的事情的话，这就是，这就是利用“伦理”作为“正义”的手段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职业政治家的素质》
论政府的负担
现在国家，不论是何种政制，专制也好，寡头政治也好，孟德斯鸠所研究的民主政治也好，其特点是经济作用到了统治一切的程度。凡是往昔由私人经济担当的种种任务，今日都由国家担负了。我们得追究这权力是怎样转移的。
自由经济的世界，如在19世纪末期的法兰西还能看到的，是由乡村的坚实的机构促成的。那时，在全地球，在无数的企业中，银行、农庄、商号、小店，人们到处在追求财富。他们追求时并无什么全盘的计划，但这千千万万的人的情欲、需求、冒失的总和，居然把平衡状态随时维持住了。不景气的巨潮并非没有，它亦和今日一样带着大批的灾祸而俱来：失业、破产、倾家，但巨潮的猛烈之势很快有了挽救之方。每个企业的领袖，研究着以前的不景气潮起伏之势，参考着自己和长一辈人的回忆，懂得从前物价曾低落到使人人可以毫无顾虑地购买的程度。在法国为数最多的家庭旧企业中，人们对于这些周期的风浪并不十分害怕。船在大海中把得很稳，亦并不装载过于沉重的资本。在那时代经营家庭工业的人看来，向银行借款是一桩罪恶。如果遭到了这种灾祸，便把家庭生活极力紧缩，直到漏卮填塞了为止。事业的需要胜过人类的需要，或说得准确些，是人和事业合为一体，必须事业繁荣，人类方得幸福。那时代，一个人对于事业的忠诚，竟带着一种神秘色彩，也即是这一点造成了事业的势力与光华。事业的忠诚和职业上的荣誉，是当时法国最普遍的美德。
里昂、罗贝（Roubaix）、诺尔曼堤（Normandie）各处的大店主，从没想到和同业联合起来以消灭竞争，更未想到在经济恐慌时要依赖国家救济。竞争者即是敌人，如果他在社交中——那时也很少——遇到他们，他说话亦很勉强，很留神。和州长部长的关系，也不过在罢工时请求他们保护工厂而已。反之，国家亦难得注意经济问题。党派之分野，多半是为思想，很少为利害关系。经济生活自有个人的反应支持着，这些反应，因为直接受制于极单纯的本能之故，自会应运而生。
多数重要的事业，都由此社会的自然生活承担着。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大半的工业城中，法国专门教育是由那些义务教员借着公共场所组织成的。互助协会的会长与司库只是中等阶级的人，他们于星期日到会工作，计算账目，可毫无报酬。这样，他们使国家不费一钱得有社会保险组织，虽然不完全，但是自动的、诚实的、可靠的。在英国与美国，私人建设在国家生活上所占的地位更为重要。大学有着自己的财产，医院亦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