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类似延续了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乡土“仇恨”，在日本还真有不少。当地人一提到那些往昔旧事，就不由得牙根发痒。我记得日本人曾指责中国过于记仇，对犯罪的人和民族，即使承认了错误也不能宽恕，因此中国有“千古罪人”的说法。现在看来，日本也是这样的，并且在极具特色魅力的乡土文化中表现出来。
“秘书力”等级考试
在日本公司职员中有一个共识，想在办公室如鱼得水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搞好人际关系。无论公司大小，员工多少，再有能力的人也要先过交际这一关。日本有句俗话：进了公司要先在“石上坐三年”。如果恃才自傲，在搞好人际关系之前就崭露角，绝对会“死”得很惨。
这可不是耸人听闻。近年来，一连串的日本社会问题都显示，办公室哲学是多么重要。与同事的关系搞不好，他们就会合伙欺负你，或向老板打小报告；与老板的关系搞不好，他可以折磨你，或命令你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直到逼着你辞职。现在，这种情况在日本公司已经属常态，法律机关也多次对此进行了规制。
自己的命运得自己掌握。日本职员是如何避免中枪的呢？近段时间，秘书资格考试逐渐获得了人们的青睐。不要以为秘书只是干杂活，也不要以为只有女性才适合做秘书，拥有秘书资格的男员工也不在少数。一位刚参加过考试的29岁男性就说：“我要借助这个考试提升自己的礼仪水平和交际判断能力。我们把它叫作‘秘书力’。”
日本的秘书资格考试分4个等级，考评范围涵盖商务常识、社交礼节等初级常识，以及处理同事、上下级关系等晋阶能力。比如和老板一起参加派对，如果迟到了是否该向主办方道歉，在派对上秘书是否能加入老板的谈话，如果换成下级和上司或后辈与前辈出行，这些基本常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一级（最高级）秘书的考试题目是什么呢？第92届的考试题中有这么一道：秘书A的部长上司刚刚换人，新领导看起来十分威严，让部下难以接近，也让科长夹在中间很难做人。部长感觉到了办公室气氛的不协调，不时地询问A大家的情况。请问A应该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这道题戳中了大多数公司职员的痛处，标准答案是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向科长建议“部长担心下属对他敬而远之，您是否应该主动和他说说话？”第二，向同事们建议“部长很想了解大家，下次进他办公室时，不要只谈工作好不好？”第三，向部长建议“您不用感觉不好意思和大家交流，主动询问他们一些个人情况，几次之后他们就对您亲近了。”切记，这三点的顺序不可颠倒。
总之，懂得随机应变，将所有事情处理妥当又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就是好秘书的铁则。而这种能力正是大部分日本公司职员缺乏的，而很多年轻职员更是几乎完全不懂。难怪秘书资格考试的运营单位评价道：“30~40岁的男性员工正在逐渐成为秘书资格考试的生力军。”
的确，拥有一群“秘书力”强的员工，是每个老板梦寐以求的事。她（他）们不但训练有素、举止得体，还能时刻“想老板之所想，急老板之所急”。不要小看“秘书力”的重要性，也不要将其与所谓“工作能力”区别看待。其实，“工作能力”越强的员工，一般“秘书力”肯定也越强。
大行其道的日本奶爸
安藤辉是一个5岁女儿的父亲，在高岛屋横滨店绅士服装卖场工作。他是公司里申请育儿休假年龄最大的男员工，至今这项纪录无人打破。
安藤的妻子也在高岛屋工作，夫妇俩在育儿问题上分工明确。周一到周五送女儿去幼儿园是安藤的工作，接女儿回家是妻子的工作。周六安藤休息，因此这一天的清扫、做饭、洗衣服、哄女儿睡午觉等，都由安藤一人完成。
在最近10年间，像安藤这样40多岁出才结婚生子的日本大龄男青年越来越多。据厚生劳动省2011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同年全日本有66万1895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男方在44岁以上的夫妇占15.8%。而且这些大龄男青年还有一个共同点——喜欢做奶爸，因此这群人被亲切地称为“育儿男”。
家住琦玉县朝霞市的津田公典今年47岁，每天早晚都要骑自行车送5岁的女儿上幼儿园，然后再去上班。奶爸津田谦虚地说：“事实上，照顾女儿的工作还是妻子做的多一些。我除了接送外，还负责为女儿的房间制作家具，帮助妻子进行网络购物等，我俩是互补型的育儿夫妇。”
津田还说：“之所以会做一个奶爸，是因为婚前一个人生活的时期较长，去外国旅游、专注于兴趣等，这些事情几乎全都体验过，所以我不会再像那些年轻的爸爸一样，感觉参与育儿就把自己的时间牺牲了。另外的一大原因是公司肯给带薪休假的机会，不然怎么做‘育儿男’？”
的确，除个人年龄、经验的要素外，大龄奶爸的增多与整个日本社会风气的转变不无关系。日本一向被认为是男尊女卑的代名词，自1999年制定《男女共同参划社会基本法》，并在内阁府等中央省厅及地方政府设立“男女共同参划局”后，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近年开始刮起了“男女共同育儿”的旋风。
鸟取县从2010年开始就自称育儿王国，2011又对积极给男员工放育儿假的企业发放补贴，规定员工总数在100人以下的公司，补贴金额为35万日元。为此，鸟取县男性在晋升奶爸后的育儿带薪休假率从2006年的0.8%增长到了2012年的3.1%，超出了2.63%的全国男性平均育儿休假率。2013年4月9日，在鸟取县知事平井伸治的呼吁下，鸟取、广岛等10个县还共同成立了育儿同盟会。
截至2009年，东京都文京区的政府机构还没有过一名男职员主动申请育儿假。但这个纪录在2010年4月被打破，而破纪录者竟然是区长成泽广修。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文京区开始出现了上级劝下级多请育儿假的现象。
再比如广岛县，男性平均育儿带薪休假率在2008年是0.6%，到了2011年就大幅攀升至了4.6%。还有京都府，为呼吁府内男性人人争做“育儿男”，在2010年末索性废除了育儿假次数限制。为此，该府男性平均育儿带薪休假率从2009年的1%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5.1%。
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直接代表着一个国家活力程度的高低，但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的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比1960年减少了四成以上。
日本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森雅子更是急得直跳脚，说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危机”，并且一再强调“育儿工作是至高无上的，要将这种观念传播开来，构造一个男人也容易申请育儿假的社会”。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日本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男人争当奶爸的。
“拖油瓶”的女高管
日本女性进入社会已经是“老大难”问题了。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初颁布《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虽有了好转，但始终无法扮演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
据统计，本届国会众议院女性议员比例仅占7.9%。前几届选举中由于“小泉女孩儿”、“小泽女孩儿”等的出现，女性议员比例还算说得过去。但这一届没有了大佬的主持，议会里的“女孩儿”们也不见了踪影。
不仅政坛，日资企业里也鲜见女性领导者。据统计，在科长以上的管理者中女性只占6.8%，甚至比以刻板著称的国会还少。前不久安倍内阁发表了“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第三支箭——成长战略，专门对女性领导者在企业里的比重做了规定：到2020年，女性应占到企业中等以上管理层的30%；在上市公司的决策团队中必须至少有一名女性。
尽管日立、东芝等17家大企业带表示支持，甚至将其视为关系股价涨跌的大事，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仍是阻力重重。俗话说得好，最大的敌人永远来自内部。女性管理者还没开始增多，就已经有男性出来大唱反调了。在一家企业任科长的40岁男性无奈地称，女性总是有忙不完的“副业”，养育儿女、买菜做饭、伺候公婆，经常一下班就不见踪影。但晚上经常要与客户应酬，没了女性陪同怎么行！
这位科长的话代表了大部分男性员工的心声。在企业里女性的作用小、地位低，也是女性无法每天十几个小时泡在公司造成的。某著名私立大学政策学部教授太田称，日本公司不同于欧美，上下级关系中有很多个人感情因素，女管理层一旦增多，男员工在心里“造反”的可能性就会升高。
太田表示，在日本企业里搞人际关系的最重要手段莫过于酒会，女性管理者因为无法在这方面与部下“以心传心”，因此她们上任后酒会将会大幅减少。企业员工的士气也会因此下降。此外，女上司一般会对男下属宽容、对女下属则加倍严厉，这种女人心理带来的偏见和不公会让欺凌下属的现象增多。女性缺乏冷静交流和正确判断的能力，是否适合担任领导者还未可知。
除了“专家”的议论之外，不少男性普通职员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们多数认为女人的情绪阴晴不定，朝令夕改的事情肯定会经常发生，而且还绝不会承认自己错了。如果办公室里有这么一位女上司，每天只是揣摩她的心情就要花费很大精力。每个月的生理期，将来的更年期，想想就让人害怕。
在日本这个刻板不变通的社会，女性只在想走入企业的管理层，就招来男性的种种反对和攻击。看来，日本政府在制定比例目标之前，应先着手改善一下社会风气，以及企业内部那股男性势力涌起的暗流。不过再深入一步追究原因，男性社员虽然表面上占据“统治地位”，但承担的工作压力也确实比女性大得多。加上激烈的竞争，男性员工们对女性领导应该也是羡慕嫉妒恨吧。
神保町——东京的书店街
提起东京的神保町，在日本爱书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有的人甚至能够将日本“书虫”池谷伊佐夫的《神保町书虫》中写得谐谑有趣的短篇流利地背诵出来，还有的人会如数家珍地顺口说出几家自己最中意的旧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