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各种条件完全相等的机会之下，假使我们愈以毁灭敌人力量为目标，则我们自己军事力量的浪费也就愈大。
——[德]卡尔·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入朝8个月的作战，中国军队完成了历史性的战略任务。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军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在既无空军掩护，又无坦克支援，仅有少量炮兵的情况下，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将战线从鸭绿江边推回到400公里以南的三八线附近，并以23万人的战斗减员为代价，歼灭“联合国军”22万余人，其中美军8万余人（美方公布数字为5万余人），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基本达成了出国时的战略目标。
对于饱受了百年欺凌宰割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
然而毋庸讳言，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中国军队士气也受到很大负面影响。5月26日，当中国军队正在北撤，彭德怀就以志愿军党委名义致电中央并高岗：
根据各军反映，目前部队有些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感到厌倦，认为没有相当飞机、大炮、坦克配合，很难甚至不可能大量歼灭敌人，埋怨飞机不出动，技术兵种未配合，对于四、五次战役未取得很大胜利表示不满，相当普遍顾虑供应的困难得不到解决，因而对战争的前途表示怀疑，所谓战争无头苦无边；官兵关系不正常，破坏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产生上述右倾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战争很残酷，困难多且严重，以及一、二、三次战役打得比较顺利，对美帝是纸老虎片面了解，产生和存在着轻敌和速胜思想。但自四、五次战役以来愈来愈残酷，看到战争不可能短期结束，同时志愿军党委对战争长期性未进行系统的深入教育。
这是实话实说。
思想波动最大的是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部队。
在战役结束后的休整地域，“刚刚经历了浴血鏖战和长途行军的指战员们，衣着褴褛，精疲力竭，有的在裹伤，有的不顾野地上满是露水，倒下就呼呼大睡；有的从大路上割来被敌机打死的骡马的肉，挖无烟式防空炉灶煮熟充饥……”。
“没有歌声，没有笑声，甚至听不到说话声。”这是一位亲历者留下的文字。自解放战争以来，这支军队还很少出现这样的窘境。第九兵团因为经历过第二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的严峻局面，情绪波动相对要小些，但也很低沉。第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张景华为了解部队的思想状况，曾找到一个在战役中打得很不错的尖刀营，与副营长和政治教导员进行了如下对话。张景华先开口：“你们营作为师的尖刀部队，打得非常出色嘛！当然也很苦也很残酷，所以我们才需要调查各种情况，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浑身上下到处都裹着绷带的副营长突然呜呜大哭起来：“我们6个营级干部，牺牲了4个，就剩我和教导员……全营，有一大半人没回来。这仗打得真窝囊！”“开头穿插很顺利。”教导员接过话头，“一夜工夫我们就突进敌人纵深110里，经历大小战斗9次，打死打伤敌人140名，俘虏270多名……”“哦！打得不错嘛！”张景华情不自禁地惊叹一声。“我们提前半小时占领预定高地，卡住了敌人一个团的退路。”教导员脸色陡然为之一变，“说好4小时后主力部队上来，结果14个小时也不见踪影。我们死守高地，两面受敌，打得好惨！”“天天讲美帝纸老虎，这回我们孤军被围，敌人可就是铁老虎了。”副营长发起了牢骚，“战前我们把敌人宣传得太差劲，大伙思想上也就麻痹了。抢占高地后，累是一回事，关键是多数同志对敌人优势火力估计不足，不愿拼死命构筑坚固工事，以为咬咬牙挺几个小时就顶过去了。结果一个小山头上，至少落下了上千颗炮弹和炸弹，要不是命令我们撤回，全营的人都非给轰光不可。”
“你们抓的俘虏是怎么处理的？”张景华问。一说俘虏，副营长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咱们的俘虏政策，实在叫人想不通……”“冷静些，冷静些，好好说！”教导员赶紧按住他。“没关系，随便说！”张景华不在乎这个，军事指挥员要没点脾气反而不正常了。副营长气得扭歪了脸，反而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教导员替他说了：“我们营是头一批渡过昭阳江的。一过江就按照预定路线向南猛插，一路上势如破竹。敌人毫无思想准备，一顿狠打他们就溃不成军。团里给我们配了一名英语翻译，两名朝鲜语翻译。只要用英语或朝鲜语喊一通话，告诉他们已经被包围，缴枪不杀，晕头转向的美国兵和李伪军就会丢下武器跟着咱们走……”
“跟着走怎么行？”副营长插上话，“穿插任务紧迫，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带着俘虏就会被捆住手脚。当时好些人就说处决他们，因为这些敌人是暂时给打懵了，并不是真心想投降，要是一看到咱后续部队没上来，不逃跑也会抄起家伙跟咱们干。”
“结果正是这样！”教导员一脸悲愤，“我们本想就这样办，可俘虏政策和战场纪律，咱们一点也不敢含糊。我们把他们集中起来，点过数让他们自动往北走，枪炮没法带，就卸下枪机炮栓扔沟里，想等到打完歼灭战再来拾掇。哪里会想到咱们的主力会被挡在半路上，不能完成合围啊！结果这些俘虏一个也没带出来。那天拂晓，在穿插路上最后一次战斗中，有20多个美国兵放下武器向后转，一会工夫，就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又搞来一批枪支，掉过头来撵着我们屁股打。也怪我们大意，没想到战场上是很容易搞到武器的。我们营长就是给他们打死的。把大伙儿气得嗷嗷叫，悔不该对这帮混蛋手下留情。”
“能抽几个战士押送一下就好了！”张景华道。
“我们营强渡昭阳江时伤亡就不小，一路上又不断减员。加上尖刀营的战士一突入敌后，个个都是过河卒子变成了车马炮，这样的精兵一个顶十个敌人，谁还舍得抽他们去押俘虏？”
副营长还是很忿忿然。
“唉，总而言之，我们对俘虏太讲仁慈，从制定政策到执行政策，整个一个右倾。”教导员说着说着也走了火。刚从战场上下来，大家嘴上都没把门儿的。张景华能理解，但不能姑息：“这话不够全面，制定政策是从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执行政策必须有坚定性。碰了钉子出了纰漏可以分析找原因，但不能怀疑政策。你们吃了亏，但你们的行动也产生了好影响，至少敌人说我们抓了俘虏就杀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两位指挥员沉默了，看得出来他们心里还憋着气。“还没想通？”张景华追问一句。副营长梗着脖子不说话，教导员勉强说了一句：“首长放心，不管想不想得通，反正往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照样执行命令就是了。”还是不通。也难怪，仗打得不顺手，谁心里都憋着一肚子火没地儿撒。
第五次战役后来成为一个热门讨论话题。现在看来，这次战役在组织策划上确有可评可议之处。从这次战役投入的力量来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然而战役结果却又如此地不尽如人意，究其根本的内在原因，还在于传统的基于国内战争经验的作战指导方式在许多方面已不适应现代战争发展的要求所致。
特别是敌方已经了解了自己的特点以后更是如此。毛泽东归纳为：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这确实是战役主观指导上的原因。首先，是打得“急了一些”。战役发起前，中朝军队统帅部根据美国增兵日本、美国海军舰队在朝鲜东西海岸活动频繁和各种情报，判断敌人有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可能，为此，采取某种相应措施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敌人实施登陆作战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特别是时间条件则缺乏具体深入和科学的分析，从而对敌人登陆的现实可能性估计过高。为急于破坏敌人的登陆行动，提前发起战役，以图尽早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夺回主动权。这样一来，就使战役准备十分仓促，战略预备队从国内赶来刚刚集结，只做了必要的临战准备就投入了作战，地形不熟，战术准备不足，粮弹贮备不多，致使作战行动受到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由此也可以看出，“威慑”在战争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打得“大了一些”。
由于对敌我双方力量缺乏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对“联合国军”方面技术装备的优势给中朝军队作战带来的影响和敌人战术上的改变缺乏深刻的认识，过分看重改装了苏式装备后的中朝军队的力量，自身又拘泥于第一、二、三次战役在特定条件下以奇袭方式获取的带有很大局限性的胜利经验，从而对战役的作用估计过高，看成是“朝鲜战争的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虽然有了“准备长期，争取短期”的正确战争指导方针，在具体掌握上却偏重于“争取短期”。战役第一阶段预定歼敌5个师另两个旅，其中美军3个师，第二阶段又预定歼灭韩军6个师，这在当时双方技术装备悬殊、中朝方面又无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在客观上即或不能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可能性极小。
事实证明这个目标的确是一厢情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打得“远了一点”。
其实说远也不远，中朝军队前进最远也只有80～90公里。可就这个距离对他们来说也已经勉为其难了，战役稍稍一向纵深发展，运输线延长，供应和转运伤员就显得十分困难。第二阶段中朝军队停止进攻后，曾原地停留两天等待补给，转运伤员，结果仍补充不上，造成了转移行动初期的被动。由此也可以想见，在未解决空中掩护和后勤保障困难的情况下，想一气呵成，实施大迂回包围，向敌深远纵深发展突击，歼灭敌重兵集团，将“联合国军”赶下海，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事实证明，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后，倘不能在第一个夜晚基本上完成战役迂回任务，打乱敌人战役布局，而在战术上又未能完成分割包围并打乱敌人，则尔后战役发展就非常困难。敌人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技术装备条件迅速改变其不利态势：或迅速增援其被围部队，凭借其优势的炮火在大量坦克和飞机掩护下突围；或将已被打开的缺口迅速堵塞；或收缩兵力形成新的防御体系……
总而言之，办法显得要比中朝军队多。
而中朝军队呢，又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来制约敌人。战役第一阶段，正面突击的各军，由于在第一个夜晚未能实现战术分割包围，就被范佛里特抓住破绽，先将主力转移，而以快速部队与中朝军队保持接触；当中朝军队黄昏一发起进攻即迅速撤退，每次只退20～30公里，恰为中朝军队一夜徒步追击的行程；当翌日中朝军队迫近时，“联合国军”主力已占领阵地，以逸待劳，中朝军队即被置于其炮火控制之下难以继续发展进攻。所以，在战役的第一、二阶段，中朝军队曾分别包围了敌营、团兵力十七八处之多，但都未能达成歼灭。
从事后“臭皮匠”的角度来看，倘按邓华、洪学智等在战前的建议，将敌人放至铁原一线再打，粮弹补充也相对容易，准备也可以更充分。虽然也有一定风险，且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朝军队的力量态势，但效果肯定要好得多。
另外，在战役部署上，也存在着拘泥于旧有作战模式的缺点。战役第一阶段，东线第二十军、第四十军突破后向敌纵深发展时，却无后续力量投入战斗，结果付出鲜血代价打开的突破口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倘将第三兵团及第二十六军东靠，将第二十七军作为第九兵团的第二梯队，第二十七军跟在第二十军后边，从韩军第六师缺口打出去，那很可能形成破竹之势。而战役实际发展却是第九兵团方向兵力不足，第三兵团方向兵力又过于密集，在15公里正面上一个梯队展开突击，造成部队拥挤，也影响了进攻速度。
当然，从客观上来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双方物质力量悬殊的对比并没有在战争过程中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物质力量只有用物质力量才能摧毁。仗打到这个份上，只能说中朝方面的物质力量远没有强大到足以摧毁对方的程度。中国军队的装备主要靠从苏联购买，而当时苏联迅速为中国军队提供战场上的所有装备也确有困难，空军也只能掩护从鸭绿江到清川江一段。中国国内支持战争的财力和物力当然更不用说，新中国建国伊始，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不过542亿人民币，财政收入仅62.5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及美国在朝鲜战争第一年直接战费的1/2。而就这样微薄的财政收入，还有41.5%用于直接战费开支，经济建设则仅占财政预算的25.5%。
1951年战费开支在比例上和数量上还比1950年有所增加。
显然，长期打下去，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必将受到极大的牵制与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军队入朝后连续5次战役打成的这样一个结局，其中也蕴涵着一种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
不过，金日成可不这样看。复国心切的他还是一门心思孜孜于“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实现统一朝鲜的战略目标。就在彭德怀为中朝军队如何摆脱北撤的被动局面而殚精竭虑的5月30日，还收到金日成一封电报：
朴一禹、邓华二同志带来你对目前军事政治形势的分析与今后作战方针，我都同意。朝鲜战争更加困难、残酷。正如你所提到的：在这长期的战争中，如何争取较短时间内战胜敌人？对这一点的分析我是完全同意的。当然，在朝鲜延长军事行动，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对我不利。朝鲜问题，决不能预测和平解决，亦不能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根据以上情况，我之军事行动，我意不必延长。
你看，“准备长期，争取短期”，他认准的是那个“短”字！来信还提出八项建议，主要内容是在6月下旬对敌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各种准备措施。这股子要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的执着精神的确让人肃然起敬！6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在北京举行会谈。不知道用了什么招法，没发脾气也没吵嘴，反正最后毛、周二人说服了金日成，最后确定：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同敌人举行和平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行停战撤军，另一方面以坚决的军事行动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以配合谈判的顺利进行。为此，中共中央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在军事上也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
斯大林也对这个方针表示支持。